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知远
一样是被中断的漫长文明，一样是从革命到幻灭的现代社会。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坟墓，埃及有过如此辉煌的古文明，现在却陷入了衰退。
[一]
倘若你在一个晴朗、无风、冬日的星期五到来，开罗是一座迷人的城市。空气里没有从沙漠卷来的沙土，马路上骇人听闻的车流消失了，没有此起彼伏的鸣笛声、引擎声，你可以轻松地从一个地点赶往另一个地点，或是仅仅坐在路旁破旧、无门的咖啡馆里发呆，看着稀疏的人群从眼前缓缓走过。
人们都进了清真寺。阿拉伯世界的星期五，是基督教世界的星期天，要献给真主与祈祷。
在开罗已经五天了，我习惯了清真寺的高音喇叭传出的颂经声，像是哀婉的音乐。几天后我才知道，这乐曲式的声音有特定的意思。“真主安拉，我只信一个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让我们祈祷吧。”卢克索的一个青年即兴翻译给我听。
日出、正午、下午三点、日落、夜晚，一天五次，全城瞬间变成了一座无边无际的清真寺，所有的建筑、车流、行人、动物、小摊上的水果，都笼罩在哀伤的祈祷声中。
我坐在穆罕默德街旁一家小咖啡店里，塑料矮桌上是一杯土耳其咖啡，赫色粉末漂浮在热水里，拒绝溶化，像是冒着热气的泥汤。白色瓷砖的墙面已污点斑斑，墙壁的木板上排列着一列水烟，红绿交织的烟管如蛇一样缠绕，一个可口可乐的冰柜上方，电视正播放着祈祷场面，人们都拖了鞋跪在地上，朝着麦加的方向。
这样的咖啡馆遍布开罗街头，总是热气腾腾。它比清真寺的星月塔尖更代表开罗精神。1789年，拿破仑的属下清点过这里的咖啡馆，1350家，27万人口的开罗，每两百人一家。它是开罗人休息、发呆、欢笑、闲言碎语、谈论信仰与国家、忘记个人孤独的地方。而如今，两千万人住在这个城市，咖啡馆的数量已难以清点。
迷人的马哈福兹说，每当他坐在咖啡馆里，抽上一口水烟，灵感就四处涌来。他曾经喜欢去的费沙维咖啡就在著名的胡塞因市场，开罗的伊斯兰老城。尽管手持黄蓝相间封面的《孤独星球》的游客们已经塞满了这小小的咖啡馆，但你仍旧可以感受到它的动人之处。仿佛整个世界的货物、语言、味道与人种、还有历史中的每一个时代，都环绕在你周围。色彩分明的香料店，像是蒙德利安的画作，却比它有更浓烈的味道。我们经常忘记了，这些灰色的胡椒粉、红色的辣椒粉、还有更多未知的粉末，曾经驱动着世界的运转。
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马哈福兹每天在这个市场里穿梭，观察小贩们的讨价还价，坐在费沙维里抽水烟——他喜欢什么味道的？苹果、橙子、还是草莓？白天他是埃及政府一名公务员，但夜晚他却是这个城市、或许是整个阿拉伯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他尝试用巴尔扎克、狄更斯的方式，来描述他的开罗。
每一个开罗人似乎都知道马哈福兹。我记得在市中心一家肚皮舞的酒吧里，一位老绅士看到我手中的书，对我竖起拇指：“啊，马哈福兹，我喜欢他。”他先是记录这座城市的神话，然后成为了神话本身。不过在马哈福兹的笔下，现代开罗的神话，不是一千零一夜，而是充斥着革命、压迫、动荡、希望、抗争与失落的故事。一些人相信，是他开创了阿拉伯语的现代写作。
从咖啡店出来，走上十分种，就是塔拉特·哈布广场。塔拉特·哈布的黑色铜像矗立在路中央的环岛上。他是经济学家、工业家，创办了埃及第一家银行，第一家航空公司，涉及的领域从纺织、船业、出版到电影、保险。他是埃及经济独立的象征之一。
直到1941年去世时，塔拉特·哈布也未看到一个真正摆脱欧洲影响的埃及的出现。但他的一生却是埃及最好的时光。在他出生两年后的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行，在一个日益成熟的全球经济中，埃及是核心枢纽。伴随着苏运河的开凿与开通，对开罗的改造开始。新城市的面貌与埃及总督伊斯梅尔1867年的巴黎之行密不可分。他参加巴黎世界博览会，是拿破仑三世的座上宾。埃及馆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法老的神庙、东方集市还有贝都因人帐篷——典型的欧洲想象中的埃及。但伊斯梅尔着迷的是巴黎城——宽阔的大道、花园、百货大楼、拱廊……伊斯梅尔雇佣了大批欧洲的工程人员，在开罗西侧的空地，建了一座足以巴黎匹敌的新城。
雄心与虚荣，催生了苏伊士运河与新开罗的诞生，但也将埃及拖入了财政上的破产。欧洲人接管了运河，而英国派来的总督在国王背后行使真正的权力。
我要寻找的是塔拉特·哈布34号，亚可比安大厦。我期待它能为我理解埃及提供一把钥匙。
摄影/木格
[二]
我很难相信，我会真的对金字塔、斯芬克斯像、法老坟墓产生兴趣。粉红色的埃及博物馆就在尼罗河畔。第一层摆满了大理石的雕像、棺材、木乃伊、黄金面具、法老征战的马车。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拥挤在这里，年轻的导游们用英语、法语、日语还有中文，热情洋溢地讲述着古老文明。但它们不让我兴奋。或许这与我在中国的经验有关，从幼年时我们就牢记中国灿烂的五千年文明，但这口号，四大发明、长城、敦煌，都在单调的重复中，失去了魅力。倘若你把这些口号与现实的中国作比，一种致命的荒诞和嘲讽感油然而生。我们是礼仪之邦吗？我们是文明古国吗？
每个人都有熟悉一个陌生城市的方法。有的人依靠地图，有的人要攀上最高端，有的人要坐遍主要线路的公共汽车，有的人要长久的散步。而书店总是我理解一个城市的支点。或许是我的头脑太过懒惰、内心太脆弱，面对扑面而来、热气腾腾的新经验茫然无措，或是我总是“生活在别处”，要么执迷于过去、要么盲目地畅想未来。印刷在纸面上的痕迹，提供了稳定的秩序、经过检验的世界观，还有所谓“纵深的经验”——一个旅行者浅薄的新鲜感，怎能与咖啡馆中吞云吐雾的本地作家的感受相比？
这家美国大学书店，是我见过的第一家出入需要安检、登记护照的书店。对我而言，它就像都市的小绿洲。在满是阿拉伯语、处处破败的开罗，它明亮、整洁、是一个我能读得懂，又经过整理分类的世界。这里有福楼拜和萨义德描写的埃及，有几代本土作家的开罗，几千年的历史、重重叠叠的文化、革命与日常生活，都被精心排列，只等你随时探取。我买了《亚可比安大厦》。之后几天，我在这本小说和现实的开罗之间穿梭。
夜晚的尼罗河缓慢流动，到处都是人、车流，人们浸泡在污浊的空气里。除去在美国大学书店，我再没有看到过一块干净的玻璃，一张整洁的墙面。即使夜色已至，你仍能感觉到那种强烈的灰蒙蒙的质地。似乎一切都已年久失修，一切都衰退。我从没见过如此破败的政府大楼，很多玻璃窗显然破碎已久。20世纪70年代的菲亚特堵塞在马路上，油漆斑驳、车门破损，司机们亢奋、焦灼地按着喇叭。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穿过开罗的马路都是一桩轻微的冒险。
“哪里是市中心？”我问路上的行人。没有想象中堪作路标的购物中心、写字楼，市中心只有一家接一家的店铺，卖着相同的商品。像极了中国的二、三级城市，与其说是商店，不如说是批发市场。三米高的玻璃橱窗里，摆上几十个塑胶模特，里三层、外三层、摩肩接踵的排列着，仿佛她们在不断的自我克隆。惨白的灯光，冲到街头的音乐，海量而雷同的产品，或许是匮乏已经从外在转到了内心，人们对打折的货物有着永不消退的胃口。
一个失败的现代都市，这是我对开罗的第一印象。
我开始阅读《亚可比安大厦》。在序言中，阿斯旺尼回忆了他的出版经历。1995年，当阿斯旺尼试图出版他的第一本小说集时，由于私人出版业非常弱小，他找到了埃及书籍出版总社（generalegyptianbookorganization），这个部门掌管了公共出版业。出版总社决定了一本书是否能够出版，但它的评审委员不是专业的作家、编辑，而是从不同部门临时抽调来的职员，可能是司法人员，也可能是会计，他们参加评审，仅仅是为了获取额外收入，尽管这收入少得可怜。阿斯旺尼对自己的小说很有信心，却没有获得出版，因为他没能说服他们，小说主人公嘲笑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话，不是作者的本意——虚构的人物和作者之间，是有差异的。《亚可比安大厦》是阿斯旺尼最后的努力，他已准备移居新西兰，而这本小说是对埃及的告别。他是一位在美国受训的牙医，回到埃及，仅仅是为了他的业余爱好——写作。这条道路似乎已经封死。
最后的努力带来了奇迹般的成功。2002年，这本书在一家私营出版社出版后，成为埃及也是阿拉伯语世界最畅销的小说。2006年，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影上映。
1937年，亚美尼亚商人亚可比安建造了这座十层高的公寓楼。房客中有政府高官、百万富翁、欧洲制造商，埃及的大地主……他们是当时埃及政治与经济秩序的受益者，0.5%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这也是一个自由实验的埃及，有议会，有不同的政治力量，有新闻自由，教育水准则在阿拉伯世界遥遥领先，它也有观念开放的世俗化社会，不同的种族、语言、文化，彼此交融。
公寓楼的命运是埃及历史的缩影。革命不仅给很多埃及人带来了渴望的尊严，也带来了一个更严密的社会控制和排外的浪潮——欧洲人、犹太人与富有的埃及人被迫离去，他们被视作旧政权的合谋者。新政权的特权者成为新租客，他们大多来自社会底层，骤然获得的特权没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公寓变得拥挤，房间里养鸡养鸭，再没人愿意维护公寓。1970年代，昔日的市中心衰落了，新贵们搬往了新区。公寓被不断地转租、不断破败。
阿斯旺尼讲述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衰败之中。一名要进入政界的制衣商人、为了生活要出卖身体的美丽少女，要成为警察、却被现实逼迫成为一名宗教极端分子的学生，顽固地想保持昔日优雅的没落贵族……小说中的每一个房客，都恰似时代的缩影。大厦衰败的背后，是整个社会的溃败。这是一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道德已经崩溃，腐败无处不在，美好的价值难以生长。不仅埃及衰落了，埃及人也堕落了。这部小说触动了整个埃及的神经——是不是1952年的革命，彻底错误了？
一间婚纱店、一个牙医诊所、一家青年旅馆，下午的亚克比安大厦毫无生气，连小说里那种令人拥挤的喧闹都没了，只剩下遗忘。我坐在宽阔的前厅的高高的台阶上，看着掉色的浅绿墙壁，深棕色的信箱，还有门内侧顶上的霓红灯管，正是花体的yacoubian（亚克比安）。你可以想象，1937年它初次闪亮时，建造者和房客们的欣喜若狂。
不知有多少人对老上海产生过类似的感受。开罗是“尼罗河畔的巴黎”，而上海则称自己是“远东的巴黎”。很多中国人在法租界躲避过战乱，中国最有才华的作家在这里写作、办报，批评当权者，这里有咖啡馆、电影院、百老汇歌舞、赛马、赌场、黑社会……它到处是西方的优越感，但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新奇与优雅。
漫步在老市区，你会发现成片的欧式建筑，它们很多都比亚可比安大厦更雄伟与典雅。耐心观察这些建筑，你会发现它们像是从巴黎移植而来，你可以想象它们初建时的典雅，而如今被风沙、岁月败落，吞噬在小商铺的嘈杂中。
它不由得让人想起《亚可比安大厦》电影中结尾的一幕，没落贵族扎基在夜晚的塔拉特·哈布街头绝望地喊道：“时尚先于巴黎出现在这里，街道一尘不染，人们每天都清洗，商店很时髦，人们有礼貌……这些建筑比欧洲还好，现在甚至随便在楼道里倒垃圾，我们生活在埃及的衰落时代。”
[三]
我还是去了埃及的南方，尽一个旅行者的义务。在阿斯旺，我看到和开罗截然不同的尼罗河，河水湛蓝如海洋，我住在河中央的elephantine岛上，当年这里是非洲象牙的交易地。每天推开窗，正好看到河面上的白帆船。cataract老酒店在对岸，阿嘉莎·克莉丝蒂就是在那里写出了《尼罗河上的惨案》。
当地的努比安人肤色黝黑。埃及的颜色到这里变深了。我们乘车继续向南三个小时，是阿布辛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