俊兴街224巷的人都叫阿溢“阿弟仔”。他十五岁就来到拉链厂工作，大家从他是个小童工一路看他长成到三十岁。
阿弟仔国中毕业就从嘉义朴子来到树林，那时的俊兴街还没那么多商店，交通也不算方便，阿弟仔以厂为家住了下来，从日薪五百元的童工做起，和当年开始大量引进的外籍劳工，一起住在工厂顶楼的员工宿舍。宿舍的墙上，贴满了泰国或菲律宾家乡妻小的相片，以及佛像和十字架、佛珠和圣母像。童工阿溢主动和外劳大哥学了些日常英语会话，有时还可以充当领班的翻译。
那时期，景气正好，股票一路飙升，生产线滚动的拉链成品一卷卷捆妥、装箱，每天大卡车来来去去出货。童工阿溢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十二点，有一种自食其力的坚忍，和接近欣欣向荣的想象。他配合所有加班，连上厕所都要小跑步速去速回，像是要把未能升学来做工的边际效益，发挥到最大值，再多一点，再多一点，累瘫了还是撑住。一个月含加班的薪水约二万（台币——编者注）出头。
当时，他怎么也没料到会在俊兴街224巷一待就是十数年。总以为拼命干，再往前，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也不过三四年后，他的童时玩伴有人考上大学来台北读书，有人高工毕业后来台北就业，而他劳碌终日的工作似乎未能累积成有用的社会条件，还是在原地。等阿溢服完兵役退伍后，台湾景气已一路快速下滑，他简直没有太多选择地又回到原来的拉链厂。同时，许家三兄弟把妈妈从朴子接来台北，一家人在俊兴街附近的新兴小区买了房子，排行老三的阿溢就近骑机车上下班，认份工作、缴贷款。
但工厂的加班时间愈来愈少，终至主要生产线都移到大陆与越南，台湾只余订单进出及零星作业。而母亲焦心委托亲友安排的相亲愈来愈多，直到他在224巷的电镀厂，看见密莉安在干活，毛茸茸的卷马尾一震一震。
阿溢整天找时间从巷子尾的拉链厂，晃到巷子口电镀厂，再确认一遍她的模样，记住她纤细的身量，黑亮的大眼睛，嘴角的梨涡。他回家练英文会话：“哈啰，早安，你好吗？…….”
这是密莉安来台的第二个冬天。
2003年初抵台湾时，她在三重的飞盟电子厂工作。那时候，一百四十几个菲律宾女工挤在不到二百坪的旧厂房改装的宿舍里，除了双层床的一席床位，外加一个统一格式的塑料衣橱，几乎没有私己的空间，几个女孩不免常为了谁又多放了什么新的行李箱导致拥塞不堪而互相怨怼。但她与邻床的麦洛、艾莉丝总有说不完的话，异乡生活这样疲累，又这样新奇，即便是一成不变的生产线，也总找得到稀奇好笑的人与事。
实领薪水远比劳动合同上明订的少很多。要具领薪资单，就得先签收一迭各式名目的扣款单，某个早上迟到三分钟扣五百元、某天和某天和某天都产出不良品各扣数百元不等、上周五晚上回宿舍已超过门禁时间再扣二千元兼罚劳役……密莉安小心保留所有薪资单，继续配合加班，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她盘算着一年后还完来台前缴交的中介费，就可以开始存钱了。
所有的梦想都排列在偿清负债的后面。
到了周日，她们聚集到中山北路三段的圣多福教堂，挤在绿草如茵的美术公园、或幸福豪华的婚纱店前，拍下丝毫看不出超时工作的美丽倩影，与微薄的汇款一起，寄回家。
不到一年，飞盟电子厂开始积欠工资，恶性停工。密莉安一早去打卡，物料没来，再走回外劳宿舍待命。没工作没收入，台湾工人已经有人留职停薪、另外打零工去了。但外劳不行，不能换老板，不能从事许可外的工作，不能不续交每月1800元的中介服务费。最后连菲籍华裔的舍监都返乡不管门禁了，但晚上再没人有心力说笑，多半皱着眉头在祈祷：愿神平息我的愤怒与不安，引导我渡过难关。这是神的试炼，我要忍耐。神的旨意有他的道理……
“我们去找神父好了。”麦洛背起外出包：“一起去！”
“弥撒时请大家帮我们祷告吗？”密莉安迟疑不定。
“我们总要做些什么吧！”艾莉丝也穿上球鞋。
神父介绍她们到教堂邻近的tiwa，这是我所任职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aiwaninternationalworkers’association）的英文缩写，念起来像中文的“踢哇”，爽口好叫，仿佛带劲的集体足球赛。自从密莉安她们一波波涌进来后，tiwa所有组织工作者就日以继夜进出飞盟的工厂、宿舍，协同数百名本地、外籍工人共同参与这场劳资攻防赛事，奋力踢球得分。
密莉安从没料到她千里迢迢来到台湾，竟成为上街头拉布条抗争的一分子。她在菲律宾看过人民军抗议，看过工会大罢工，但她穿着窄裙白衬衫远远绕过抗争现场，优雅地到银行上班，在冷气房里数着成千上万别人的钞票，想象跨海挣钱可以带来更美好的出路。可辛苦来到台湾后，她竟具体经验了无薪可领、账户与护照都在老板手中的困境，这才真实尝到被压迫的滋味。
飞盟电子厂是股票上市公司，历年来赚了不少钱，但利润与资金全数转移海外投资，连现有厂房都已经二度抵押了。股东大会上，老板力陈海外设厂的美好规划，上海、深圳、宁波都陆续买地盖厂登记新公司，台湾游资已募集近亿元，前景看好。但他绝口不提台湾厂的积欠薪资，总数不过数百万元，就是欠着，欠着，被老员工逼急了，总经理才分发问卷调查，请员工自请离职，或留职停薪等待明年春天旺季开工再回复原职。外劳若不是提前解约，就返回家乡放个长假吧，机票自付。
密莉安是当初最早来tiwa申诉的六个人之一，她像个好学生，帮忙收集联署签名、计算资遣费，热心负责，不抢风头。拉布条时，她害羞地躲在后面；喊口号时，她满脸通红但声音宏亮。
那一年冬天，热气腾腾的抗争行动一波又一波，接连不断。前途未卜，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是什么。在外劳宿舍办跨年晚会时，密莉安和麦洛自行排练迪斯科表演，她们头上都戴着新庄夜市买来的橘色毛帽，宛如顶着绽放的花瓣，明亮夺目。
我至今记得那些转圈圈的舞步，在喧闹温暖的飞盟外劳宿舍，像橙亮的花，朵朵盛开。
冬天结束前，总算确定飞盟关厂歇业，所有员工都一并讨回积欠工资及资遣费，一百多名外劳准备转换雇主。
密莉安从高科技电子业的全自动生产，一夕间转换到俊兴街的家庭式电镀作业；由逾百名菲律宾女工吵闹的氛围，到与大雅的相对无言。电镀厂里老式的机器笨重粗大，下物料、调染色、扛重物，都不是轻松的差事，起放间就是很大的体力劳动，她个子娇小、瘦弱，更觉吃力。
周日来到tiwa，抗争的记忆维系大家深厚的情谊，拥抱与叙旧，谁谁谁转到那里去了，谁谁已经返乡又到科威特去了，说不完的千丝万缕、撒开四散的关系网络。麦洛转到纺织厂，二班制轮工每天都要十二小时；同样转到树林电子厂的安，食宿费一扣就是四千元，宿舍里还没有热水洗澡；还有吉儿与夏琳，一个月只休一天假，加班费仅以七十元计算……四散的同伴们夜里互相交换情报，密莉安仿佛得了点安慰与支持。
好一阵子，密莉安入睡前总流泪，台湾冬天真冷，只有两个人的宿舍真冷，电镀作业太累太难太粗重，她辗转反复，梦里都是温暖的家乡。但大雅待她温暖，事事照应她；老板娘豪爽友善，知道这差事粗重，主动给她们每个月加了二千元，还买脚踏车供她们方便到市中心采买什物、找朋友。就这一点温暖与善意，密莉安撑了下来。
大雅才27岁，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老成些，她的性格坚忍、和善，埋头工作时不喊累也不求助，只一回见她被故障的机器敲中右脸颊，直到脸都肿起来了才拧着手哭出声来。
春天来的时候，大雅逃走了。
那个周末，密莉安和阿溢去淡水玩，晚上八点多大雅打电话给她，说是煮好晚餐了，要她回来一起吃。密莉安九点回到宿舍，大雅已经走了。
大雅也许曾想和她道别吧？她准备好了吗？害怕吗？
她们在一个纯男性的电镀厂共同工作、生活了两个月，但语言无法沟通，没能交心、分享。有一回，大雅接了一通家乡的电话，激动地大声咆哮，最终在厨房里呆坐流泪：“妹妹，怎么办？怎么办？”她只能陪伴，相对无言。大雅在想什么？她实在无从知道。
勉强要想象那个逃走的理由或征兆，密莉安还是觉得：“她是太累太累了吧？那个工作，真的很重很重。如果可以转换雇主……”
如果可以转换。谁要选择逃亡呢？逃走，意谓着没有劳保、健保、被欠薪或意外都无从追讨，公权力站到你的对立面，警察不是寻求保护的对象，而成为追捕你的猎人，大街小巷再也不安全。大雅可以逃到哪里呢？三个月后，老板娘说大雅被外事警察捉到了，立即遣返，五年内不得再来台湾。
密莉安再也没见过大雅，也从来没能忘记她。
春节期间，密莉安原本说好和其他飞盟女工到我家过年，但当天她没来。
麦洛说：“密莉安今天有约会，她谈恋爱了。”停顿半秒，像揭开一个神奇的谜底：“是台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