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山
文/谢丁
会宁是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但同时，它也是全国知名的状元县。在那里，谈理想是件奢侈的事。一切的期盼，都寄托在那条叫做高考的唯一出路上。
传统
在会宁的第二天，我看到了这里最习以为常，却触目惊心的一个场景。
那是傍晚六点，我正在赵永康家里喝茶聊天。赵永康是会宁一中的政治老师。会宁是甘肃中部山区的一个小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之一。如果不是红军长征后在这里会师，几乎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但中学教育改变了这一切。现在，会宁是全国知名的状元县。它以“贫穷”和“高升学率”的鲜明对比，成为甘肃的模范，人们不能分离这两点去谈论会宁。
赵永康25岁，个子不高，有一双灵动的眼睛。妻子王芳是他的同事。半年前，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学校提供给青年夫妇一间大约20平方米的公寓，在实验楼的顶层。从一楼往上爬，我经过物理实验室、生物实验室，路过贴满名言警句的墙壁，然后停在一幅“竺可桢”画像面前。赵永康的家门是一块淡红色的布，紧挨着微机室。房间不大，却是挑空的屋顶，极高。王芳用淡黄色的布帘，将屋子分割成客厅、卧室和厨房。没有厕所——整个学校只有两个厕所，在操场那边，要走很远。
当天空渐渐变暗时，我和赵永康的谈话停了下来。我踱步到他家那扇巨大的玻璃窗前，对面的教学楼一间一间正在闪起灯光。空中飘着小雪花，外面的气温大约零下8度。这时我听到一阵人声，像蚊子，轻轻地响起来，然后越来越大。
从窗户往下看，在实验楼和教学楼之间的小操场上，突然冒出了许多学生。起先只有几个。人越来越多，从操场、宿舍、教学楼不停向这里聚集。每个人都拿着一本16开的书，翻卷在手上。他们来回踱步，边走边大声朗读着课本。具体念的什么我听不清，只看见底下黑压压的一大片，像蚂蚁一样，密密麻麻地，各自低头徘徊在大约2米的直线上。
大多数学生穿得很少，脸庞和鼻头冻得通红。校园的路灯刚刚点亮，天空仍有一丝亮光。朝远处望去，是光秃秃的荒山，被白雪覆盖。临近春节，高一的学生已经放假回家。余下的学生还要补大约两周的课程。会宁一中的高三有18个班，每个班60个学生左右。每年，学校还会开设7到8个容纳往届生的补习班。现在，学校大约还有3000多人。他们正在背书。
“他们为什么不进教室？外面太冷了。”我转头问赵永康。
“在教室朗读会吵到别人，外面空气也会好一些。”他顿了一下，带着一种自豪的口吻接着说，“这是会宁中学的传统，你在其他地方肯定很少见到。”
“你也经历过这种场面？”
“当然。”赵永康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我捧起热乎乎的纸杯，回到温暖的沙发上。屋子虽然不大，但有暖气，还开着电暖器。他接着说：“我们都是那样走过来的—但现在，你看，我再也不用受那种苦了。”
会宁以教育出名。像中国大多数二三线城市一样，中学教育的最直接的指向，高考。这是一条艰难却极为有效的出路，我也是从这条路上走过的，记忆里有关高三的想象，大多停留在拥挤的教室、垒得高高的书本。但我从未见过像今天这样的场景。
前一天，在兰州到会宁的长途汽车上，我碰到一个小女孩。她看起来只有12岁，穿着流行的火红色羽绒服、闪着金边的牛仔裤。她没有念完初中，直接去了北京当小保姆，每个月可以赚到600元。在两个多小时的旅途中，这个实际已经16岁的女孩，用标准的普通话不停谈论她在北京的遭遇。我问她为什么没有继续上学。她承认英语太难了。
“我想你要明白，并不是家里不供我上学，只是我自己不愿意再读了。”她告诉我，成熟的语调令人吃惊，“在会宁，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在会宁一中，一个农村学生每学期的开销大约2500元。但很少有父母不舍得这笔投资。他们相信一旦孩子考上大学，所有的家庭债务会很快还清。更重要的是，下一代总算有机会走出这片贫瘠的土地。他们会痛苦地接受出门打工的事实——但除非万不得已，才走这条路。
“除了高考，其他任何方式，我们都觉得不太可靠。”赵永康说，“那不是会宁的传统。”
半个小时后，我下楼尝试走入这种“传统”。在这块空地的中间，竖立着三个旗杆，但没有飘着五星红旗。顺着人群的缝隙，往前挤。在学校大门的两侧墙壁上，贴着两张巨大的红纸，上面用毛笔写着“2005年会宁一中的高考状”。名字、成绩、大学，依次排开。两年过去了，纸张已经脱落褪色。但如果仔细凝视，你会发现纸上绘着一张中国地图。
会宁标记在地图的左上方，画成一把火炬。一条条直线从这里画出，像飞机的航线，辐射到中国各个角落。它意味着荣登高考榜的学生，都从这所中学出发，已经走出会宁。很少有人再回来。赵永康是个例外。
考试
赵永康从来没停止过考试。1995年，他奋力从黑虎村小学考入郭城驿初中。三年后，他奋力考入会宁县第二中学。再过了三年，他奋力考入西北师范大学。现在，他的奋力得到了回报──他开始指导自己的学生参加高考。
赵永康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吃公家饭的人，家境在当地已算不错。但在黑虎村，赵永康的本科学历不算太高。村里考出了三个博士，其中一个现在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老师。而衡量一个家庭在村里的地位，家境并不重要，要看谁家的孩子考得更好，走得更远。
有一次，一个姓牛的出租车司机告诉我，他所认识的“混”得最好的人是一名考上复旦大学的同学。“他毕业以后去了新加坡，前不久回到兰州呆了几个月，最近又要出国了。”司机羡慕地说。他有一个在兰州交通厅工作的弟弟，也是考出去的。但很显然，距离会宁最远的那个人，才算真正“成功”。
会宁像是一片令人遗弃的土地。留守下来的人，大都无奈而绝望。因为缺水，这里所有的学校只有一两个厕所。新修的教学楼即便建了厕所，也从不使用。刚刚过去的一年，整个县的财政收入是1981万元，而支出却达6.5个亿。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土地贫瘠农业萧条。“这里的米都是很难吃的。”赵永康说。
中考那年，赵永康成为班里少数几个考上会宁“一中”或“二中”的学生。会宁一共有五所公立中学，这两个是最难考，但也是最有希望走出会宁的跳板。没考上高中的人，也大都通过其他方式离开了这里。也许是职业学校，技术院校。他们总是能找到各种办法，通过考试，离开会宁。
在会宁二中，赵永康可以一个学期不洗澡。背大量的书，做大量的习题，生活中所有的事围绕高考一个目标进行。2001年，他在“重点大学”一栏填报了兰州大学，但他只考上了西北师大。四年后，他带回来的教育方式，仍然像几年前一样。在中国，这种“题海战术”被称为应试教育。
赵永康执教的政治课是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分为三个部分：经济、哲学和政治。在近年掀起的高中教材改革讨论中，政治课却很少涉入其中。它很容易教学，但对某些人来说也更艰难。在学校，政治课因其在考试中的重要性而得到学生的重视，但是政治老师的地位却颇为尴尬。也许没有学生会去关注这个国家真正的政治现实，考试也会忽略这一切。赵永康告诉我，以前必考的“时事政治”部分，现在也已取消。
对于会宁的学生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们和外界沟通的渠道，只有校园里的报栏橱窗——它可能甚至半个月才更新一次。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赵永康：“你觉得这样的政治课上得有意思么？”
“……你知道的，我们的目标就是考试。”他嗫嚅着说。
“那你打算一辈子这么教下去？”
赵永康没再说话。那天晚上，我邀请赵永康和他的妻子王芳一起吃饭。同桌的还有一位他的高中同学，叫王维。他在延安大学念了四年的政治学，现在在会宁枝阳中学教政治。这所中学只有初中部。王维所教的思想政治课，更为简单和粗粝。
我们坐在县城里一家肥牛火锅的包房里。王维专程从乡下赶过来，第二天，他将起程去兰州参加今年的研究生考试。王维24岁，穿着一件不起眼的夹克，不爱说话，心事重重。他仍像一个没有毕业的大学生，时刻准备着下一场考试。去年，王维考过一次研究生，只差几分。赵永康说他今年一定能考上。
王维原本就不是学师范的，对当老师也没多大兴趣。他没有结婚，没有在当地交女朋友。也许是打定主意还要离开会宁的，而途径似乎也只有考研一条路。
但赵永康不一样。回到会宁的第二年，他就结婚了。王芳也毕业于西北师大，也是政治老师，但她是甘肃庆阳人。那里挨着陕西，是平原，资源丰富。家里曾强烈反对她到会宁教书，这里远近闻名的贫穷。然而她嫁给了赵永康，一切都安定下来。
王芳的教学经验比赵永康还多两年。她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脸蛋红扑扑的，说话却有张有弛，随时准备补充和纠正赵永康。她已经带过一届高三的学生。那年，一中出了状元，是这几年考得最好的一届。这是王芳为数不多的成就感之一。但这种成就感，赵永康和王维都还没感受到。他们毕业才刚刚两年。
吃完肥牛的第二天清晨，王维在酒店找到我。他说中午就要去兰州了，然后给了我教育局一个叔叔的电话，希望我可以在那里得到有关会宁教育的更多信息。“但是，如果你想更深刻地了解会宁，我建议你去更远更偏僻的农村看看。也许，那时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走出去。”说完，他就离开了。
后面几天，我曾向赵永康打听王维考试的情。但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有时，赵永康会突然向我打听法律方面的考试情。他上次没有回答的问题，现在似乎越来越清晰地看见答案。他告诉我，想考一次司法考试。
“考完试做什么？你想做律师么？”我问他。
这时，赵永康再次陷入了沉默。
绝望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