若以实事立论，戴逵如此之“隐”，就是与皇室、贵族以及当局之整体决裂，这是要冒生命危险的。晋孝武帝之时，屡以散骑常侍、国子博士征命，戴逵以父亲卧病为辞而不就。郡县官吏或敦促或胁迫，无时或已。戴逵情急无奈，便逃往吴地，依内史王珣就居——当时王珣有别馆在武丘山，逵潜踪而来，与王珣厮混了几十天，仍无长久之计。当时会稽内史是谢玄，颇有保全戴逵的慈心，遂上疏曰：
伏见谯国戴逵希心俗表，不婴世务，栖迟衡门，与琴书为友。虽策命屡加，幽操不回，超然绝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顺，常抱羸疾，时或失适，转至委笃。今王命未回，将离风霜之患。陛下既已爱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并存，请绝其召命。
这是一篇风义、辞章两般皆堪称伟大的文字，孝武帝因之放过了戴逵，而戴逵也得以在剡中悠游安居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位曾经庇护过他一段时间的王珣成了尚书仆射，显然基于私交所愿，也上疏再请征召戴逵为国子祭酒，加散骑常侍，戴逵还是不肯应召。
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东宫，太子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执操贞厉，含味独游，年在耆老，清风弥劭。东宫虚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参僚侍。逵既重幽居之操，必以难进为美，宜下所在备礼发遣。”之后没多久，戴逵就死了，完全脱却了官禄逼身的困扰。
戴逵之隐，须时刻冒大戮丧身之险，这与唐代以后的隐，有本质上的不同——大唐以降，“隐”之为事，形同仪节，则顽抗君命的精神已经荡然。这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高宗显庆五年，立“安心畎亩，力田之业夙彰科”、“道德资身，乡闾共挹科”、“养志丘园，嘉遁之风载远科”，首开其端。而今开元天子又立“哲人奇士，逸沦屠钓科”等——回首数来，这些都是奖掖士人沽隐遁之名，以登进取之阶；帝王求贤，以搜隐为能事，则隐者之避征逃名，反而成了入仕为官的手段。
李白出蜀，可谓适逢其会，他的《秋下荆门》恰是写于这初萌奋发之志的时期。“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两句，前一句是辞乡不回的隐语，后一句则具备了入世和出世的双重旨趣。
于戴逵、王濛、范宣、庾龢、谢安、谢玄乃至于王子猷、王珣等人，出仕或归隐只是士人阶级的取舍抉择而已。尽管谢安隐而后仕，王子猷仕而后隐，或出处随遇，或进退由心，一如山涛劝勉嵇绍的话：“天地四时，犹有消息。”是一种自然的更迭。
“隐”与“名”原本犹如天星参商，各在天之一涯，此出彼没，不相为侔。可是，到了李白的这个时代，仕与隐已非截然之二事，而远较东晋时代仅止于士族与皇室之亲疏离合更为复杂。其中最特别的一点，便是借隐而仕、由隐入仕的手段。寒门、白身之士逐渐发现：累积了数百年的南朝士人传统，使“隐”成为一种近乎必要的资历；“因隐得名”于无形中转变成“以隐致名”——原本的两般选择，也变成了一个反复的步骤，一个曲折的过程。
李白固不能如戴逵之乐道而淡泊，戴逵故事却带给了李白无穷的向往，剡溪深处的“通隐”格调，乃是人生最终的境界；在此之前，会须经历一番发达，而发达之所由，则非世俗之名则不可——那么，所谓的隐，也都是缘名入仕的准备。如此说来，“自爱名山入剡中”就透露着更幽微的意思：名山不是指知名的游憩所在，而是说声名如山，剡中具足。李白于是有了和王子猷一样、借附会于隐者而博名的情致。
此时，巴水如箭，峡舟似飞，恰是送载着李白，告别他那卑微无闻的身份，一去不回。于此，他写下了这首《渡荆门送别》：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这还是一首在声调上与时调若合符节的作品，颔联道景，颈联写意。山是身后逐渐消失的巴蜀之山，江是眼前倏忽迎来的荆襄之水。随身之月虽明，却照不透海市蜃楼一般有如幻影的前途，便在此刻，李白若有所悟，写下了用语平淡而命意决绝的结句，自己为自己送别。
近千年之后的清代诗家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论道：“诗中无送别意，题中（送别）二字可删。”不过，沈德潜是大大地误会了。诗题的“送别”，不是亲友分离之送别，仍须从诗句意会。末句“万里送行舟”，可以有“送·行舟”、“送行·舟”两种意义上的断读；深翫字句，乃可以发现：送这个字的意义，不是送别之送，而是载送之送，故与诗题之“送别”一字而双关，寓“送别”于“载送”。此作殊堪玩味者，即在将故乡之水拟为送行之人。
至若送行者但为故乡之水，也恰说明一件事：李白离乡时，并无人送行。东逝不返的江水，相送万里之遥，所送者，则是李白的故我。
从此，李白当得是“身外无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