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v家吃晚饭。吃到一口味道可怕的食物，差点把它吐在餐盘里。因为主人在与我单独交谈，所以我没有把食物吐出来，而是把它不加咀嚼地吞了下去。正在这时，我的对话者大声地把嘴里的食物吐了出来，一边喊道：亲爱的，这东西太恶心了！亲爱的证实了：扇贝坏了。
74岁，5个月，6天
1998年3月16日星期一
结束了在贝伦的讲座。娜扎蕾——我的翻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在此停留了一会，放在我衬衫下的两根手指抚摸着我的手腕。今晚我想跟您一起度过，她说，而且可能的话，还有您走之前的另外三个夜晚。这个提议那么自然，以至于我一点不觉得吃惊。很荣幸，但没有吃惊。当然也有些感动。（在几秒钟的思考之后，还是有些错愕的。）娜扎蕾和我一起策划推广了这次讲座，安排了接待事宜，召集了活动分子，在各个方面弥补了一个热情有余但能力不足的组织的缺陷。圣保罗、里约热内卢、海息飞、阿雷格里港、圣路易斯，她帮我摆脱了大部分官方宴会，把我带到她选择的街区，领我进入各种她想让我了解的音乐和哲学圈子，现在又把手放到了我的手上。我的小娜扎蕾（她才二十五岁），谢谢，真的，不过恐怕你要白费劲了，岁月已经让这件事变得不可能。那是因为您不相信复活，她反驳道。还因为那里动过手术，因为欲望已死，因为我奉行一夫一妻制，因为我的年龄是她的三倍，因为那么多年没实践我已经不再把自己的身份放在性能力上，因为她在我的床上会觉得无聊，而我在她的床上会感到遗憾。这些反驳的理由那么不具有说服力，以至于我还没有说完，一个房间就已经开门迎接我们了。让我们躺下吧，她说，一边脱去我们的衣服，而我们确实躺下了，皮肤对丝绸，缓慢对缓慢，赤裸对赤裸，我们的接触那么温柔，以至于时间、重力和恐惧都不复存在。娜扎蕾，我没什么信心地说，先生，她一边在我脖子上留下细密的吻，一边轻声说，现在已经不是讲座时间，没什么需要控制的了。然后又轻轻吻我的胸，我的肚子，我生殖器的背面，但它动都没动，这蠢货，不过我一点不在乎，你可以不跟我们玩，老东西。细密的吻渐渐到达了我的大腿内侧，娜扎蕾的舌头为她的脸开路，与此同时，她的手滑到了我的臀部下面，我挺起了胸膛，我的手指消失在她那美丽的头发中，她的舌头掂量着我，她的嘴唇吞没了我，现在我在她嘴里了，她的舌头开始了缓慢的缠绞工作，她的嘴唇也像雕塑家一样来回动作起来，而我开始膨胀，千真万确，虽然不明显但的确有反应了，娜扎蕾，娜扎蕾，而且变硬了，千真万确，缓慢地然而真实地，娜扎蕾，哦娜扎蕾，我把她的脸拉向我的嘴唇，我们抱在了一起，娜扎蕾打开自己迎接了我，我来到娜扎蕾这里，就像终于回家了，有点胆怯，离开了那么长时间，起先在门槛上一动不动停留了一会，坚持不了多久的，我对自己说，不要说坚持不了多久，娜扎蕾在我耳边轻声说，我爱您，先生，于是我完全进入了她的家，进入了我的家，在起源之地，在重新找回的潮湿灵活的热度中，我还在长大，充满信任，时间被取消，我远远地看到了我的爆炸，完完全全地感受了它的上升，我可以控制住它，享受它的承诺，感受它的上升，继续控制住它，最后才彻底爆发。您做到了，娜扎蕾说，一边把我抱在怀里，我做到了是的，然后我像复活者一般享受了这一切。
74岁，5个月，7天
1998年3月17日星期二
在读昨晚写的日记时，我想到了宾语人称代词在情色描写中所起的作用：她的舌头掂量着我，她的嘴唇吞没了我，现在我在她嘴里了……这既不是顾忌廉耻的结果（我证实这里涉及的确实是我的睾丸和阴茎），也不是对某种风格的追寻（严格来说这反映了我在这一领域的能力欠缺），不，这确确实实是找回某种身份的标志。无论清醒之后会说些什么，此刻存在着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我就是我自己。对于指代娜扎蕾性器官的隐喻来说也是如此，我进入了娜扎蕾的家，在起源之地，我说的是她本人，她作为女人的身份。
74岁，5个月，9天
1998年3月19日星期四
娜扎蕾的黑皮肤，无法测量的色彩深度，棕色，赭石，蓝色，红色，性器官周围的深紫罗兰色，舌头的肉粉色，掌心的粉金色，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光应该感叹哪一种细微差别，它又该从哪一个深度浮上来。注视娜扎蕾赤裸的身体就是潜入到她的皮肤之中。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意识到自己的皮肤只是一层外衣。娜扎蕾光滑的皮肤，皮肤上的毛孔紧致到了不可见的程度，像湿湿的鹅卵石一般的皮肤，每走一步，她的裙子就会在皮肤上跳舞。娜扎蕾赤裸的胸部、臀部、小腹、大腿、背部那么结实，她的身体就是能量本身。娜扎蕾赤裸的情色……当我抱怨没法次次都复活时（差远了！），先生，她指出，您将性器官局限在它的……炫耀功能上了。接下来是一场由各种爱抚、各种前所未有的拥抱组成的盛宴，娜扎蕾的高潮是献给它们的掌声。一起泡澡时，娜扎蕾的乳房是露在凝脂一般的水面的两座小岛：向您介绍一下我这两个崭露头角的国家！娜扎蕾身上的胡椒和蜂蜜味道，她的龙涎香香气，她的沙沙的嗓音，她的非洲人特有的、让我的手指消失其间的蓬松爆炸头。娜扎蕾的哲学：当我在极度的陶醉中说“不错”时，她会反驳：您想说的是很好！简直太棒了！然后向我指出，我们这些欧洲人总是用迂回和委婉说法，好像这是受过最高教育的标志，其实这些说法降低了我们表达热情的能力，令我们的感官萎缩，使我们的风格占了上风，而我们自己却由此遭了难。娜扎蕾温柔的幽默：啊！先——生，催人入眠的长长叹息；然后我就不想要其他名字，只要这个绰号了。我离开时娜扎蕾的眼泪：她脸上的表情没变，眼泪却静悄悄地流淌在鹅卵石一般的两颊上。还有那被紧紧拥抱住的宝贝在我胸口留下的空洞。
74岁，5个月，15天
1998年3月25日星期三
之前面对r.律师时对我们脸庞的对比那么敏感的我（刚熟的苹果，放久的苹果），在乳房不受约束的小女大学生帮我包扎伤口时庆祝性欲已死的我，以为手术吹响了性生活之丧钟的我，已经不再计算年岁的我，这样的我在想到娜扎蕾时，怎么也无法从年龄差距的角度去看待我们的关系。如果让我脱离自己的肉体，并在一种道德命令强迫下观看自己那贴在一个年轻身体上的老朽身体，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可笑的形象？令人尴尬的形象？老色鬼？某种奇迹阻止了这种客观化。您不相信复活，娜扎蕾轻声说。从此以后，这是既成事实了。复活者所感受到的，现在我也知道了，这是一具融合了所有年龄的狂喜身体的降临。
74岁，5个月，16天
1998年3月26日星期四
以复活者的身份死去，这样的死亡对我来说更加容易承受。
74岁，6个月，2天
1998年4月12日星期天
是的，躺在医院病床上的蒂乔对我说，你的生命从一具老年人的身体开始，以一具小伙子的身体结束，这很公平。而且，他一边咳嗽一边笑着说，比起培养学者，研讨会制造了更多王八！我们大笑，他喘不过气来，给他拿药的护士就责备他。他们在给我化疗，护士走后他说。
75岁，1个月，17天
1998年11月27日星期五
今晚蒂乔走了。昨天他禁止我今天去探视时已经向我告别。不要给我的死添麻烦……每次去看他，都能看到病情的发展，看到化疗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他们把这个干瘦黝黑的法国南方人变成了一个白乎乎的东西，没有了头发，没有了色素，像个羊皮水袋，手指因肾脏再也无法排出的水分而肿胀得像一根根香肠。蒂乔与大部分濒死之人不同，大部分人在那时都会缩小，他的体积却膨胀起来，对他的身躯来说太过庞大了。可是疾病也好（肺癌扩散至全身），医学和它的道德也好（要是先生没有抽那么多烟！），都无法战胜这个嬉皮笑脸、蔑视一切的家伙，他尊敬死亡，也实事求是地对待生活：就是一次令人沉醉的散步。在离开病房前，他示意我靠近他。嘴贴在我耳边，他问我：不想离开森林的野猪的故事，听过吗？他的声音如今只剩气息，但声音之中始终蕴含着同一种爱笑闹的宿命论，而且还有——怎么说呢？——一种对对话者的深刻意识。
不想离开森林的野猪的故事
你看，这是一头老野猪。更像是你的同辈，而不是我的同辈，反正真的很老，睾丸空荡荡，獠牙也磨损了。被年轻的野猪逐出队伍后，这头可怜的野猪只能独自生活在森林里，像一头家猪。它听到壮年野猪与它的母猪们嬉戏，于是对自己说，必须离开森林，去其他地方看看。只不过它是在这些树下出生的，它在这里度过了一生。“其他地方”让它害怕。可是听到年轻的母野猪发出的欢叫声，这简直要结果它的性命。它突然下定了决心。我要走了！然后垂着头往前冲，笔直向前，穿过灌木丛、小树林、矮树林、采伐林、荆棘丛，一直来到森林的边缘。在那，它看到了什么呢？阳光下的一片田野！绿油油的一片！闪着磷光的美景！在这片田野中央，它看到了什么呢？一道围栏！一道四四方方的围栏！在围栏里，有什么呢？有一头巨大的家猪！那么肥壮，以至于皮肉都溢出了围栏，像是溢出蛋糕模子的蛋奶酥，能想象吗？一头全身粉红的巨型猪，身上一根毛都没有，已经是火腿了！震惊不已的野猪于是朝家猪喊：
“嘿！喂！叫你呢！”
巨大的火腿慢慢地转过头来。
老野猪于是问它：
“化疗……不太难受吧？”
75岁，1个月，28天
1998年12月8日星期二
蒂乔去世前几天，我给——他“最好的朋友”打了电话。（在友情方面，蒂乔使用的还是年轻人的分类方法。）最好的朋友回答我说，他不会去医院看蒂乔的。他更希望蒂乔在他心中留下“不可摧毁的生命力”的形象。不人道的敏感，把每个人都孤零零地扔给了自己临终的时刻。我讨厌精神上的朋友。我只喜欢有血肉之躯的朋友。
75岁，9个月，6天
1999年7月16日星期五
把蒂乔的骨灰撒在了布里亚克。这是他的遗愿。从那棵他小时候抓过乌鸦的山毛榉树高处。（格雷古尔的主意。）看着我孙子爬上这棵树干应该比过去粗了两倍的树，有那么一秒钟，我又看到了自己，正在为了救蒂乔而往上爬。眼前一根树枝一根树枝向上攀升的是拉鲁斯人体解剖图，不过多了一分优雅，而没有意志训练一直带给我的矫揉造作感，蒂乔一直嘲笑我这一点。骨灰被风吹走，一会儿聚集，一会儿分散，一会儿又聚集，朝支流飞去，最后在空中爆炸。蒂乔像个冒失鬼一般与我们永别了。
75岁，10个月，5天
1999年8月15日星期天
凌晨两点被我的膀胱唤醒。我一直懒得动，直到下面传来的笑声让我决心起床。格雷古尔、弗雷德里克和双胞胎在玩大富翁游戏。范妮在抗议，因为霉运挡住了她的去路，弗雷德里克在傻笑，因为两次掷出六点将他推向了胜利。大家注意，他来了！格雷古尔大声说，一边用手指着我，然后所有人卧倒在游戏上，假装不让我看到。这是个秘密，玛格丽特尖叫着说，好像她还是个小孩子，你没有权利看到它！起先我以为是格雷古尔刚进入青春期时我送给他的大富翁游戏之初夜，事实更糟糕：是他在值夜班期间设计的大富翁游戏之疑心病。从顽疾到恶疾，游戏参与者们最后会抵达死亡——游戏的最后一个格子，最终治愈他们对生病的恐惧。你要跟我们一起玩吗？范妮问。（她这个年龄的女孩还能使用正式的疑问形式，我感到很欣慰。）他们让了我三把，我得了多发性硬化，这让我获得了继续掷骰子的权利。（这是游戏的精神，病得越重，前进越快。）明天我们玩七大家族！玛格丽特下令。所谓的七大家族游戏是大家避之唯恐不及的四十二种疾病。（在癌症家族中，我要求得前列腺癌，在花柳病家族，我要求得生殖器疱疹，在医学家族，我要求得帕金森综合征，等等。）别这么夸张，别这么夸张，格雷古尔笑着说，不管怎么说，对所有人来说，最后一个格子都是一样的！表面看来，姑娘们——从今往后都是大姑娘了——很喜欢这个游戏。
75岁，11个月，2天
1999年9月12日星期天
去世的前一天，一下子老了十岁的蒂乔对我说：就连在年龄上，我也赶上了你！最老的那个是离出口最近的那个。
同一天，17点
一边喝着茶一边写下了这些。自从做手术以来，我就戒了咖啡。感觉茶能够清洁我的身体。一种内部的淋浴。喝一杯茶，撒三杯尿，维奥莱特过去常说。有一天我可能会喝热开水，就像晚年的于盖特婶婶那样。
76岁，2天
1999年10月12日星期二
说到胃常常“反酸”的于盖特婶婶，或者嘴里常常“酸涩”的妈妈，今天还有人会这样说吗？还有那个女人，每隔五分钟就四十五度转身，好让铋在她身体内部完全铺展开来……这种把自己当做木桶的方式让她周围人觉得很好笑。可是，在很多方面，我们并不比这些容器好多少。莫娜在吃一种抗骨质疏松的药，每天早晨必须就着一杯水空腹服下。这之后，她绝对必须站立半小时，不能躺下，因为药物会像烧碱一样损害她的食道。所以我们都是容器。仅此而已。补充一句，铋如今已被认为是一种毒药，已经被医生严格禁止服用了。
77岁，2个月，8天
2000年12月18日星期一
无名指连接手掌和手指的关节疼痛，疼得我醒了过来，好像我对着墙打了一夜拳击似的。是十年前在p太太的花园里翻转的那枚手指。债主来讨利息了。
77岁，6个月，17天
2001年4月27日星期五
夜晚总是被急迫的、然而产量不高的需求打断。不可能的任务。（漂亮的题目。）多少次？过去我的告解牧师这样问。多少次？现在我的泌尿科医生这样问。前者会威胁我，让我诵读天主经和圣母经，后者会威胁我，让我再做一次前列腺颈切除手术：没别的办法，您只能接受手术。不会让您年轻二十岁，但可以让您的夜晚更长一些。确实。可是我如同一个没有生产力的国王坐在自己宝座上时赐给自己的那些神游太虚的时刻怎么办呢？夜晚被小便的欲望唤醒的时刻，我没有把自己的膀胱想象成一个胀开的羊皮袋，而是一个石化的海胆壳，一个钙化的壳，无论如何都得把它清空，把小指放在水龙头下，打开一个没有压力的阀门。缓慢地掏空自己。可悲的垂直线。作为补偿，我脑海中会闪过一头被遗弃在草原中央的老驴子的形象，这头驴子让我有些感动。或者我会想起泉水丑闻，这口泉眼因为那些住在马奈斯家隔壁的马赛人而干涸了。过去这口泉眼清脆的流水声是我的摇篮曲，可以被列入具有镇静效果的声响之列，同时入选的还有石子上的脚步声、葡萄架里的风声、马奈斯的砂轮……（马奈斯一般会在上半夜用砂轮和铁砧磨他的工具，我还喜欢铁砧有节奏的两两相随的音响：叮叮，叮叮。）所以，马赛人的泉眼干枯了。开始长出青苔，可能上游还长了淤泥的腺瘤。最后出来一股浅褐色的、静悄悄的水，之后是几滴，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马奈斯气坏了——可能是他把泉眼堵起来的吧。
78岁
2001年10月10日星期三
丽松、格雷古尔和双胞胎们送了我们一台录像投影仪，还有十几部电影，我最喜欢的几部是：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曼凯维奇的《幽灵与未亡人》，休斯敦的《死者》，还有《芭贝特之宴》。啊！《芭贝特之宴》！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谁？加布里埃尔·阿克谢！范妮在旁边提示。好的，那就向加布里埃尔·阿克谢致敬！很久没有礼物让我这么开心了。以至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我没有早点送自己这个礼物。莫娜打开包裹时，我的快乐与投影仪同时从箱子里跃出。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像个孩子一样不耐烦地等待着天黑的到来。当我们最后把一块白床单拉在墙上时，我又体会到了从前的那种激动，每次维奥莱特把幻灯放在客厅小圆桌上时，我就会很激动。莫娜和孩子们把选择影片的机会留给了我，于是我选择了《野草莓》，伊萨克·伯雷教授毕业五十周年庆，很惊讶自己还记得他的名字！伊萨克·伯雷在儿媳玛丽安陪同下，前去隆德大教堂接受嘉奖他从业五十年的名誉博士学位。七十八岁，和我一样！这一点我当然已经忘记了，因为我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还不到四十岁。所以七十八岁了。我很自然地开始审视起这个老头的脸庞（看起来比我老很多），搜寻着我们共同的皱纹，在他身上认出我自己的某些缓慢姿势，或者几抹因年龄而变得遥远的若隐若现的微笑，但也有被无法动摇的欲望激起的生命力的突然绽放（比如明明口袋里装着机票却还是决定开车前往目的地），或者被他和玛丽安在途中捎上的三位年轻人唤醒的快乐，这种快乐完全与假期里在我身边闹哄哄的格雷古尔、玛格丽特和范妮带给我的快乐相似，他们的闹剧，他们的争吵，他们的快乐的和解……
正当我全神贯注看着屏幕上的表演时，另外的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与电影本身毫无关系，却与机器也就是投影仪有关。莫娜和我坐在投影仪旁边。这是个黑色的匣子，我们从一个缝隙把dvd塞进去后，它会负责其余一切事情：投影、音响、聚焦、电机冷却等等。安放在客厅中央的机器在距离我们四米远的床单上投射出了黑白画面，画质虽然因影片年代久远而老化，但还是足够清晰，不会让我想到自己的白内障。我听着老伊萨克和他的儿媳玛丽安的对话，认真看着他们无聊的争执——性格和年龄的冲突——，突然之间心生一个疑问：他们的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似乎来自屏幕，我们看到人物正在屏幕上说话。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声音是由我身边放在客厅矮桌上的录像投影仪发出来的。我看了看仪器：毫无疑问，声音来自这个黑色立方体塑料盒，距离我的左耳大约五十厘米。然而，一旦我的目光重新投向那块旧床单，所有的话语又找到了似乎正在说出它们的嘴巴！对这种声光学幻觉的力量震惊不已的我于是开始尝试一边看着屏幕，一边只听投影仪传来的声音。完全不管用。声音还是继续从瑞士演员们的嘴里传来，从那边，即从那块拉在我前方四米开外的床单上。这一发现使我沉浸在某种原始的陶醉之中，仿佛我见证了某个分身术奇迹。我闭上眼睛，声音就又回到投影仪的肚子里。我睁开眼睛，它们又来到了屏幕上。
躺在床上时，我久久地思考着真实的声音来源和从旧床单那里跟我们说话的人物之间的这种分离。在即将入睡的那一刻，我开始在其中隐约瞥见一个富有启示意义的隐喻。今天早晨醒来时，头脑中只剩下模糊的印象……仿佛我的身体在我前面很远的地方说话，而我坐在这张写字的桌子前，为它撰写着沉默的编年史。
78岁，4个月，3天
2001年10月10日星期三
“为什么一个人打呵欠会让另外一个人也打呵欠？”这个问题已经在16世纪由罗伯特·伯顿提出，在他的《忧郁解剖学》的第431页。这本书由科尔蒂出版社翻译成法语了。伯顿并没有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他认为呵欠会传染是因为精灵在作怪），不过他的问题把我带到了四十年前，我曾在那些特别乏味的工作会议上，因无聊而做过一些有趣的生理学实验：只需假装打呵欠，便能看到整桌的人都开始打呵欠。我以为这是我的发现，其实不是。我们的生命在开垦一片处女地中流逝，但这片土地在我们之前已经充当了成千上万次处女地。蒙田或伯顿就此写了一本书，可是还有多少发现没有被揭示，多少惊讶没有被传达，多少意外没有被吐露呢？在自己的沉默之中，人多么孤独！
78岁，6个月，14天
2002年4月24日星期三
不如立即承认了吧，在吃得过于丰盛的那些时候，需要用咳嗽掩盖的屁有演化为真正的直肠呼吸的倾向。开始的四到五步吸气，接下来的四到五步放气，与肺部呼吸一样具有规律性。这串珍珠并不总是如我的社会地位、我的自然风度和我的老前辈尊严所希望的那样是静悄悄的。由于一声短促的咳嗽已经无法掩盖它，现在每当有同伴在场，我就不得不说出一些长长的句子，而我说话的热情的主要任务是遮掩那令人沮丧的对位。
78岁，11个月，29天
2002年10月9日星期三
格雷古尔说好要来为我庆祝生日，却打电话说在医院得了水痘，被困在被病床上了。二十五岁得水痘，你能想象吗爷爷？你还一直说我早熟！你会看到的，我现在像个漏勺！一个高智商漏勺，同意，但还是漏勺。他的声音没有受影响，也许有点喑哑，于是我第一次自问，我对这孩子的爱是不是出于他那能让人平静下来的抑扬顿挫的嗓音。在变声之前，还是小男孩的时候，格雷古尔就已经拥有了全世界最平和的声音。而且，我们见他发过脾气吗？
79岁
2002年10月10日星期四
我的心，我忠实的心。的确不如从前强壮，但是，哦，多么忠实啊！昨夜，我做了一个很孩子气的练习：数一数我的心自出生之日起总共跳了多少下。也就是平均每分钟跳六十下乘以每小时六十分钟乘以每天二十四小时乘以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再乘以七十九年。很显然，根本不可能心算出这个数字。所以用了计算器。大约三十亿次心跳！这还没把闰年和因激动增加的心跳计算在内！我把手放在胸口，然后感觉到我的心在平静地、有规律地跳动着，完成剩下来的律动任务。生日快乐，我的心！
79岁，1个月，2天
2002年11月12日星期二
我们的格雷古尔死了。打完最后一通电话的第三天，他就陷入了昏迷。起先弗雷德里克以为是水痘引发的脑炎，那还有治愈的机会，可是不是脑炎，而是一种更为糟糕的恶疾，赖氏综合征。它寄居在水痘上，造成了致命的肝机能不全。弗雷德里克认为，这种综合征有可能是服用阿司匹林引起的。他在格雷格尔的口袋里发现了阿司匹林，格雷古尔可能想吃阿司匹林退烧，但他不知道它还有这种极其罕见的副作用。弗雷德里克在格雷古尔苏醒时让他承认了吃阿司匹林的事，但为时已晚。莫娜和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医院。一开始，我们没有认出他来。尽管有西尔薇和弗雷德里克在场，但有一种疯狂的期盼让我在一瞬间确信这是一个错误。这具蜡黄的身体长满脓包，从额头一直到手指尖，它不可能是我的孙子。我想到一部电影，影片中受诅咒的埃及考古学家在刚刚被他亵渎的坟墓前变成了木乃伊。可这的确是格雷古尔，躺在这张病床上的，的确是我的格雷古尔。我眨眨眼睛调整焦距，抹去了脓包形成的恐怖现实主义，然后又看到了我的格雷古尔，他的身体一直都散发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有趣的优雅，即便如今躺在一片泛黄的雾气中时也是如此。格雷古尔打网球时，总是会先玩一会打球游戏，模仿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冠军的姿势，在对手兴致勃勃地辨认出这些冠军时，格雷古尔已经得分取胜了。最终被激怒的对手于是要求“严肃一点行不行，烦人”，或者干脆扔下球拍离开球场，就像三年前那个小伙子w一样。我就是这样教他的——那时他大概十岁或十二岁——，因为——我对他说——我年轻时就是这样打网球的，如今在电视的帮助下，这个优雅的游戏已经成为情感外露的野蛮人之间的决斗。我不希望格雷古尔向粗鲁的运动招式让步。上帝知道我对这孩子的爱有多深！而我的笔徒劳地挣扎着想回避他去世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公平促使我们如此偏爱一个人？格雷古尔是不是真的拥有我的爱赋予他的所有品质呢？仔细想想，应该还是有三两个缺点的，不是吗？如果他能活到我这个年纪，他又会固守哪种令人生厌的怪癖？最好的那些人必须消失！我这样在纸上胡言乱语，是因为莫娜一声不吭的悼念将我遗弃在沉默中，而我需要将这沉默填满。她在想什么，莫娜，这样突然之间疯狂地做起家务？她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在想出水痘的那个夏天，如果布鲁诺同意把格雷古尔送来，可能他现在还活着？如果布鲁诺同意让格雷古尔接受自然接种？可是要这样做，得有点游戏精神，而布鲁诺很早就停止游戏了。孩子们都赤裸着身体，甚至无法忍受被轻薄的衬衣碰到。当其中一个抱怨痒痒抱怨得太厉害，其他人就会一起帮着在顶头透明的小疹子上吹气，然后轻轻地抚摸它们。我记得发明这个游戏的是丽松。孩子们代表了威尼斯的八面来风，但他们只有七人，因为格雷古尔不在，要是他在，他就是这个游戏中嬉笑的大风，而且今天还活着！布鲁诺花了两天时间从澳大利亚赶回来。他到的那天刚好是格雷古尔的葬礼。尸体无法保存更长时间。在拥抱布鲁诺时，我发现他变胖了。二头肌里开始有脂肪。时差和悲伤让他两颊下垂，表情拒人于千里之外。他没有向西尔薇问好，因为西尔薇不顾他的反对选择了宗教葬礼。家庭内部气氛尴尬。大家都没说什么话。葬礼后，在丽松家，双胞胎互相抱在一起默默流泪，西尔薇自言自语说着细毛蒜皮的事，她这个母亲当得多么心惊胆战，格雷古尔总是让她担心——您还记得吗，父亲，而且您过去也总是嘲笑我！——，把这样的话扔在大家的悲痛之中。弗雷德里克坐在角落，可怕地承受着双重的孤独：同性恋者的孤独和正式成为鳏夫的孤独，丽松出于礼貌也出于友情坐在他旁边，而我发现弗雷德里克和丽松很明显是同龄人，也就是说，弗雷德里克可以当格雷古尔的父亲了。格雷古尔的同学们也在（他所有医学院的同学都来了），他们在嘲笑神父烦人的说教。这也是宗教葬礼的好处，它能够让信徒和非信徒同时坚定各自的信念，将忧伤的箭矢射向神甫，把所有人都变成名正言顺的批评家，这些批评家以逝者的名义说话，评判着神甫描绘的逝者肖像。逝者也加入到了这场神学论辩中来，无论大家认为他是得到了应有的礼赞还是受到了粗鲁的侮辱，他的死亡都显得没那么彻底了，仿佛他已经开始复活。不，能拯救气氛的，只有上帝。
79岁，5个月，6天
2003年3月16日星期天
服丧使我们的身体承受了多少苦难！格雷古尔去世后的三个月，我把自己的身体丢给了可能出现的种种危险。我在地铁里挨了揍（莫娜坚持要在巴黎待一段时间，享受一下玛格丽特和范妮的陪伴），在圣米歇尔大街，我差点被一辆汽车撞上，车子为了躲避我撞倒了一个垃圾桶。回到梅拉克后，我的车子滚了两圈，掉到了拉贾蒂埃尔的沟里，车子废了，我的眉弓裂开了，最后，一个下午，我去采蘑菇时，从布里亚克的山坡跌下，一直滚到双向都有汽车在疾速行驶的国道上。如果你真想自杀，莫娜对我说，提前告诉我，或者我们一起死，或者我出门去旅行。可是在这些接踵而至的状况中，没有半点自杀的成分，只是对现实的一种错误判断，仿佛我就此失去了衡量危险的标准，失去了一切恐惧，另外也失去了一切特别的渴望，仿佛我的意识将我的身体丢给了生活的偶然性。我所做的，我的身体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此外它也非常有韧性，几乎不可摧毁。我离开家，没有左右观察就让身体开始穿过大街，然后那个汽车驾驶员死命地刹车，偏离方向，撞倒了垃圾桶，而我的身体还在往前走，我的精神对此完全无动于衷。在地铁里，我的手机械地推开了一个年轻酒鬼的手，因为他骚扰了我旁边的女士，我没有意识到他浑身散发着酒精味，另外，他对那位年轻女士的态度也不是特别具有攻击性，更多的是一种笨拙的感动，而我的手推开了这只手，好像驱赶一只苍蝇，却没有对此太过在意，只有我的太阳穴感觉到了男孩的拳头，我的眼睛勉强明白冲击让我掉了眼镜。侵犯我的人被制服后，邻座把眼镜还给我，您的眼镜，先生，它掉了。在拉贾蒂埃尔的公路上，当我俯身到放在后座的上衣里找购物清单时，我同样没有看到自己正在开车。我只是忘了自己正在开车，我转过身，在一辆就此失去驾驶员的车里寻找着那张单子，车子自然获得了翻进山沟的下场。而在所有这些事件中，我并不记得自己曾感到过一丝一毫的恐惧，即便看到自己的身体在采蘑菇的下午掉到国道上，即便看到自己折断的胳膊——左胳膊摆脱胳膊肘的牵制在空中挥舞，我都不曾感到恐惧，既不意外，也不害怕，也不疼，更多的是一种观察，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好的，好的，仿佛生活已经无法向我那服丧的头脑提供任何意义，仿佛格雷古尔不在了这件事影响了所有事，使它们摆脱了秩序等级，取消了它们的意义，仿佛格雷古尔曾是一切事物的智慧原则，他一走，生活就彻底丧失了意义，以至于我的身体只能在此独自飘零，没有我的判断力来助它一臂之力。
威尼斯，莫娜说，我们去威尼斯，旅行能改变我们的心情。
79岁，5个月，17天
2003年3月27日星期四
威尼斯。一个小男孩挣脱了他妈妈，来到我面前，抬起下巴宣布：我四岁半了！下午的时候，在法语联盟的招待会上，当地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慈善家充满敌意地对我说：您知道吗，怎么说我也九十二岁了！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不再公布自己的年龄？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又开始公布自己的年龄？至于我，我从来不告诉别人自己的确切岁数，只是说些“现在我算是老先生了”之类的话。我记不得确切是怎么说的，反正一旦说出它们后——带着一种淡定的微笑——，我内心就会又羞又怒。我想达到什么目的？让别人同情我吗？因为我不再是过去的我。让别人赞美我吗？看看我是如何永葆青春的！故意摆出智者的姿态，让我的对话者看到自己的无知吗？在这件事上，我知道的的确比您多。无论如何，这种抱怨（因为上帝在上，这的确是一种抱怨！）散发出一种战战兢兢的失控气息。我挣脱我的母亲，在这位四十来岁的壮年人面前抬起下巴宣布：“我七十九岁半了！”
79岁，5个月，20天
2003年3月30日星期天
这两位老人家（其中一位的一条胳膊还打着石膏）追随着年轻时代的感觉，在威尼斯玩着盲人游戏，他们是一位逝者的祖父母，逝者如果在世，也会喜欢这个游戏。看看他们，听他们在这个流淌的城市里大笑，就像五十年前他们在此庆祝自己初生的爱情一般。他们老了一千年。
79岁，5个月，25天
2003年4月4日星期五
涨潮。眼泪的涨潮。穿着高至大腿的七里靴，莫娜和我在我们的悲伤之中前行。有时，人们会借助水泵把水从房子里排出去，这时感觉就像一头在草原中的牛突然患了严重的白内障。
79岁，5个月，29天
2003年4月8日星期二
不，我们在这里感觉很好，莫娜和我，我们很幸福，我们毫无廉耻地利用着这种因为在一起而体会到的兽性的幸福感，这幸福感一直以来都是我们最大的安慰！年轻时秘密的做爱场所，如今我们一个一个地前去朝圣，这里没有对格雷古尔的回忆的位置。他的死亡已经深深地埋藏在莫娜的面孔之下，所以她的表情没有流露出一点伤心。至于我，我走过船坞，走过桥，走过广场，像一只老狗一样嗅着空气的味道。
79岁，6个月
2003年4月10日星期四
啊，必须相信睡醒时的状态。我那被堵住的喉咙告诉我：格雷古尔死了。格雷古尔已经不在我固执地存在着的地方。格雷古尔没有走，格雷古尔没有离开我们，格雷福尔没有过世，格雷古尔死了。没有别的词汇。
79岁，6个月，3天
2003年4月13日星期天
意面，意式烩饭，玉米粥，南瓜浓汤，蔬菜浓汤，菠菜，海鲜或蔬菜开胃菜，切得比纸还薄的火腿片，莫泽雷勒干酪，戈尔根朱勒干酪，意式奶冻，提拉米苏，果冻……意大利人吃得很软。结果就是，拉的大便也很软。老人家们，在威尼斯，可以把你们的假牙扔到大运河里了，你们到家了！
79岁，6个月，8天
2003年4月18日星期五
要表达各种形式的温柔，心理上的也好，情感上的也好，触觉上的也好，食物上的也好，声响上的也好，意大利人都说morbido。一边是morbido，一边是法语的morbidité，即我每天早晨醒来时病恹恹的状态，想象不出来还有哪对假得更为彻底的“假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