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纵横家而言，胜负跟是非是可以等量齐观的。这样的一种人格，这样的一种训练，也许和李白天生的个性有所冲突，可是毕竟对李白的成长带来重大的影响。赵蕤的著作——《长短书》内容还相当完整，就是通过种种反复的举例、辩论，针对一个一个设定的议题进行言辩，和刘向所编的《战国策》、《说苑》、《新序》相当类似，堪称是一部辩论手册，而非思想论著。
李白写文章除了模拟整个《昭明文选》之外，这种辩论术的训练也使得他日后能侃侃而谈，从容应对，在种种与人相互交谈的过程中发挥机智，展现一种过人的风采。我常疑惑李白既然不能够参与名目繁多的科举、制举，为什么还那样用功读书。明明不需要考试，为什么他会那样努力呢。我相信在李白而言，那是一个有趣、恒久而且极其吸引人的游戏。更进一步说，写文章，学人写文章，借用前贤修辞表现而令时人叹为观止的制作，对于李白而言，就是一种表演。这种表演，无关乎日后能不能获取成为士族、成为官吏的机会。他只关心一件事情：我的文章比起古代那些高高在上、号称天潢贵胄者，那些诸侯卿士大夫，比起这些人，我李白应该毫不逊色。
与古人争胜，与时人较劲，看起来是两回事。如果说将“与古人争胜”来取代“与时人较劲”，那么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现实之中，基于身家地位不能参加科考的李白，如此积极地学习、模拟，并且一篇又一篇地写那些看起来几乎没有人会欣赏的文章，到最后反而成就了李白作为一个文章家、诗人最重要的训练。成就了此一训练的李白也满足了某种可以称之为虚拟的抱负。在二十五岁离开蜀地之前，李白还碰到了什么样的事呢？我认为接下来的这件事情贯穿李白的前半生，甚至到最后还影响了他的婚姻。
让我们先旁敲侧击地看一眼李白的父亲为自己命名为“李客”这件事。
为什么会有人为自己命名为“客”呢？客就是客人，也就是客商。给自己起这个名字，很显然李白的父亲并不是认真的。李白一定也知道李客并不是父亲的真正名字。
唐朝人非常重视避讳，也就是儿子不能口呼父名，也不能在自己的作品里书写父亲的名字。从这个角度来看，李白有很多的作品，比如“客心洗流水”、“乐哉管弦客”，至少在他的诗篇里面能找到几十个客人的“客”字，为什么他不避讳呢？一，他本来就不属于严格遵守礼法的士大夫阶级，可以不在乎。可是李白是一个希望自己能够从模仿到乱真，把自己视为一个士大夫的人，应该还是要避讳的。李白不避讳，那就只有第二个可能，他很清楚父亲本名不叫“客”。取名为客，因为他是从西域回来，心态上还是作客，何况他还是一个客商。
身为一个行商成本负担要比一般的店商更多，冒的风险要更高，可是也许正因为交通流动远地的货物，获利也可能更大。还有一点很要紧，就是需要拥有更好的偿债能力以及更卓著的信用。
从实务面来看，既要获利高又必须负担比较少的风险，就应该在一次次长途交易货品的往来之中，建立我们今天所说的仓储和物流中心，以及区域性的交易网络。李客是有条件的，除了李白之外，他还有大小两个儿子。李白很认真地读书、写作甚至吟咏诗歌，可是这些活动并不是承担家族事业的正务，而是先前所说的游戏。相较于同时代其他相同或不同阶级的男子，李白游戏的时间相当长。无论是否读书应考、谋求仕进，唐代男子到了十四五岁即告“成立”，李白的哥哥和弟弟，大约就是过着这样平凡而顺命生活的人。
李白曾经有诗这样说“兄九江兮弟三峡”，他的哥哥在九江，他的弟弟在三峡。九江和三峡两地是长江流域整个水运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两个地方，兄弟待了近乎半辈子。李白的哥哥大概也就是在十四五岁上到九江，幼弟差不多在同样的年纪到三峡扎了根。这显然和整个家族的营生有关。兄弟二人在水运起迄之地，转运东来西就的货物，春去秋来，执业如斯，本本分分从事着物流商的本行。至于李白，他在开元十三年忽然离开家乡乘船下三峡，并且经过九江。可是他经过三峡的时候，并没有去探望他的弟弟；经过九江的时候，也没有去拜访他的哥哥，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看起来，他好像是要躲避与亲人的会晤，为什么呢？
十六七岁的时候，李白可能犯下过杀人的案子，根据他自己的吹嘘，他曾经出手使剑，杀过好几个人。如果李白所言不虚，那么根据大唐律法，唐诗会少掉八成的光辉——李白就来不及把作品传到后世了。李白并没有真正杀人。他也许动了刀——因为他随身带刀。根据日后李白的好朋友崔宗之诗里的形容“袖有匕首剑，怀中茂陵书”可知，李白的袖子里随时都藏着匕首。可能李白在杀人成伤之后，在进入侦查的过程中，暂时被释放了，后来也不被追究——可能是李客花了些钱帮他摆平官司？接着需要一段平息的时间，李白不能在家乡昌明市上继续鬼混，这中间也许是半年，也许是一年。
接下来要问：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李白去了哪儿？大致上，根据三言两语、极为有限的资料，我们可以推测，他少年时期在一个叫大明寺的所在待了一年多。这会衍生出来另一个问题，寺庙可以让任何人长期居住吗？如果你是一个士人，也就是可以赴考任官的人，则尽管唐人笔记上流传着“饭后钟”（也就是吃过饭之后才打钟，招呼来寺庙僦居的士子前去用餐）那样悲惨的故事，寺庙还是有义务接待各方进京赶考的读书人。但是一所寺庙要让李白这样的少年犯进入，以读书为借口，逃避刑责，大概还是需要更复杂的关系。就此我们可以从当时寺庙与商人之间的经济供输，推敲出他们最可能的交往关系。
这就是我写《大唐李白》最早的一段路径。透过细节追索，我想描绘出一个文学史上没有叙述过的李白。文学史这门课程以及这个概念，是一个近代学院的产物；学院制度生产出来之后，我们学习的人误以为那厚厚的一本书里就是古代文人生活、创作的大体风貌，作品好像总是跟前代的以及后代的作品发生直接的影响关系。我们因此而忽略了每一个时代的作家都可能更大程度上与他那时代的实际生活有着更密切的瓜葛。
李白的诗、生活与情感之所以还值得我们继续求访，乃是因为整整一千三百年前的大唐时代，还有太多值得我们去想象拼凑以及研究理解的痕迹。我才起步而已。
（本文从作者接受《外滩画报》采访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