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点心·1
大概不少外地来沪的新上海人不知道“蟹壳黄”是什么。蟹壳黄是一种“迷你型”小烧饼：外有芝麻内有油酥；甜的加糖咸的加盐加葱末；因其薄薄一层外壳呈黄色而得名。刚出炉的蟹壳黄又松又脆又香又酥，堪称名符其实的上海小吃。
过去蟹壳黄总是和生煎馒头一道卖的，如浙江中路上的“萝春阁”和四川中路上的“大壶春”。萝春阁的生煎馒头曾被1957年的《新民晚报》评为上海的名店名点，它的肉馅配方很讲究：放多少肉皮丁在肉糜内、肉糜内肥瘦比例等还是按照老店传统（曾有人在鸣放时写文章批评上海老点心店、老饭店公私合营后抛弃传统，质量下降），此外煎的时候掌握火候也很到位。1950年代初我随父亲去过萝春阁，印象中这家店门面小得和它的名声极不相称，楼上是茶馆，当年食客就人满为患。而大壶春的生煎馒头却别具一格：它的生煎不像萝春阁生煎有许多汤汁，而是湿漉漉的，十分鲜美，咬下去不必担心汁水会溅出来。这两家店的生煎和蟹壳黄可以称得上无与伦比。
1958年我的一位舅公从浙江来上海治病，他患肝癌在第一人民医院病房住到去世。他曾在上海待过多年，临终前半个月想煞了吃蟹壳黄。我父亲走遍全上海各家点心店都没有买到！到头来也未能满足他舅舅的心愿。此时正是大跃进时期，估计点心店职工都去大炼钢铁了。
上海点心·2
一提到小笼馒头（也叫小笼包子），现在的上海人只会想到老城隍庙“南翔小笼”，却不知过去许多点心店卖出来的小笼馒头并不比南翔小笼差。1957年以前，到任何一家点心店吃小笼馒头，必定送上蛋皮汤和一小碟生姜丝，不另外收费。汤是骨头熬成的高汤，点心店供应的大小馄饨汤水和蛋皮汤水来源相同。小笼包子里的汤汁尽管“肥而不腻”，但毕竟有肉，哪怕吃一客，也有至少6只，所以只有沾着泡有姜丝的醋吃小笼包，再呷一口蛋皮汤，嚼点姜丝，把油腻全消化掉，侬才能真正品尝到小笼包子的美味。
小笼包子和汤包都是皮薄汤鲜，都是肉馅（也有加蟹肉变成蟹粉小笼和蟹粉汤包），但汤包的汤汁要多许多，所以汤包只能趴着，“立”不起来。吃汤包要特别小心。我曾见到一个北方汉子把筷子用力一夹，破了、汤全部漏光、放到嘴里只是有一丁点肉的包子皮了，所以这位吃惯“狗不理”包子的老弟很是郁闷，直到服务员给他拿来一根吸管才算完事。
对于久居北方的朋友我要解释一下：生煎馒头也好，小笼包子也好，相对于“狗不理”包子而言都属袖珍版的。在收粮票的年代，1个大包收1两粮票；4个生煎馒头收1两粮票，而8个或6个小笼包子也只需1两粮票。
上海点心·3
上海的点心是海纳百川的产物，主要受江苏浙江的影响，尤其是江苏。苏州是千年古城，它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江南又是富庶之地，苏州的小吃必然精致；而扬州一带自明清以来便是富可敌国的盐商集中地，他们对吃的讲究必定对周边环境有重大影响。当代文人中有美食家之称的，一位是久居苏州的陆文夫先生，一位是家乡在扬州以北运河边的汪曾祺先生，便是明证。
浙江点心在上海名气最大的当推宁波汤团和嘉兴粽子。陕西路上的“美心”专卖宁波汤团，宁波汤团个头小巧，里面的“黑洋酥”馅（芝麻粉加糖加生猪油即板油）占足了香甜二字，汤团是用水磨米粉做的，又软又滑又糯，不黏牙，所以上海本地圆子只能甘拜下风。我诺是宁波人，阿娘（祖母）每年春节都磨粉夯芝麻，自制汤团，滋味不比“美心”推板，比当前超市里卖的宁波汤团绝对要好。我母亲是四川人，也学会了做，传统一直保留到我老婆，亦做得很好。自制宁波汤团当年从宁波人传到各家各户，不是宁波人家的，也都借石磨做水磨粉，成了春节一景。
“乔家栅”的点心现在是每况愈下，当年的粽子是有嘉兴风味的，现在只能买出自嘉兴五芳斋的粽子。而且冒牌货太多。当年我印象深的好点心有：南京路“沈大成”的小笼和烧卖，南京西路“王家沙”的两面黄炒面，永嘉路“乔家栅”的煨面，延安路“红榴村”的虾肉馄饨及小笼，福建中路“德兴馆”的焖肉面，南京西路“镇江”的扬州汤包……
广东点心在上海很有人气。福州路“杏花楼”的广东云吞、虾饺，南京路“新雅”的叉烧包、鸡肉大包，就是四川北路“新亚”外卖部的广东点心都是相当出色。
光顾最多的当然是家门口的“四多”（后改“四海”），那里的汤圆个头比宁波汤团大很多，一般人吃4只就够了。特别是鲜肉汤圆，汤鲜肉多，皮子糯软，很受青睐。这家店还外卖糕团，什么条头糕、黄松糕、方糕、赤豆糕、蜜糕、茯苓糕、双釀团、粢毛团、金团……
“四大金刚”·1
当年多数上海人的早餐是泡饭。泡饭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把昨晚的剩饭用开水泡一泡、立刻就吃；另一种是剩饭加水放在火上煮一阵子，变成名符其实的“饭泡粥”。用来“下饭”的一般是昨日的剩菜，也可以是酱菜、乳腐之类，讲究的人家还有用皮蛋、咸蛋、肉松、油氽豆板这类佐粥食品来过泡饭的。但是多数人家会去买大饼、油条。大饼、油条佐以泡饭，就是上海普通家庭的常见早餐。
大饼、油条、豆浆、粢饭称作“四大金刚”，是上海人除了泡饭之外的主要早食。一副大饼油条加一碗豆浆，是过去上班族的首选。大饼有咸甜两种：咸大饼有芝麻葱花、甜大饼有糖和芝麻——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芝麻真香！当时的大饼3分钱一只、粮票1两——别忘了带粮票。1970年代我在玻璃厂劳动时，曾在工厂附近的青云路大饼店买到边上嵌豆沙的大饼，大饼的边做成夹花，仍是3分钱。以后大饼摊推出新品种：油酥大饼，价格为5分钱、属“高级大饼”，咬在嘴里一股酥香，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上海的大饼制作工艺可能出自苏北的烧饼，在全国大城市中堪称第一。我去过北方，那里的烧饼不能和上海比。（指1980年代之前）尤其是北京的大饼（那里叫火烧），硬如石头，足能砸痛你的脑袋。信不信？
买油条必定排队。油条和大饼豆浆粢饭是一个摊位联合经營的，但只有油条排长队。有一回为了下泡饭我去多伦路油条摊买油条，快轮到我时，前头一个“赤佬模子”拿出半斤粮票4张1角头人民币、大喊一声：“来10根！”拿么好！等到10根油条1根1根炸好，“赤佬”1根1根拿到伊带来的“淘米箩”里得意洋洋地走了。我呒没买到，只得耐心等油条师傅把经过发酵的面团拉开，再用刀切成一段一段，然后放入油锅。我本来打算拿2根的，花了那么多时间只买2根？于是我对油条师傅也喊了一声：“4根！”
豆浆可以在摊头上“堂吃”，也可用搪瓷大杯或热水瓶买回家。淡浆3分钱半两粮票一大碗，“堂吃”的人往往喝咸浆外加一副大饼油条。一碗热气腾腾的咸浆鲜美无比，豆浆里有虾皮、榨菜末、碎油条、酱油和辣油，价格比淡浆贵2分；甜浆是豆浆加砂糖，价钿和咸浆一样。不过那时“吃豆腐浆”必须趁早，过了7点钟就卖完了。
南方人习惯吃米饭，所以粢饭也是上海人喜爱的早餐。2两饭团里包1根油条，再加一点糖（1950年代是加一点绵白糖），就成了一道美味早点。有的顾客要求包一根“老油条”，这种二次回锅的油条比较脆；也有人不要加糖而是要加一点榨菜末——反正加什么都不另外加钱，总共2两半粮票8分钱。食量大的人要3两粢饭加油条，也不过1角钱。
“四大金刚”·2
“四大金刚”现在仍是上海普通百姓早餐内容，但制作者早已换成了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当年的“集体所有制”摊头早已消失，都变成了个体经营。“新上海人”的手艺固然比不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师傅，至少从形式上而言，“四大金刚”还存在。大家担心的无非是炸油条的油是不是地沟油？做大饼的面粉是否加了增白剂？
有几样早点在形式上也不复存在了，那就是葱油饼和羌饼。“新上海人”也做，但他们不知道做法。过去的葱油饼在生面坯里就放油，形成油面，再捏入油酥，做成一个一个圆形，加一两粒生猪油（板油），撒些葱花，再在炉上特制的铁板上烙熟，最后还必须在炉边竖起来烘烤几分钟才算完成。花5分钱1两粮票就能购得一只，“吃口”是呒没闲话讲！喷喷香。现在也有人卖葱油饼，制作极其马虎，不放油酥和板油粒，最后一道烘烤程序根本没有。
目前上海类似羌饼的饼类不少，如东北千层饼，等等，然而味道大相径庭。过去的羌饼又厚又香又软，现在再也吃不到了。
至于我小辰光吃过的梅花糕、海裳糕之类的特色早点，1960年代就已绝迹。只有粢饭糕和米饭饼保留至今。
我这里是否在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唱颂歌呢？非也。那个年代的点心都是民国时代传下来的，都具有民国的范儿。把传统丢弃后，现今粗制滥造的东西倒是破旧立新的产物。
锡贵阿哥·1
告诉我广式春卷哪能弄法的老朋友是锡贵阿哥，他对老上海的衣食住行无所不知，一开口就是：“早年我在卡德路一家饭店……”。听口气你会以为他至少有八九十岁了，他嘴里尽是1930年代上海各处的老地名，其实他也不过74岁，是1955年的高中毕业生。
锡贵一生未婚，据说也从未恋爱过。然而他一点没有老光棍惯常的不修边幅邋遢样子，出门总是衣着整洁、皮鞋发亮、头发仿佛吹过风似的服服帖帖，（每天梳头时用湿毛巾压头发）若是应邀做客，则更是西装笔挺，手里吊一根司的克，派头十足。1980年代我和他一道去商店购物，营业员无不以为他是港商华侨（那时的势利鬼眼皮子浅），对他十二万分的客气，我跟着沾光不少。唯一美中不足的是锡贵阿哥挺括的鼻子显酒糟色，那是他多年喝酒之故。想想也是，无妻无后的锡贵若不喝酒，如何打发晚上的时光？自打50多岁从厂里退休以后，每天老酒从黄昏吃到深夜，然后一觉睡到中午。
那年我女儿出嫁，锡贵来出席婚礼。他的衣着举止很引人注目，有的亲友说一看就知道这位老先生是大户人家出来的。这位亲友说得一点不错，虽然锡贵阿哥一生坎坷，最后作为普通工人退休，但他的确是“大户人家出来的”。
锡贵的祖上是当官的。祖父是清军的统领，父亲也是清末的武官，年轻时就是蓝顶花翎，十分风光。他父亲驻防在太湖一带，专门清剿太湖水盗。当年太湖流域河网密布，既是全国最富庶的鱼米之乡，也是土匪水盗纵横之场所，这些盗匪依靠太湖发财而被称作湖匪，很难对付，打湖匪就成了锡贵父亲一生的专业。锡父（以后就这样称呼他）从清末一直到1949年都是以清剿湖匪专业户而被各朝倚重：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他带兵驻守太湖；南京政府时期他也以江苏省水上警察厅的名义驻防太湖；抗战以后他撤退未果，就在苏、沪、杭三地“瞎混”，一面接受南京汪精卫伪政府的委任当上一个没有兵的空头军长，一面和重庆方面暗中来往，抗战胜利后当上了挂名的陆军中将参议；1949年解放军华东军区又来找他，要他协助太湖剿匪，这是锡父这位太湖剿匪专业户最后一次参加的军事行动，不久就只身一人去了香港，总算在境外得以善终。
锡贵的生母是锡父的五太太。锡父有名分的太太有五六位，没有名分的妻子多得只有锡父才清楚，一律称小姐。锡贵出生时，他那几个大他30岁左右的哥姐已经结婚独立门户，年幼的他倒是和父亲及几个太太生活在一起。此时锡父已无实权，没什么进账，但排场仍很大，客厅里等候接见的人每天不断，来的人不是求职便是告帮，锡父总是拿点钱打发，不让他们空手回去。
锡贵经常讲，他父亲所作所为对小辈并不避讳，不像有的家长在外头花天酒地，在家里却对儿女宣扬“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的道理。锡父有时会带小锡贵去他几个外室家去白相，锡贵印象最深的是两家。一家在跑马厅附近的新式里弄内，这位小姐是出身中医世家的大家闺秀，人很文静，一手娟秀的毛笔字，对锡贵非常好，俨然一副继母身份（锡贵讲，伊哪亨会得跟我尼老太爷咯？真弄不懂。）；另一家在西爱咸思路一小洋房里，这是锡父多所藏娇金屋中最好的一所，女主人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京剧花旦演员。锡父在沪、苏、杭的金屋，开销惊人：每一处必须配备娘姨佣人，每一处吃饭的除了女主人还有她娘家人。渐渐地锡贵家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锡父为人很开放（锡贵原话），他会和儿子讲心里话：“我迪格人呵，就是欢喜女人。改变是改变不了，老了再变就是老扁细（变死）哉。”
抗战时期长三堂子生意清淡，会得打电话给锡父，要将军大人这位当年风月场中的盟主去捧场。锡父立刻答应摆两桌花酒，把妻儿老小开到堂子里去吃酒（妓院里从来不曾碰到过，嫖客带全家老小来吃酒捧场的），所以锡贵小时候在妓院里多次吃过饭。
锡贵阿哥·2
锡父一走，他的众多妻子自然是“飞鸟各投林”，锡贵和他母亲及一位没有子女的三太太住到了余庆坊。此前锡贵在上海南京西路安登别墅住过，在美琪电影院附近的大华新村也住过，余庆坊是石库门住宅，算是锡贵住过的最差的房子，但却是他一生待得最久的地方，足足待了61年。看来仍将待下去。
此时锡贵家的生活跌入谷底，吃饭的人不少：锡贵母子加上锡贵母亲的妹妹，三太太和三太太的老母亲。但没有收入，就靠变卖金银细软红木家具为生。应该说苏州的那所花园豪宅是值点钱的，可又充公了，成了苏州市人民政府所在地。因此日子过得越来越紧，比如平时吃饭荤菜就是螺丝当家，鱼肉不大进门了。锡贵在余庆坊的6年完成了学业，先在前进中学后在华华中学，锡贵阿哥讲都是些“缩货学堂”。后来前进中学、华华中学、江淮中学3所学校合并叫作“三缩并一缩”，最后成了第五十三中学。于是以“缩”自居的锡贵1955年高中毕业就去淮南煤矿工作了。
锡贵在淮南矿区的一所子弟学校当数学教师，所挣微薄工资中的大部分都寄回上海养家，自己只留点活命钱。不久躬逢“反右”，由于他一心养家糊口，对国家大事、学校小事一概沉默，所以逃过一劫。但他看到不少热心同事落入万丈深渊，从此深知祸从口出的古训，尤其自己这类出身不好的人更要火烛小心。
尽管锡贵小心翼翼做人，仍然逃脱不了“干部下放”的命运。1958年大跃进一来他就作为干部下放到矿井去挖煤了。虽然锡贵想不通，真正的干部（领导）只是偶尔下矿转几分钟，而他这种只不过编制算干部的底层教师却要和矿工一样天天下井。后来一个政工干部一句话让他茅塞顿开：你们这种知识分子就是要多劳动，通过劳动改造世界观。原来教师算知识分子哉，原先锡贵以为自己只是高中毕业生，算不上知识分子。
1959年下半年开始，淮南和安徽省其他地方一样，食品供应日趋困难，即使矿区个人定粮比一般老百姓高，但矿工仍然挨饿。没有油荤、没有瓜菜光吃饭，而且号称干饭的成了稀饭，使得劳动强度很大的矿工一个个都干不动了。锡贵和许多人一样得了浮肿。屋漏偏逢下雨！在井下干活时一块矿石掉下来砸在他背上，没几天背疼得直不起来。总算领导开恩，批准锡贵回上海探亲治病，就此告别了淮南煤矿。
锡贵讲，1960年他回上海时亲人见到他都吓一跳。原本的帅小伙变成了弯腰曲背的小老头，人从脚肿到肚子上。锡贵母亲焦急万分，一面想尽法子给儿子弄吃的，一面陪儿子到处看病，在吃了中医伤科多帖药之后锡贵的病渐渐好转。假期早过，淮南方面来信催他回去。于是，回去还是留在上海，这个问题就摆在了眼前。回淮南肯定苦，但有正式工作；留上海和亲人在一起，但工资没有了，户口也没有了。难以决断的锡贵母子就去找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算命先生姚文周（此时可不敢公开算命），想不到姚先生一算就斩钉截铁地对锡贵言道：今年是庚子年，对你而言是大凶之年！最好在家养病，若去外地有杀身之祸！锡贵母亲听了坚决不让锡贵回淮南，锡贵就留在上海待业了。
姚先生的命算得太准！就在1960年锡贵决定不回淮南后一个月，他天天干活的矿井瓦斯爆炸，下井之人无一幸免。
锡贵阿哥·3
户口制度是天下最严厉最奇怪的人口管理办法。奇怪之处在于当年锡贵去淮南要办户口迁出上海，派出所只花了不到10分钟统统办完，效率之高态度之好着实让人感动。现在锡贵拿着户籍资料要迁回上海则比登天还难。派出所还是当年的派出所，办户口的民警依旧是当年的民警，这些都没变，但“面孔”变了：当年侬去外地是参加革命建设，革命光荣；现在侬回来是“自动离职”（淮南的户籍材料如此写），实际上就是当逃兵。逃兵可耻！想报户口吗？呒没介便当！等着吧！
这一等就是两三年，这期间锡贵是“袋袋户口”。问题是那年头没有户口就意味着没有一切！工作当然想也不要想，然而饭总要吃吧？当时什么都要票证：糖要糖票、肉要肉票、油要油票……这些倒也罢了，最人命关天的是没有户口就没有粮食供应。靠亲人支援是杯水车薪，“三年困难时期”谁家有余粮？总算出台一个政策：对原本上海出去的“袋袋户口”适当发一点粮票。于是锡贵每隔半个月拿好家里购粮证去粮管所排队领救济粮票。据锡贵讲发多发少没有标准，要以粮管所老爷的心情而定，高兴了给你10斤粮票，不开心了（昨晚和老婆吵架）就给你3斤粮票。
1960年代在上海有一批人被称为社会青年。凡是种种原因没能上高中、上大学的失学学生以及从外地、本地高校退学在家的学生，甚至像锡贵那样已经在外地工作过又回来的人，年龄从十四五岁到30岁不等，统统归入这个群体。因为这批数量庞大的青年既不属于学校也不属于任何单位，既无学上也无工作，因此为他们想出一个名词：社会青年。不是失业青年、不是失学青年（新社会没有失业和失学），而是社会青年。若干年后又发明了知识青年这一名词。
社会青年归街道里弄管。和这些小阿弟小阿妹一道开会劳动，有时一道去造纸厂捡废纸一天得3毛钱，锡贵阿哥心里总感到不是个滋味。“上头”为解决“社会青年”问题可谓煞费苦心：先是动员大家去崇明开垦，可惜崇明能容纳的人有限；后来“上头”欣喜若狂地找到了新疆这块大地方，于是乎红旗满天、歌声飞扬（“我们新疆好地方啊……”）、大会报告、上门动员，讲来讲去无非是到新疆去是青年最正确的选择，是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去了社会青年从此变成革命青年了云云。锡贵就这么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小阿弟小阿妹被送上了西去的列车，他心里难过的是自己不能也不敢对他们说些什么。
街道也有人尝试劝锡贵去新疆革命，锡贵阿哥恭顺地表示：自己曾在矿上革命过，目前想在上海革命。想来上海和新疆一样也是共产党的天下，待在上海不至于都会不革命反革命的，侬讲阿对？
锡贵阿哥·4
1964年锡贵终于报上了户口。不久，街道发善心介绍他去做临时工，到了1965年锡贵得到了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去杨浦区一所业余中学代课，教代数几何。这期间锡贵会在领工资时带母亲和小妹妹去饭店吃一顿，有时也会到老大昌一个人喝咖啡，过过“老早的日子”。尽管平时过的是萝卜干过泡饭的生活。
这个小妹妹生于1950年代初，是锡贵母亲一段露水姻缘的结果。原来锡父1949年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音信全无，作为五太太的锡母心情苦闷之余去接了一些手工活来做，从而结识了发收活计的小老板“老宁波”，一来二去两人好上了。老宁波还信誓旦旦要娶锡母为妻，等到锡母怀孕几个月后，老宁波却溜之大吉。锡贵小阿姨一调查，原来老宁波是有老婆的，还有一大群儿女。小阿姨代表锡母把老宁波告上法院，判下来老宁波每月出8元钱给锡母抚养这个非婚生女儿。然而没过几年老宁波吃官司了，8元钱也没人出了，实际上小妹妹还是母亲和锡贵养大的。红颜薄命的小阿姨去世后（以后专门讲一讲这位对锡贵影响一生的美人），在一段相当长的岁月中，锡贵和母亲、妹妹3人相依为命。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浦区的这所业余中学停课搞阶级斗争了，代课教师全部辞退，锡贵又一次丢了饭碗。
天无绝人之路，有家玻璃厂需要临时工，街道把锡贵以及几个从外地回沪和锡贵相同命运的难兄难弟都派了进去。工作很辛苦，属于高温工种。不过对锡贵这样当过“煤黑子”的人来说还真不算苦。他干活又卖力又仔细，尤其在服从调配这一点上既肯吃亏又无怨言，给车间领导和同事们的印象极佳。过了几个月，厂里称不需要临时工了，难兄难弟全部回家，只留下了锡贵。厂部的理由是锡贵正巧出了点工伤。有政策：临时工出工伤期间不能辞退。没过几天锡贵伤好了，厂里从此不提辞退的事，锡贵就在这家玻璃厂一直“临时”下去，总算捏牢了饭碗。难兄难弟们都说锡贵是因祸得福。
文化大革命也来到了玻璃厂，什么大字报、批判会、战斗队热闹非常。锡贵和以往一样，对运动只带耳朵和眼睛不带嘴巴，既不参加“保皇派”也不参加“造反队”，要是有革命群众问起他为何不“关心国家大事”？（最高指示：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他就回答自己是临时工，尚未有“关心”的资格，再说对厂里情况也不了解。
由于锡贵家穷得叮当响是全弄堂出名的，实在没有一点油水，所以在大抄家的浪潮中竟然没有一个红卫兵队伍或者革命群众组织来抄锡贵家，所以“文革”初期他家还算太平。
上山下乡运动来了。锡贵的妹妹是六八届初中，赶上了“一片红”，而锡贵母子居然支持她不去上山下乡。这一下，暴风雨终于来了。
锡贵阿哥·5
起初是锡贵妹妹（简称锡妹吧）在学校里参加“学习班”，接受同学老师的帮助，锡妹索性不去学校了，横竖去不去学校都一样不发毕业文凭，文凭被“文革”取消啦。于是学校工宣队、革委会、红卫兵轮流登门做动员工作，要锡妹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去安徽淮北插队落户。顺便也做锡贵母子的工作，要他们坚决支持。
锡妹从小就知道：出去容易回来难，阿哥回来报户口报了近4年，吃了多少苦头。上海户口多珍贵，绝对不能放弃！所以锡妹的态度空前“顽固”，坚持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去。而锡贵则表示完全响应伟大领袖号召，但妹子身体不好这两年不好去。
锡贵家成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绊脚石、钉子户。这还了得！学校把动员锡妹上山下乡的光荣任务移交到街道里弄。于是从某一天开始，每天上午9点钟有十来个人敲锣打鼓来到锡贵家，先是喊口号：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