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13年被意大利冒险家发现以来，阿布辛贝神庙惊奇了每一代旅行者。我读不懂那些象形文字，古埃及的美在之前的其他神庙都已呈现，剩下的就是规模了，雕像越高大、石柱越粗壮，我就只能越强迫自己惊叹。
从阿斯旺到阿布辛贝，再到卢克索，最后一站是古埃及文明的顶峰，一座纯粹的游客城市。国王谷睡在尼罗河东岸，而两座巨大的神庙在西岸。它的市容的确与众不同，更干净、整洁，马路中央甚至种了树，上面有圣诞节的塑料灯。据说雄心勃勃的州长，在过去三年里以埃及官僚系统罕见的高效重整了市容，他宣称要把卢克索变成一座露天的博物馆。
成为博物馆的滋味到底是什么？我想起在《金融时报》读到的一篇评论《未来的博物院？——欧洲此刻的选择》。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森的忧虑恰似此刻的欧洲情绪——在一个亚洲和其他地区迅速崛起的年代，欧洲是否越来越变成了无关痛痒的力量？配合文章的漫画里，在玻璃罩下是一个悬挂欧盟旗的欧洲城堡，而两名中国人与一名印度人正围着它好奇地打量。成为博物馆，意味着宣告死亡。
而卢克索，或许整个埃及，都在期望通过博物馆获得重生。历史与现实达成了奇妙的结合。法老们崇拜死亡，他们一生唯有两件事：征战、修建自己坟墓。而7000年后，这些对死亡的崇拜，变成了此刻埃及的主要依靠。
卡纳克神庙超出预料的宏伟，即使人头攒动的中午时分，都不足以分散它少许的震慑力。两三个身着蓝色长袍、包着白头巾的老人偶尔经过巨大石柱和废墟，像是遗迹的暂时的托管者。阿拉伯人在八百年前占领了埃及，欧洲人在两百年前到来，但所有人都只是暂时的保管者。
1849年的最后一天，28岁的南丁格尔也曾到此。比起对建筑本身，她更惊异的是神庙下的生活：“孩子们的眼睛沾满了东西，苍蝇落在上面，母亲不去驱赶它，说这‘对他有好处’，纹身的男人坐在地上，骆驼舔着脚掌……”
“卢克索人，”一位开罗的朋友说，“是最糟的埃及人。”而英国记者布莱德利更刻薄，他说卢克索是埃及丧失了尊严的标志，而这种丧失与政治直接相关。“如果说纳塞尔给埃及人的礼物是骄傲，”他在《埃及内幕》中写道，“穆巴拉克则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无耻的机会主义和缺乏尊严是唯一被奖赏的品质。”布莱德利给出的极端例证是卢克索盛行的本地青年与西方中、老年妇女的露水婚姻。
廉价的好奇心，战胜了宏伟的神庙。在街头和酒吧，我四处寻找年龄不相宜的一对。在绿洲咖啡店，一个善谈的英国妇女主动讲起了他的埃及丈夫。她看起来在45岁上下，有着英国人少见的爽朗，大该是卢克索终年的日照让她早已忘记了伦敦的阴霾天气。她仍不会说阿拉伯语，用英文说起埃及可怕的结婚手续，丈夫比她年轻，他们开一家餐厅，叫“尼罗河的珠宝”。
“她的婚姻算得上成功。”英国女人离去后，大卫说。他是咖啡店的老板，一个毛发很重、肚子很鼓的美国人，自从1969年到德黑兰学习阿拉伯语之后，再也没离开过中东。他的咖啡店已开了将近十年，他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人，每个人也都熟悉他。对于这些速配的婚姻，他语带嘲讽地说：“这是卢克索最大的产业了。”
咖啡店里有过期的《外交事务》《纽约客》，是本地的西方人与旅行者的聚会地。他说起这些年在埃及的经历，他从未读过《埃及内幕》与《亚可比安大厦》，却一口咬定他们的悲观论调，既无知又荒诞。“你可以说穆巴拉克有问题，但是倘若自由选举，他还是会当选，”他的语气既嘲讽有肯定，“他们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他暗含的意思是，阻碍埃及的不是领导人与政治制度，而是更深层的东西——埃及人的文化、社会心理。我似乎听到他在说“他们就该当目前的样子”。
一些时候，你的确觉得“他们该当如此”。在卢克索的大街上，我和马车夫吵起来。“我的朋友，你说给我多少就给多少。”一路上我不断碰到这样的小贩、导游、出租车司机、赶马车的人。倘若你给予的并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最初的慷慨就会变成喋喋不休的讨要。一切都是模糊的，所以每次正常的服务，都变成了讨价还价。他们知道旅行者的耐心有限，所以总是能够得到他们期望的价格——经常要比本地人高上十倍。这两个身穿蓝色长袍的马车夫，刚才还递给我卷烟，和我说起英国女人如何如何，现在突然提出多要五十块钱，因为“马累了，需要小费”。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变得愤怒与烦躁，一个旅行者的种种新奇感和耐心都无影无踪了，我开始大声斥责，威胁着下车，一分钱也不给他们。他们又突然安静下来，刚才的执着与生硬都消失了，满脸堆笑与故作的诧异：“我的朋友，你为什么生气？我们是朋友，你还要烟土吗？”
我想起了奈保尔对于非洲人与印度人的刻薄描述——他们摆脱了殖民者，却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他们仍有着被殖民化的头脑，缺乏独立与自尊。我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他是对的。但是，我也理解他们的感受。你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外国的旅行者的。倘若你长期生活在一个匮乏的社会，见惯了弱肉强食，金钱就会摧毁掉一个人最后的纯真。
但也有一些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个人如何在压力与诱惑下，顽强地保持尊严。在开罗的维多利亚旅馆，我碰到餐厅值班的服务员，他眼窝深陷，有一张安静、愁苦、又极富自尊的面孔。正是夜半，所有人都睡去了，他用手机放着阿拉伯语老歌，一边给我准备三明治，一边借助一本阿拉伯与英语的字典，谈起他的个人故事。白天，他是小学教师，从早晨九点到下午五点，在学校教课。到了晚上九点，他在这里照管餐厅，一直到凌晨七点，房客们开始吃早餐为止。“那你什么时候睡觉？”我问。“下午五点到九点之间，吃一点就睡，然后就是休息日，学校周五休息，餐厅是周日，这两天我就一直睡。”他有三个男孩子需要供养，这样的生活，他已经过了二十年。他的例证不算新奇，很多埃及人需要两份以上的工作，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
临行前，一个在开罗工作的小伙子对我们说，“这是他们所依赖的一切，你还能指望他们怎么样？”
[四]
在埃米尔电影院，我看到了《阿凡达》。影院破旧、观众稀疏，看不到一个女人。亚历山大城的繁华与喧闹都集中在saintstenfano新区，那里有购物中心、四季酒店和星巴克，穿着牛仔裤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彻夜游荡。我所住的老市区，荣耀不再，只有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崭新的。但倘若有耐心，你会发现它们曾是多么典雅，它们是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遗迹，是一个一心要变成另一个欧洲城市的亚历山大的见证。老城堆积着层层的记忆，从23岁征服世界的马其顿的年轻君主，妖冶的克利奥巴特再到奥托曼帝国和拿坡仑的舰队，它诉说着埃及人独特的身份——埃及不仅是尼罗河文明、伊斯兰文明，也是地中海文明。
在20世纪后半叶，这里发生的最重要的故事，是一次演讲。1956年7月26日，年轻的总统纳塞尔在交易广场发表了震惊世界的演讲——仅仅三年的革命政府要收回苏伊士运河。自从1882年以来，它一直处于英国人的管理之下，是埃及获得真正独立的阴影。宣言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与纳塞尔的性格紧密相关，也是新政权的权力本质的展现。不过，对于埃及人与整个阿拉伯世界来说，没人想去探究这前因后果，它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狂欢——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所遭遇的西方的屈辱，被一扫而空。在接下来的十年中，纳塞尔是全体阿拉伯人的领袖，他倡导“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他象征着中东重获的“尊严”，也是一个帝国退却、殖民地获得独立的年代最重要的声音。
《阿凡达》就像是詹姆斯·卡梅隆其他电影一样，是精良的特技和煽情风格的结合，黑白分明的简化世界观贯穿其中——残酷的压迫与正义的抗争，它还如此不可救药的追随时髦情绪——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变暖，我们就来崇拜自然吧。身在埃米尔影院（埃米尔是伊斯兰长老的意思），你很轻易产生这样的联想——西方人（一开始人英、法，如今是美国）带着他们的资本主义逻辑与现代科技而来，破坏了原本自主的伊斯兰世界。唤醒生命与力量的巫师，是纳塞尔，也可能是本·拉登（当“9·11”事件发生后，中东很多地区是多么的欣喜若狂）。
简化的世界观有着无穷的魅力，它以不同的面目出现。它是共产主义，是反殖民运动，有时则以自然主义的面貌出现。总存在着明确的敌人和解决方案，只要推翻它，就可以获得拯救。但历史并非如此，审判了资本家、赶走了帝国主义、或是流放了封建的君主之后，一个新世界常常并未到来，在很多时刻，它甚至变得更糟了。如今的埃及，正沉浸在对法鲁克国王的怀旧之中，而对1952年的革命则心生憎恶。至于纳塞尔赢得的尊严，在1967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之后，再度转化成羞辱。那个曾被美化的泛阿拉伯主义，从未达成真正的联盟，不同的阿拉伯国家也从未有过真正的和睦。但处在激动情绪中的人们，没兴趣理会这些东西。
一个专制、傲慢的政权令人憎恨，但这不意味着所有愤怒的大众与反抗情绪，就可以被浪漫化为正义和希望。20世纪的世界与中国，充满了这样的例证，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了细微的感受力与判断力的社会，经常是这种希望与幻灭交替作用的温床。
[五]
最终，我见到了阿斯旺尼。约定的时间是晚上九点，他的诊所。夜晚的街上静无一人，路灯昏暗，阿斯旺尼牙医诊所的白色广告灯箱难以被错过，“dr.allaelasswany”，名字和他的职业赫然其上，标明在第四层。
阿斯旺尼从诊所的里间走出来，身形高大、宽阔。“左拉是医生，契诃夫也是医生。”他丝毫不觉得自己的双重生活有什么特别。很少有埃及作家能够依靠自己的写作维持生活，马哈福兹一直是一名公务员，直到1988年获得诺贝尔奖之前，写作给他带来的收入少得可怜。
《亚克比安大厦》出版之后，尽管前所未有的畅销，但两年内仅仅给阿斯旺尼带来九千元的收入。直到外语版本出现后，这一状况才得到缓解。几个月前，它在全球卖出了100万册。他仍愿意继续行医，他担心成功会限制他的生活。还有什么比和形形色色的病人谈论病症，交流感受，更能保持着一个作家与现实生活、与社会的敏感呢？
埃及也是他的病人。“贫困、腐败、教育、甚至恐怖主义，这些埃及面临的问题，都只是病症，”他说，“它们都来自共同的病因——政治独裁。而民主是最好的解药。”
和小说中弥漫的绝望相比，他在现实中的乐观令人意外。
他说，尽管没有成熟的反对党，但是他听到了越来越多的反对声音，希望就在其中。他和他的朋友们正热烈地期待巴拉迪的归来。去年11月离任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穆罕默德·巴拉迪，或许是最有国际影响力的埃及人。他可能会竞选2011年总统的消息，是对埃及政治秩序令人振奋的冲击。现任总统穆巴拉克已经在任29年之久，所有埃及人都知道，他很有可能把权力移交给儿子贾马尔。
通过他每周一次的专栏与沙龙，阿斯旺尼是一个热忱的公共生活的倡导者。但他不准备加入任何党派。“小说家本身就是政治力量。”这句话适用于所有政治高压下的社会。他说，小说要激怒人，迫使人们深入思考他们的生活。这或许解释了他的小说中为何充斥了性描述——在一个蒙面妇女日渐增多、腐败无处不在的社会，性仍是个禁忌的话题。
你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政治与社会效果超越了文学性。不管是《亚克比安大厦》还是《芝加哥》，它们都像是情节紧凑的肥皂剧。情节扣人心弦、结果却在预料之中，人物太过类型化，不管是商店的营业员，投身极端主义的青年，还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他们似乎都只是自身背景与现实力量的产物和俘虏，他们无法逃离自己的出身、肤色、性别、阶层，一切努力最终都只是迎来幻灭。它们是充满快感的阅读，却很难说是杰出的文学作品。
西方世界给予他的广泛承认，与其说是出于文学表达，不如说是出于政治姿态。阿斯旺尼自有其辩护方式。他说自己的小说是给普通人阅读，而不是文学评论家。
我们的谈话时断时续，有时淹没在突然传来的机械噪音中，有时则被进出的人打断，阿斯旺尼和他们用阿拉伯语谈上几句。其中一位老先生离去后，阿斯旺尼说，这是他的病人，也是开罗大学一位政治学家，著名的反对派——他们在诊所谈论牙齿和埃及的未来。
我们的话题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延展到穆巴拉克，阿斯旺尼给我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受：他对埃及人独特性的强调几至沉醉。它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它曾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但现在却陷入了停滞与衰退。
它是欧亚的连接点，有尼罗河，有苏伊士，有细长棉，有石油与天然气，还有8000万勤奋的埃及人，“我们埃及真的不同，从亚历山大到乔治·w·布什，没人能忽略埃及的战略位置。”
如今，阿斯旺尼最期待的变化来自巴拉迪。巴拉迪的归来——似乎是另一个奥德塞归来的故事，另一个现代童话吗？“历史上的任何变革都来自不可想象的梦想”，他说，“很可惜，你们要走了，看不到这个场景了”。
穆罕默德·巴拉迪，埃及人，1997年至2009年期间，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由于在阻止核能在军事领域内的使用以及在和平利用核能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巴拉迪获得了2005年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