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更有利于侦破图像秘密的，是举出一个夫妻夜谈的实例：k先生作为机械工程和电脑的高材生，作为我的外星人学和机器人学导师，有一次在我们两个看完斯皮尔伯格的新电影，一起喝夜酒的时候，对我说：“我只能在你这儿修我的宇宙飞船。”说的时候，那双半百的眼睛像婴儿眼一样潮湿。
我脑海中立刻回闪出伊特鲁里亚夫妇比骨灰体积大很多的船型棺材和他们脸上的神秘微笑，埃及夫妇如正副飞行员一般的并排端正坐姿，希腊同性爱人全副出远门的猎狗加拐杖的行头，中国汉代夫妻的“升天图”，头顶的神秘大鸟和漫天灵物……哈哈，再回到元代的墓室，风吹草低见飞船，好个精细的游牧民族，还在“不辞而别宴”的桌子上留下了牡丹。
那个时刻，我知道自己魂肉中的大片废墟终有一用，可作为这世界上对他来说唯一合格的飞船修复工厂。而租金相当诱人，最终一次付清：在几十年的修复工程完成之后，带着我离开这个被时间和空间绑死的星球。
现在你了解了，这是一份多么美好的长期租约。
谈谈情，说说吃
撰文谢丁
环境一变，一切都变了。我想我永远做不出和家乡一样的抄手了。
春节回家，有两样东西必吃。一是红油抄手，我心中天下第一美味。二是汤圆，家乡的传统，大年初一不得不吃，吃得越多越吉利，要撑到喉咙口，憋着一口气去打麻将。
别的人回家，父母必是办一桌好菜，清早就开始准备，直等你飞机落地。我家则简单得很，开门进屋，我妈上来就问：“去外头吃抄手？”于是扔下行李就走。一家人到了楼下，随便走进一间面馆，总有卖抄手的。嘱咐老板少放点辣椒。刚从北京回重庆，得悠着点儿。三两红油抄手，边吃边冒汗，吃得火眼金睛。过年回家的第一顿，总是最惬意。
很多人问我，重庆那么多好吃的，轮着吃，也能吃好几天，干吗挑个最普通的抄手？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小就这样，一连几天顿顿抄手也不厌。二十年前读初中时，碰见一个和我同样热爱抄手的同学。我们都吹自己是抄手大王，僵持不下。有个周末，和他约好在城里一家面馆比赛，看谁吃得多。他比我气盛，三两一碗，连吃两碗。我讨了个巧，二两一碗，连吃三碗。打平。老板在旁边起哄，说再送你们一人一碗。结果他硬是没咽下最后三两，而我以八两的记录，侥幸得胜。如今这同学不知去向，如还在重庆，比我有口福。
上大学离开重庆后，我很难再吃到抄手。北京的“馄饨”很像抄手。再比如福建的“扁食”，沙县小吃里的“扁肉”(到了北京也改叫馄饨)，广州的“云吞”，长得都差不多，性格却迥异。馄饨软绵绵的，瘫成一团，馅极少，只剩下一层皮。北京人拿它当早点，就着包子或饼，图的是清汤。至于扁食，刚好相反，皮太薄，馅又太多，搞得像女人爆乳。而抄手是符合重庆人性格的，皮厚馅多，外硬内软，重口味。
据说正宗的重庆抄手，煮完后，应该搁盘子里，一个个抄手是站着的，无汤。成都的“龙抄手”也无汤，用小碗盛，面上一层红油酱料。但重庆大街小巷卖的抄手，汤却是很重要的，得是骨头汤，提味。稍微有点名气的店，都有自己的独门秘笈。小时候，在我老家(长江边的一个小城)，最有名的店，名叫“阮抄手”。老板姓阮，女儿和我是同学。她家抄手独步天下，靠的是起锅后洒了一层胡椒粉，生意非常好。我那时极为羡慕这位女同学，可天天吃抄手。每次路过，总能看见她端坐店门口，双手熟练飞舞，帮着父母包抄手。心想谁娶了她可占了大便宜。如今，这女同学也不知去向。
母亲知道我这怪癖，也常在家做给我吃。她不擅长做饭，甚至讨厌女人整日黏在厨房，恰好抄手是简单易行的，一顿包上百个，搁冰箱里，饿了就煮点喂我。即便简单，母亲的抄手也有小讲究。肉馅得是猪肉，加上盐、葱花、蛋清一起搅拌。抄手的面皮很重要，厚薄适当，得去专门做面皮的地方买。我印象中，她总买不对数量。不是肉馅多了，就是面皮多。一切准备妥当后，包抄手就纯粹是个技术活了，工具只是一根筷子。她喜欢坐客厅沙发上，边包边看电视。我就在那时学会了这门手艺。
离乡十多年，除过年回家，其余日子很少吃抄手，也不想。
但几年前，有一晚工作到深夜，踱步到厨房，突然就想来一碗红油抄手。冰箱里只有超市买来的速冻馄饨，一煮就烂，而且怎么都不对味，感觉低下。那一整夜，心里都在流口水。第二日，便去市场买了肉馅和面皮。但重庆抄手是四方形面皮，在这里寻不到。北京的面皮是用来包馄饨的，呈梯形，而且极薄，只能将就着用。我欢快地包了一整天抄手，挑了二十个下锅，其余放冰箱冻好。一切程序，都遵守记忆中的样子。等入口时，却发现不是记忆中的味道了。
母亲常说，我比她更有做饭的天赋。她是真讨厌进厨房。在老家，她是地方上出名的女强人，爱麻将胜过工作，爱工作胜过做饭。一般来说，家庭妇女做久了，都会对厨房生一点怨气，认为它占用了自己本该更美好的人生。也许正因如此，许多男人退休后，倒是喜欢进厨房鼓捣点精致的菜饭，一是觉得该让老婆休息休息，二是真认为做饭是有趣的，到老了，总算可以干点好玩的事。而我不同，自小就喜欢在厨房进进出出。我第一次做饭，可追溯到小学六年级。父母上班太忙，我放学回家，总是先做一份西红柿鸡蛋汤喝。久而久之，晚饭的蛋汤就由我包了。变着花样做。鸡蛋直接打入锅里，是喜欢它的淡雅。如果煎了鸡蛋再做汤，是冲着那份油香。
在那个年代，家里一个男孩喜欢做饭，肯定不怎么好听。我父母大概觉得，这总比我去外面荒玩惹事好。但总的来说，他们都认为，厨房一定是成不了大业的。从没听说谁家孩子的理想，是长大后当一名厨师。多年后，当我看见许多餐馆和酒店的大厨都是男人时，我也好奇，为什么全世界都这传统—在家是女人做饭，在外就变成了男人？
男人在家里下厨，定是大事。我有个亲戚，三十多岁便考了三级厨师证书，但他却在机关里上班，平日没机会显示本事。只有逢年过节，轮到他家请客，他才围裙上阵。老婆那时只好做他下手。每次去他家吃饭，知道是他在厨房，所有人都提了胃等着，像进了一家大酒店。我有次问他，为什么大厨师都是男的？他瞪我一眼说，女的抡不起这大铁锅!
说得好像也有点道理。
读汪曾祺的散文，写他平日爱折腾吃的。他讲，“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然后说，做菜，必须自己去买菜，他不爱逛百货商场，却爱逛菜市。汪曾祺讲究吃，是出了名的，所以有次聂华苓和保罗·安格尔夫妇来北京，他就在家做了几道菜招待他们。其中一道是煮干丝，据说聂华苓吃得连最后剩的一点汤都喝掉了。但听汪曾祺谈吃，重点是吃，不是做。言语中，他也不是天天进厨房，只是偶尔兴致来了，才做做玩玩，日常饭菜估计还是得老婆打理。
天天让男人下厨房，全天下我只见过重庆人有这爱好(据说上海男人也如此，没亲眼见过)。我住在重庆那几年，每天清晨上班，途径附近一个菜市场，满眼都是男人提一菜篮在买菜。难怪人家都说重庆女人厉害。但重庆男人做菜好吃也是出了名的，随便街上问问，似乎人人都能对某道菜说出个一二三来。
我那时是独居，日子一长，就把做饭的爱好培养出来了。起初，是看样学样，把我母亲平日里厨房那一套全用上了。慢慢地，就觉得太简单。其实，应付个人吃喝已完全没问题，但不知为何(也不知是不是男人都有这特点)，总想搞出点更复杂的菜式来。有一阵子，买过好几本菜谱，搁厨房里天天对着学习。如果你也这么干过，你就知道那根本没用，否则满世界都是大厨了。但学习菜谱有个好处，它让你知道厨房的事，一招一式，看似简单，却内含玄机。比如麻婆豆腐，人人皆知怎么做，但能做出其真味者，又有几个？
不过，这大约也是厨房的乐趣所在？
扯得有点远，说回抄手。其实说这么多，不外乎给自己找些借口—即便再简单的食物，也是极难做的，但好玩就好在这个“难”字。
有一年春节，我从北京回重庆，特意让母亲在家做了一次抄手。我眼盯着她一步步的程序，和我在北京做的几乎一模一样，奇怪最后的味道却完全不同。我认为这根本不是抄手本身和做法的问题，而是调味料的区别。众所周知，重庆的调料是天下无双的。而最关键的一味，也许是猪油。如今谁家还用这不健康的东西？那年离家返京，我背包里就多了一罐猪油、一盒家乡的辣椒面、花椒和胡椒粉。
回北京后，我天天想着做一碗正宗的重庆红油抄手。第一次做，就失败了，忘了熬骨头汤，那很麻烦，不是吗？第二次腾了个下午，专门熬了一锅汤。但抄手的味道仍不对，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我猜测，是调的红油酱料不够好。虽然我带回了正宗的辣椒面和花椒，却不知如何搭配出完美的油辣子。有一天，和几个朋友去北京南城的四川办事处吃饭，突然看见他们售卖自做的油辣子，闻了闻，那才是地道货。
一切准备就绪，我邀请几个北方的朋友到家里来，让这帮只知馄饨的人尝尝抄手的厉害。肉馅是新鲜现买的，兑鸡蛋清，加点葱花，搅拌均匀。我窝在客厅沙发上，包了整整一个下午。浓白的棒骨汤也准备好了，我敢说全重庆的小面馆也没我买的棒骨好。傍晚，人到齐。抄手下锅，青菜做底，搁一勺川办的油辣子，最后撒一层胡椒粉。我没敢告诉大家碗里放了猪油(就像母亲也是偷偷地放一勺给我)。说实话，这真是一道简单的主食，从头到尾好像没花什么时间。但所有人吃完都啧啧称奇。某人说，“没想到，馄饨还能这么好吃”。
只有我心里明白，这次又失败了。味道是好，却仍不是记忆中的味道。难道是水质的原因？或者，只是环境一变，一切都变了。我想我永远做不出和家乡一样的抄手了。
饮酒断想
撰文陈力川
一瓶酒是一本书，凝缩了土地和酒农劳作的历史。雨果把人造酒的功劳与上帝造水的奇功相提并论，他说“上帝创造了水，人创造了酒”。
一
葡萄酒是上好的饮料，也是上好的谈资。然而酒是一个与观念绝缘、与感官接壤的世界，所以谈酒的前提是承认饮酒的感觉很难用语言表述，概念化的语言即使插上想象的翅膀也难于深入感官的领地。何况每一种酒都有其独特性，独特性是一种无法被概念化的真实，真实是沉默不语的。
即使是懂酒的人，也不见得有谈酒的语汇。掌握专业技术语汇难，克服酒的不可言说性更难。用词语表达酒的精髓比乘稻草扎的船去航海更危险。喜欢饮酒不意味着能够得其真谛，就像得到一个女人的身体不意味着得到她的心。
二
饮酒不是一种需要，而是一种欲望。人的基本需要是普遍的，但欲望却因人而异。人的基本需要是简单、不难满足的；而人的欲望却苛求、挑剔，渴望的过程掺杂着追求、失望或瞬息的满足。欲望中有太多幻想的成分，而幻想与幻灭常常难解难分。
人喝酒不是因为渴，而是因为想。酒要人喝，不是因为能解渴，而是要觅知音。波德莱尔说：“除了酒被饮的快乐，没有什么能与饮者的快乐相比。”当你与一瓶好酒对视的时候，你的快乐已经洋溢在酒瓶的上面。你甚至能听到它的歌声：“我们亲密的结合将创造诗歌。我俩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神，我们像鸟，像蝴蝶，像圣母的儿子，像花香插上翅膀飞向无垠。”
三
爱喝酒的人藏不住酒，酒喝得比买得快。酒摆在那里，你会想它。你想酒不奇怪，奇怪的是你能感到酒也想你。那不是一种单相思，而是类似恋爱的感觉。不同的是，酒虽然想你，但却比姑娘更羞怯，你不碰它，它不会自动跑到你的杯里去。
卢梭说：“在这个世界上，梦乡是唯一值得居住的地方。”对于一个好酒者，酒乡才是唯一值得居住的地方。其实酒乡与梦乡是通的，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意识的堤坝截断水的流向。
四
葡萄酒能唤起我们的想象力，我们在想象中赋予葡萄酒许多它们不具备或者不完全具备的品质，因为任何想象都带有美化的倾向。想象与期待是一对孪生兄弟，我们想象期待的东西与我们期待想象的东西几乎是一回事。想象与期待的结果有时是满足，有时是失望，失望通常多于满足，因为满足的空间是有限的，只有失望的空间与想象空间同样辽阔。
许多品酒师自称能够排除想象，仅凭理性把葡萄酒当作一种可以客观评价的物质。我常常怀疑这种说法，不是因为不相信他们超乎常人的味觉经验，而是因为品酒离不开感觉，理性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驾驭感性实在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相反，酒常常能打开理性的牢笼。
五
葡萄酒是感官的盛宴，酒与人的五种官能都有联系。触觉(摸酒瓶，举酒杯)，听觉(斟酒声，碰酒杯)，视觉(看酒色)，嗅觉(闻酒香)，味觉(品酒味)。世界上鲜有能同时调动人的五种官能的东西，酒和茶几乎是唯一的例外。
葡萄酒最忌讳拿起来就喝，更忌讳一饮而尽，这一点与中国粮食酒的喝法不同。喝粮食酒一饮而尽被视为豪爽，喝葡萄酒一饮而尽则显得粗鲁，是对酒的不敬，甚至侮辱。
喝葡萄酒的程序是一看，二闻，三品。视觉、嗅觉和味觉对于品酒同样重要。很多人饮酒都忽略了视觉和嗅觉的乐趣。其实葡萄酒首先是好看，酒色的深浅、清浊、厚薄、浓淡能映照出酒的品质和特色。闻酒是与酒的第一次直接接触。大部分酒的味道，闻起来与喝起来并不相同，很多时候，闻起来的味道比喝起来的味道还好，那是一种既微妙又复杂的幽香，能够耐心加以分别的人并不多见。葡萄酒不只是为了喝而酿造的，闻酒的乐趣不亚于饮酒的乐趣。
六
饮酒是赴约：与土地和阳光的约会，土地蕴藏的矿物质通过葡萄汁酿造的酒而注入我们的肌体；阳光中的紫外线通过葡萄酒而射入我们的体内。
白葡萄酒适合静谧的场合，因为白酒的微妙和温柔受不了任何嘈杂。与粗声大气的人喝白葡萄酒就像在机器轰鸣的工厂拉小提琴。红葡萄酒适合热烈的场面，任何喧嚣都不能淹没红酒的嘹亮，其刚柔兼济的特性能化忧郁为亢奋。
法国的葡萄酒无论红白，几乎一种酒一个性格，一种酒一个味道，无论好坏，总能以个性悦人，不似有些国家的酒喝来喝去味道雷同。现代化的酿酒手段可以缩短大年和小年的差别，使不同年份的酒同质化，然而饮者远离失望的同时也远离了惊喜。
七
一瓶酒是一本书，凝缩了土地和酒农劳作的历史。没有什么比酒的历史能更好地诠释潜移默化的作用。一块土地的个性与一个酒农的个性相结合孕育了一种酒的性格。
酒农是一些热爱土地的人，他们有浓厚的根的情结。传统像血一样流在他们的身上。与其说他们拥有葡萄园，不如说葡萄园拥有他们；与其说他们是土地的主人，不如说土地是他们的主人。
雨果把人造酒的功劳与上帝造水的奇功相提并论，他说“上帝创造了水，人创造了酒”。人的生命离不开水，人的生活离不开酒。男人酿酒好比女人生育。对人类来说，酿酒与生育同样重要，因为人酿酒，酒亦酿人。
八
相同的父母不同年龄生的孩子不一样，同一酒庄不同年头产的酒也不一样。虽然产区、年份、酒庄、葡萄品种、酿造技术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酒的信息，但是就像我们即使知道一个人哪一年出生在什么地方而对他的性情一无所知，我们也无法仅凭年头和产区来判断一瓶酒的性格和品质。一瓶酒是一个谜，在谜底揭晓以前，它是一个悬念，一个线索，一个未知数。
有的酒喝过就忘记了，就像很多人见过就不记得了；有的酒喝过让你长久地回味，就像有的人见过，让你终身难忘。罗马尼亚哲学家萧沆(cioran)说：“人好比酒，随着年龄增长，好人变得更好，坏人变得尖酸。”
一瓶酒是一个承诺。承诺可能兑现，可能不兑现，可能完全兑现，可能不完全兑现。兑不兑现不完全取决于酒，也取决于人。同一瓶酒不同的人能喝出同样的味道，也能喝出不同的味道。酒对有的人秘而不宣，对有的人宣而不秘。
九
宁可错待一个好人，不可错待一瓶好酒。错待了一个好人，还有道歉的机会，错待了一瓶好酒，会遗憾终生。几瓶好酒一起喝的时候，排序可谓如履薄冰。除了红白之分，还要考虑不同的年份、不同的酒庄、不同的产区、不同的酒性。顺序排得好相得益彰；顺序排得不好两败俱伤。
外国人喜欢从新酒、淡酒喝起，老酒、烈酒压轴；中国人喜欢从老酒、浓酒喝起，喝到后来新老不分，优劣无异。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菜不讲究与酒的搭配，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人喝酒的方式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的喝法是细品，中国人的喝法是豪饮；品者和饮者的区别是前者适可而止，后者一醉方休。无论什么喝法，饮酒的次数都需要间歇，有间歇为乐，无间歇为淫。
十
一瓶好酒最佳的开瓶时间常让人捉摸不定。开早了可惜，开晚了亦可惜。不过遇到酒友，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开早开晚都不可惜。好的酒伴可以使劣酒变成好酒；坏的酒伴可以使好酒变成劣酒。同样的酒跟不同的人喝，味道亦不同。酒将一些人的距离拉近，将另一些人的距离拉远；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不拘：有时，酒可以让你与一个陌生人肝胆相照，对一个熟人冷若冰霜。
酒伴最好是男的，男人会喝，也会醉。女人或不胜杯勺，或干喝不醉。不胜杯勺，喝不到一起；干喝不醉，乐不到一处。所以酒伴，还是男人好(当然也有例外)，喝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境界大致相当，每个人都有进无退。碰到那种不进不退的人，无论男女都让人扫兴。
好酒者大都喜欢与人共饮，喜欢独饮者寥寥无几。几个人聚在一起觥筹交错，越喝越兴奋；自斟自酌，形影相吊，越喝越伤感。陶渊明曾发出“引壶觞以自酌……感吾生之行休”的叹息。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游走，人需要分享酒中的欢乐，摆脱个人孤苦伶仃的生存处境，哪怕只是一时一刻。
十一
与熟人喝酒，知己知彼，是一种乐趣；与陌生人喝酒，知己而不知彼，也是一种乐趣，喝到一定的份儿上，心中会萌生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情。饮酒让人懂得怜惜，这不仅是一种物质行为，而且是一种情感行为。
有的人酒量大，酒胆小；有的人酒胆大，酒量小。酒胆大于酒量，这种饮者最可爱，虽亏在量上，却胜在胆上，使人感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饮酒让人懂得谦虚，见识山高水长。
十二
喝酒有伴自然好，遇到酒友就更好，见到久别重逢的酒友，你已经先有了几分醉意。陶渊明有言，“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因为酒量打了折扣，所以与酒友喝酒比与一般人喝酒更容易醉。正所谓“水为地险，酒为人险”。
喝到临界点上，你眼前出现悬崖，你知道再向前迈一步，就会坠入崖下。其实你意识到危险的时候，危险已经发生，惯力足以推你迈出这无可挽回的一步。或许你要找的正是那种自由的感觉，“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喝醉了固然难受，有时没喝醉也同样难受。最难受的是醉后想起酒来，刚刚还让人生爱，现在却令人生畏生厌。酒是人类为自己打造的一把双刃剑。
十三
据说古希腊人一边饮酒，一边讨论哲学问题。巴斯德说：“一瓶酒中的哲学胜过所有的书。”但是酒中的哲学并不比书中的哲学易懂。
按柏拉图《会饮篇》中阿尔基比亚德的说法，苏格拉底的酒量比谁都大，而且从来没有人见他喝醉过。苏格拉底被公认为古希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人，他能豪饮而不醉不仅证明他的海量，而且证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从不失态，始终能把持理智和稳重。巴斯卡尔说，“酒喝得太多或太少都会阻碍真理”，苏格拉底是一个反例。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了出格、放纵、癫狂、暴力的倾向。一个人深层的本性好像只有在酒的催化下才能显现。波德莱尔说：“酒像人一样：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能在何种程度上敬重它和鄙视它，爱它和恨它，我们也永远不知道它能产生多少崇高或丑恶的行为。因此，我们对它不要比对我们自己更苛刻，我们应将它视为同类。”
十四
钱穆引《中庸》说：“‘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这是说，饮食之味已难知，人生之味更难知。哪一个人没有他的人生，哪一个人没有喝过茶，喝过咖啡，要讲到知味，那是艺术的，真不易。”钱穆没有举饮酒的例子，但是《中庸》的“饮食”二字应包含饮酒的意思。饮酒能知味已属不易，但酒的本质远超出味道，就像味道超出颜色。酒的本质使人想到美，当你如醉如痴的时候，心中泛起的是一种朦胧的美感。美的心境使你不再有分别心，你会发现周围的一切一下子变得可亲可爱，你想原谅自己和别人的一切过错。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这样描述“酒神状态”：“此刻，奴隶也是自由人。此刻，贫困、专断或‘无耻的时尚’在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了。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款洽，甚至融为一体了。”有些平时被你看得很重的东西，这时会忽然失去分量，一切事物都回归了原位，或者说变得无足轻重。美成为唯一的存在，或者说是你唯一能感知的存在。这时你开始进入酒的世界。
哈佛来信
撰文杨潇
置身其中，怀着一点自我疗救的私心，把这时代的征候记录下来，大概也挺有意思。如今记录者似乎比时代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真是可惜。
时代精神
到住处时已过午夜，谨记中介之前的反复叮嘱(“扰邻是要赔钱的”)，蹑手蹑脚提着箱子开门、进电梯、再开门，生怕发出一点声响，公寓比想象的要好，连浴巾和手帕都整整齐齐备了好多条，客厅里的假树萎靡得很真，我差点就给它浇水了。
这里比北京慢12个小时，头两个晚上都是凌晨两点以后入睡，4点多就醒了，像是睡了一个绵长的夏日午觉，窗外风凉，枫树和梧桐在黑暗里发出沙沙的声音，打开电视全是购物节目，我鼓起勇气从900多个频道里寻找bbcworldservice，想通过看新闻找到自己在陌生世界的坐标，却只发现bbcamerica，它在播放烹饪节目，后来我又看过它几次，好像每次都在教人做菜。
熬到6点，出门吃早餐，经过了一个五星级酒店、两座教堂和一块墓地后，居然摸到了哈佛广场。人最多的aubonpain门口，风度翩翩的老人家微微鞠躬，微笑着说了声nihao，我一进门就明白了他为何那么确定我是中国人：餐厅里有一半人是操着各地方言的同胞，哈佛还有两周才开学，也不知是亲友团还是旅行团。
搭帮朋友的介绍，周末混进几个北美留学生社团举行的论坛，连听三场演讲，b先生回顾了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运动的十年，从李思怡到太石村，从最牛钉子户到邓玉娇，听得我唏嘘不已—这些事情都历历在目，但又感觉如此遥远。2003年有时被称为“民权元年”，记得那时候社会有共识，大家心气颇高，觉得众人推墙墙必倒，而今墙仍是墙，人也未必不是墙，就像匈牙利作家米克洛斯·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里写的：“……不仅是某些官僚程序，而是整个文化语境；不仅是国家的干预，而是所有合谋摧毁自主的真正艺术行为基础的情形；不仅是政治勒令，而是一元化社会里的个人的世界观；不仅是‘合法’与‘非法’的限制，还有维系着国家权力能够渗透到文化哪怕最后一个细胞的秘密心理源泉。”
每代人都有自己的记忆，它可能是眼界也可能是局限，在哈佛教课的r老师说，你们这一代受汶川地震影响很深，所以对郭美美事件反应很大—有趣的角度，倘若一个外国观察者空降中国，他能够打开我们话匣的问题之一肯定是：2008年5月12日那天你在做什么？而塑造r老师那一代人的却是更早之前的悲剧，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他们的关切，不妨想象我们的下一代问我们：汶川地震真有那么惨吗？
r在课堂上运用政治社会化(politicalsocialization)的概念，来辨析教育、传媒、同龄人、家庭等媒介(agents)在不同社会起的作用，从而对年轻一代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产生的不同影响。这并不是高深的理论，但能带来很清晰的分析—你或许听过一种熟悉的说法，“在哪里都是被洗脑”，或者，“他们那个也是一种宣传”，那就来看看这些媒介在不同社会的状态吧，它们是集中还是分散的，是被一个权力中心控制还是被若干个控制？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对任何事情做出判断前，你是否会意识到政治社会化对自己的塑造？
参加论坛的人价值观比较接近，不过他们在中国留学生群体里大概也是少数派，一个社团发起人在自己学校做的小调查说，大多数参加社团活动的留学生同意对政府的批评，但也同时认为这些批评“有损国家形象”，只有极少人对异议者表示同情。最后他总结，希望培养更好的讨论气氛，希望吸引到更多本科生，以及“更多女生”!然后一屋子男生都大笑起来。
活动结束，大家一起看了部介绍吉恩·夏普(genesharp)的纪录片，吉恩就住在波士顿，以倡导非暴力抗争理念闻名于世。片名叫howtostartarevolution(如何发动一场革命)，我之前没听过，用手机搜索，敲到“howtostarta”时，下拉框提示出现了howtostartabusiness(怎样创业)和howtostartaconversation(怎样聊天)的句子，我继续敲打，到“howtostartare”时，以为差不多了，结果出来的是howtostartarestaurant(怎样开一家餐馆)，这才是时代精神啊。
后知后觉
有时我特别后知后觉，5月起和尼曼工作人员通了无数邮件，他们所在的lippmannhouse也在邮件里出现过无数次，我从来没仔细看过那个词，大概潜意识觉得，反正也是我搞不懂的老外人名。
来美国后，某天脑子里突然“叮”的一声，我就像烤熟的面包一样弹起：lippmann不是李普曼吗？后来才知道，75年前，正是这位20世纪美国最著名记者的建议，哈佛才创立了“旨在提高美国新闻业的水平”的尼曼项目。
报到之前某天，去李普曼house打印资料，推门进去看到一个有点面熟的大叔—之前我研究过其余23位同学的照片和简介，便主动打招呼：“你是greg吗？”彼此寒暄几句后就各忙各的去了。当晚躺在沙发上看书，又不知为什么掏出手机，登陆尼曼官网，看到greg的简介上写着，“thebangbangclub一书的联合作者”，等一等，这书名怎么也耳熟？google之，这回是“哐”的一声，直接把我砸回两年多前的一个傍晚。
那天已近黄昏，我在家里无所事事地上网—有一回跟一群不用朝九晚五的写字朋友聊天，说到最不喜欢一天中的哪个时分，大多数人都投了傍晚—设想你从一个迟到的夏日午睡中醒来，天色已晚，广场上大妈们热烈起舞，楼下的烧烤摊熙熙攘攘，你却四顾茫然，而这一天就要结束，是否也会“细思恐极”？
彼时我刚从埃及的广场回到中国的厨房，满脑子是开罗匹萨饼—这是跟《纽约客》驻中东记者w聊了一个下午后的结果，她提醒我，历代统治者都试图在某个地方重建开罗，结果它的历史不是埋在地下，而是如匹萨饼般摊开来的。我从科普特开罗走到伊斯兰开罗，从“尼罗河畔的巴黎”来到纳赛尔城，又从穆巴拉克时期的“嘈杂和混乱之地”来到革命当中的“解放广场共和国”，满心欢喜，自以为从这只匹萨饼上看见了历史。
那个傍晚我在网上撞见一部叫thebangbangclub(枪声俱乐部)的新电影，四个战地摄影记者的真实故事。从1990年废除种族隔离到1994年首次全民普选，是南非民主转型最为重要的四年，这期间流血冲突不断，他们四人在枪声中穿梭，向全世界媒体发去一张张珍贵可怖的现场照片，而自己也在职业的痛感里挣扎，1994年4月，在拍摄又一次冲突时，ken中弹身亡，三个月后，kevin在汽车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还记得当年《纽约时报》刊发的女孩与秃鹫的照片及其引发的巨大争议，kevin正是那位拍摄者。此后若干年，greg和silva继续行走在战乱地区，南苏丹、喀麦隆、巴尔干、索马里、阿富汗……
2010年，在坎大哈，silva踩到地雷，失去了自己的双腿，比较起来，出现在李普曼house的greg是幸运的，但我一直没有问他，经历了那么多，你怎么理解人性？怎么理解道德？我猜想也许他仍在为此探索，有一天orientation(熟悉、适应校园的课程)时我坐在他旁边，看他正研究一门探讨“人为什么作恶”的伦理课。
如今greg早已不做战地记者，他现在是南非一家线上日报的副主编，正写一本关于去年南非马里卡纳屠杀(marikanamassacre，南非警察向罢工的金矿工人开枪，震惊全国)的书。李普曼的时代，新闻业一步步走向光荣与梦想的顶峰，而在我们这一届尼曼学者抵达校园前，最大的业界新闻是《华盛顿邮报》被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以2.5亿美元的“低价”收购。并非所有人都对传统媒体的黄昏感到忧伤，但你可以闻到这种情绪，一个同学说，他已经厌恶了那种对于自己工作的担心。我有点好奇，你也会担心工作不保吗？“我不担心自己丢掉工作，目前我们不愁钱，但我担心这种趋势席卷过来，最终你得裁人、减薪，越来越为钱低头。我懂新闻，不懂商业，现在做新媒体的很多人懂商业却不懂新闻，我希望学一些商业的东西，掌握自己工作的命运。”
w也成了我在尼曼的同学，她带来一个朋友拍摄埃及革命的纪录片，放映完后众人聊如何报道革命，最后大家都认可这样一种说法：你几乎不可能先知先觉地在革命洪流中看清历史的脉络，而只能在随波逐流中，尽你所能采访你遇到的人，逐渐加深自己的理解。我有时觉得，也许对于绝大多数从业者来说，新闻业的革命也是如此，你只能做好手头的事，然后和大家一起等待，看看未来会发生什么。
购课一周
进教室坐下五分钟后，我就开始庆幸自己来得早。10点一过，人不断涌入，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棕皮肤，穿短裙的，裹头巾的，还有一位大叔，乍看以为是查韦斯转世。10：07开始上课时(上课时间总比课表迟七分钟，所谓“harvardtime”)，教室里大概挤进来小两百人，几无立锥之地。授课教授和《少年pi的奇幻漂流》里那只老虎同名同姓，银发银须，看着颇威严，课名是“宗教、政治与公共政策”，讲宗教对美国政治的巨大影响，好玩的是，他在牛津读书时的室友，是著名的无神论记者希钦斯(christopherhitchens)。
这是我在哈佛shopping的第一堂课。李欧梵先生在《我的哈佛岁月》中写，哈佛有个不成文的惯例，“就是在开课的第一个礼拜让学生任意‘购课’(courseshopping)。学生可以迟到早退，乱成一团；教授也势必使出浑身解数，以吸引学生……除了吸引学生之外，教授必须印发大量的‘商品’—课程表和书单—以便学生‘选购’。过了头一两个礼拜以后，课堂的人数才会稳定下来。”
周一恰逢美国劳动节，所以周二、周三是“购课”的高峰，宗教课一结束，来不及向老师请教他对希钦斯的看法，就骑着单车往社会学系赶，去听“记忆的政治”(memorypolitics)。这是人类学专业开的一门小型研修课(seminar)，只有十几个座位，最后也来了三四十位“顾客”，女生为主，个个青春逼人，一个女孩的笔记本电脑上贴满了女权主义的漫画。两堂课的大纲都写明了“阅读任务重”几个字，讲“记忆的政治”的老师，不断抛出普里莫·莱维、汉娜·阿伦特、齐格蒙·鲍曼这样的名字，沉重得让人抬不起头来。案例分析重点集中在拉丁美洲，“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嚷嚷，为什么不讲前苏联国家？”她一摊手，“我就是在拉丁美洲做的田野嘛。”
第二天倒有一门大课专讲前苏联和东欧，哗啦啦一堆本科生又把教室挤爆了，老师瘦高个，肤色棕红，俄国口音，上来就说会专门花一堂课讲讲普京的俄罗斯，“我是一个现在时的历史学家，虽然我历史系的同事都说，太关注时事是罪过”。但与此同时，“我也会带你们回到1930年代。假如这是1930年代的课堂，我想你们中的大多数，或者很大一部分会同情社会主义，一部分会成为社会主义者，还有人会成为斯大林主义者。如果你看那时知识分子的文献，你会惊讶于自由资本主义在和社会主义的竞争中处于怎样的下风。”
这位亲历苏联解体的历史系教授，看起来还是有点紧张，好几次摸鼻子，讲着讲着还会自己笑起来(相比之下，肯尼迪政府学院的老师个个都是演说家，不动声色让底下笑成一团)，有几分天真，又觉得有讨好学生的企图，有一次他明显口误，尴尬地笑：“对不住啊，昨晚看美网看得太晚……”转过身去，看见他皱巴巴的衬衫背后湿了一大块。
身边多数同学关注的都是政治，“记忆的政治”、“网络时代的媒体与政治权力”、“讲故事的政治”、“个人数据的政治”……一个同学说，她的课堂里有两个前中情局雇员，其中一个还是发言人，“他发言可真多……”另一个同学在听了“个人数据的政治”后很兴奋地告诉我，你知道吗，从技术上说，只要掌握你的生日和邮政编码，就能锁定你的位置……也有人选了查尔斯河对岸商学院的课，回来感叹就是不一样—在哈佛其他院系，可能你上了一学期课老师也不一定知道你名字，但是在哈佛商学院，你还没去上课，老师就已经把你google了个底朝天。这也让我想起之前去商学院参观，问公共关系部主任，这里是否也有迟到七分钟的哈佛时间？他立刻否认了：“全部准点开始，有些教授到点还会把教室锁起来!”
也不是所有老师都对“购课”感冒，“讲故事的政治”(thepoliticsofstorytelling)是本学期新开的课，老教授叫迈克尔·杰克逊(是的)，来自神学院，不讲开场段子，不笑，不提问，不发教学大纲，站着笔直开讲，有人中途离开，但关于这门课我听到的最好评价是：有一种古典的美。
有关逻辑
“记忆的政治”的老师布置了作业：回去看一部1961年的黑白影片《纽伦堡的审判》，大多数同学都去图书馆电影资料室，我只花了一分钟就在某视频网站找到了清晰版本，带中文字幕，有一点坐海盗船的快感。
电影长三小时，讲述二战结束两年后德国战犯第三轮受审的故事—特殊处在于受审者是纳粹时期的法官，他们被指控批准给犹太人施行绝育手术，但更根本的追问是：你是做一个爱国者，忠实地执行这个国家的法律，还是拒绝执行你认为不义的法律，当一个叛徒？
威克法官选择拒绝希特勒的法律，被迫辞职，审判时他作为证人出现在法庭上，面对自己的曾经的同事、受审者简宁法官。他遭到简宁代理律师劳尔夫的步步逼问—这正是影片最精彩的地方，这位年轻的德国律师在逼问证人的同时，也把电影不断推向高潮。
“请问威克先生，你是否曾对1934年公民效忠誓言宣誓？”他的眼睛死死盯着威克，“(既然你认为希特勒的法律不义)为什么你不拒绝宣誓？如果每个人都拒绝宣誓，希特勒就不会走到绝对权力这一步!为什么你不拒绝？是不是你担心自己的养老金……”看到这段时，不知怎么就想起了八年前，贺卫方先生以“暂停招收硕士生”抗议他所就职的北大法学院研究生招考制度，记得当时看到一段媒体报道，有人质疑贺卫方“为什么不辞职”，贺卫方反问：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不自杀呢？(大意)
劳尔夫巧舌如簧，善设逻辑陷阱，又懂得适时以暴风骤雨式的“吼问”震慑证人，在另一场质证中，他面对的是被强制施行绝育手术的犹太人鲁道夫，劳尔夫攻击鲁道夫的母亲有精神问题，攻击鲁道夫智力低下，所以应当做绝育手术。在鲁道夫掏出母亲照片，激动地“自证清白”后，法庭一片沉默，这时劳尔夫深吸一口气，冷冷地说了一句：法庭不知道你以前是什么样的，它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你说的都是你的一面之词。
一种深切的悲凉降临在我那开不了窗的卧室里，这可能是整部影片最让我难过的时分。对于简宁这样的大人物，哪怕身陷囹圄，也有贵族太太愿意在法官面前为他求情：“你不知道他在希特勒面前是多么勇敢!”大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册，罪责与荣耀，虽然也有各种纠结和难言之隐，总归有人书写，可谁会去理会鲁道夫这样的小人物？历史永远不可能知道你是谁，哪怕你是博阿齐齐—我曾读过《时代》周刊2011年年度人物《抗议者》的长文，好归好，可是在文章里，这位引发阿拉伯之春的突尼斯自焚小贩也只不过是一个被设定的角色，好像他短暂的一生就是为了走向那片凶猛的火光，然后变成一个导语。
我和以色列同学都选了这门“记忆的政治”，当老师从纽伦堡审判讲到东京审判时(后者只是附带)，我想我们都各怀心事。下课后，想跟老师分享一下自己的感受，因为感情过于汹涌而一时语塞，她宽容地笑了，这却让我更加苦涩。在媒体待久了有时会失掉了一些基本的痛感，比如对于慰安妇问题，我好像一直提不起兴趣，也许是觉得太“老生常谈”(我们都默认了新闻就是“势利”的，影片里的记者很直白地对法官说：我可能发不了稿，美国读者对审判战犯已经不感兴趣了)，也许是对这一议题常被政治操弄感到不满，但终究没有去想一想这么多年她们需要面对的日与夜。
我自然没有笨到认为她们不会有新的生活，“记忆的政治”后是一门介绍社会运动理论的课，现代意义上的社运和古代各种起义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前者有一套复杂的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我一边听老师讲对“意义(meaning)”的建构方式一边瞎想：学社会学的人把各种话语拆解得这样不留情面，会不会很容易“再也不相信爱情了”？而围绕着慰安妇建构起来的种种话语，又是不是总还有些坚固的东西在里面？
《纽伦堡的审判》的最后，主审法官和劳尔夫有一段对话，劳尔夫说：“我跟你打赌，在五年之内，你宣判无期徒刑的人都会(因为冷战形势的变化)被释放。”法官回答：“你所说的那些人都会释放，在我们时代是正确的逻辑。但合逻辑的不一定是对的，世上没有人能使它正确。”
公正先生
这学期桑德尔没有开“公正”课，而是和哈佛大学干细胞研究所创始人之一道格拉斯·梅尔顿(douglas)合讲另一门本科生课程：“伦理、生物科学和人性的未来”。据说哈佛本科生每六人就有一人上过公正课，这门新课选修的人也不少，三百人左右的讲堂座无虚席，后排还要再加椅子(顺便说一句，这学期另一门受欢迎的大课是《科学与烹饪》)。
课堂不许使用笔记本电脑(哈佛许多课堂都笼罩在沙沙的键盘声里)，著名哲学家和著名生物学家各据讲台一端，梅尔顿负责科学，介绍干细胞研究、克隆人、性别选择、基因工程等有争议问题的背景知识和前沿进展，桑德尔负责伦理，通过不断提问、不断请学生举手“表决”来推进课程。除了师生间的大量互动(和“公正”课一样精彩)，吸引我的还有梅尔顿这个“变量”，他会随时提出各种科学依据，而你会明显看到，这些依据如何影响人的伦理选择。
这天讨论兴奋剂问题，从类固醇(尿检即可查出)讲到epo禁药(需要血检才可能查出)，梅尔顿解释epo原理时不忘调侃一下美剧csi(《犯罪现场》)里的科学家：“作为一个总在实验室里待着的人，真是羡慕他们啊，穿得那么好，试管里的液体还总是五颜六色那么漂亮……”
epo是“促红细胞生成素”的简称，能提高血液携氧能力，让肌肉工作时间更长。梅尔顿用一张幻灯片打出8种增加红细胞的方法：1、锻炼和休息，2、高海拔锻炼和休息，3、低海拔锻炼，低氧舱休息，4、服用能让人体生成更多epo的食物，5、服用能让人体生成更多epo的转基因食物，6、注射epo，7、注射epo基因，8、注射能够自动生成epo的人造化学物质。一个比一个高级，桑德尔的问题来了：假设你是国际奥委会委员，当运动员采用其中哪些方法提供成绩时，你会举手否决？
1和2自然没人举手，3也没人举手，桑德尔和梅尔顿对视一眼：这是真实的奥委会正在争论的问题。到4时，有两个学生举手，到5时，有大约二十人举手，这时“变量”梅尔顿开始干预：“我要提醒一下，你们去某多纳圈连锁店吃的就是转基因食品。”几只举起的手放下了。到6时有更多的人举手，梅尔顿继续提醒：注射的epo可以是自然产生的，又说，“你们是不是对‘注射’敏感？那好，让我们换一个词，‘服用’epo，如何？”看到又有几个人把手放下了，桑德尔在讲台那边“着急”：“不要告诉他们这个!”大家都笑了。
一直到8还有几十个人没有举手，两位教授都有点惊讶，一个没举手的学生约书亚说：我对这些方法都没意见，伦理是发展的，要知道一百年前人们还在争论是否应该让整天训练的职业选手参加体育比赛呢，可是现在，没人会说比赛只能由业余选手参加吧？举手者则多从安全性和不公正(不是每个运动员都有条件注射epo)表示反对，“那么，让我们假设，”桑德尔说，“如果这些方法都绝对安全，又便宜可得，你们是否接受？”
一个女生表示仍然不能接受，“这转移了体育比赛的重点，把人身体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制药的竞争。”约书亚反驳她：“我觉得我们都忘记了一件事：epo只是一个促进手段(enhancement)而已，到头来运动员还得艰苦训练才可能在竞争中获胜。”
“约书亚提到enhancement，让我想起一件事，”桑德尔说，“大概二十年前的波士顿马拉松赛，有个选手跑了一小会儿就睡觉去了，睡醒后直接搭地铁绿线(波士顿地铁线路按颜色区分)第一个到达终点，后来他被取消了成绩。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搭绿线？不把绿线和一双好跑鞋、epp一样，仅仅当作一个enhancement呢？”“马拉松选手不允许搭乘地铁吧？”“据我所知，波士顿马拉松没有不允许选手搭乘绿线的规定，而且绿线也安全，还便宜……”全场大笑，约书亚被自己的“手段论”难倒了，张口结舌。
桑德尔开始推进他康德式的论述：“伦理之线在哪里划下，和手段(means)有关，而在这些例子里，手段并没有本质区别，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接受马拉松选手搭地铁，为什么呢？这也许和我们所希望的比赛‘目的’(purpose)有关，和体育比赛的正直(integrity)与本质(essence)有关，如果你搭乘绿线，那就不再是马拉松了，人们也不会激赏获胜者的品质。”
下课时学生散得很快，我看见桑德尔快步追上约书亚，面露歉意地说了两句什么。
公正夫人
周一傍晚见到kiku时，她满面红光地跟我拥抱：“下午的课怎么样？我的学生是不是很棒？”说的是周一下午的“文化与社会”，因为和她先生桑德尔的课时间冲突，所以我只好轮周旁听，这周轮到听kiku。和桑德尔的煌煌大课相反，kiku的课只有九个学生，是典型的seminar，那天除了我，还有一位kiku请来教学生使用学术检索工具的老师，如果说桑德尔是通过提问来推进课程，那么这堂课kiku连问题都提得很少，而是一直微笑着看着九个学生从人们如何利用facebook来表现(frame)自己谈起，彼此问答完成思考。有那么一会儿众人互动得有点词穷，一个学生突然转向她：你一直没说话，你怎么看？kiku稍微点拨两句，又重新把球传回学生手里。
这学期kiku在哈佛张罗了一个圆桌会议，每月邀请学者、艺术家、传媒人参加，探讨艺术、流行文化和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话题，第一期的主题是“艺术与审查”。圆桌会议前，我们一块喝茶，她向我问起中国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的处境，又说到上次和桑德尔去中国，某地的一次活动被突然叫停后，组织者如何处变不惊、大事化小：“我发现这很有意思，美国人对待审查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碰到这种事情多半得起诉，而中国人则灵活得多，这让我想起小时候在泳池里玩的捉迷藏：有孩子必须躲进水里，但总有别的孩子在别处浮出水面。”
那次圆桌会议也是“自由流动”的讨论，从柏拉图对审查制度的主张谈到早期爵士乐对主流的反抗，kiku播完一段黑人爵士乐的影片后，王德威教授说，其实招致审查的不只是冒犯，有时甜美也会，比如邓丽君的歌曲之于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正好我随身带了ipad，就给他们播了一首邓丽君的《小城故事》，王教授同声传译—想来，也许《甜蜜蜜》更像是“靡靡之音”？
后来，kiku请我在她的课上简单介绍一下邓丽君，我就放了《甜蜜蜜》，一个去过台湾的学生“惊呼”：“teresateng!themoonrepresentsmyheart!”就又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下课那个学生问我，邓被禁是不是也和台独有关？我说这都是哪跟哪啊，于是又急吼吼地解释一通，也不知道他听懂没。
kiku是摄影师，也是社会学研究者，她的上一本书叫pictureperfect，中文版可能会在近期推出。pictureperfect勉强可以译作“(照相般)完美”，kiku在书里探讨的核心话题是，当19世纪照相技术发明时，人们惊叹于它对真实的还原，但如今人人都知道照片是会说谎的，而铺天盖地的图像文化，已经模糊了生活与姿态、真实与虚幻、新闻与娱乐……的界限。我半开玩笑跟她说，这本书简直就是为微信时代写的嘛，然后跟她介绍微信的功能，讲微信鼓励图像而非文本，有人用了半年微信也不知道怎么用它写字云云。
事实上，作为一个来美国后才开始经常使用微信朋友圈的人，我发现自己也越发模糊了生活与姿态：很难说自己发的每一张照片(不论是异域美食，还是出奇的蓝天)，究竟是出于记录当下的冲动，还是为了迎合想象中的他者目光。就像kiku在书里写的：“我们有了对世界塑造自己形象的能力，但也开始落入一些陷阱，而这些陷阱，往日只有政客、名流和媒体关注的人士才须面对。我们正对他人塑造的是哪个自我？又在为谁的眼睛而造？他人会如何看待真实的我与我的姿态？而我又如何看待他们？”
“发表”者容易有一种糟糕的错觉：未经描述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某种“在场感”下，你总是习惯性地想要把你看到、感受到的东西变成头脑里的文字或画面—感受力大概就是这样失去的。如何处理和读者的关系从来都是难题，但也从没有哪个时代达到今天的“互联”程度，并以无所不在的“逼视”(用kiku学生的话说，你的facebook也是你的文化资本)，去影响每一个想要发表点什么的人。对此我不知应该感到不幸还是庆幸，但pictureperfect的思维已经把我推向下一个问题：他们会在这本书的中文版腰封上写什么推荐词呢……
无聊休克
熬着没睡，坐等凌晨两点全美进入冬令时，结果写电邮忘了时间，打开cnn时已过两点，时间又回到了一点，联网的两个手机无缝切换，只有老旧的时钟需要回拨。平白无故赚了一小时，却感觉时间被偷走了，这么想时又觉得傻兮兮的，就是一个刻度而已。入秋以来树都成了刻度，每天都能看到颜色变化，骑车上下课经过几条固定线路，有时会突然发现某棵树不见了，其实是叶子掉光了，有时又发现自己看错了，它还站在远处，通体红透，就稍微心安一点。
还是calendar可靠，这里人人都用calendar，这样即便把饭局约到了一个月以后也不会忘。总在各种场合听到轻微的滴声，那是calendar在提醒你半小时后的活动，生活就这样被切割开来。早晨起来照calendar给的方向去听第一堂课/讲座，坐下时，一位勤奋的俄亥俄大学教授已经通过邮件组发来了当日值得关注的中国报道，开小差读一篇余华的专访，其他研究中心的讲座通知也陆续进来，中东主题的最多，说的都是三个字：抱恙中。还有同学朋友通过facebook和微信推荐的活动，加上哈佛的app，看到感兴趣的点击两下，calendar就愈加饱满自信，好像已经听过讲座似的。某天我在电脑前看书，卧室突然被染成明黄色，原来是窗外那颗梧桐一夜变色，阳光照射下黄得触目惊心，我呆看了半天，这事儿calendar上没有。
到周末，活动通知一下子消失了，邮箱也变得清静，就特别容易忘事，比如，去买周日版《纽约时报》。安慰自己说反正厚得也看不完，又说，在这个“连起来”的时代，也不会真正错过什么，《纽约时报》的南中国海专题、对greenwald(最早报道斯诺登)的专访最后都变成了cnn、饭桌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话题。人人都在说“连起来”，还有人号召大家“重新连起来”(rewire)，麻省理工媒体实验室ethanzuckerman的新书就叫这个名字，开头却从1977年的德黑兰讲起，讲流亡在外的宗教领袖霍梅尼的演讲如何通过磁带渗透进伊朗，促成1979年伊斯兰革命—只要互联网专家们愿意，他们一定可以从上下五千年里找到“连接改变世界”的证据。
纽约客倒是登了篇《断开》的长文，作者evgenymorozov，著名的互联网怀疑者。和zuckerman一样，他也先拽了一段历史，把我们带回到1924年的魏玛共和国。这年的11月，德国社会学家siegfriedkracauer在《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一篇抱怨现代城市生活的评论：街边的廉价烟酒广告牌劫持了人们的神经，电影和剧院上演着不属于任何人但让每个人都精疲力竭的生活，而收音机则把我们置于一个永远在接收，永远胸怀伦敦、埃菲尔铁塔和柏林的状态。这些城市资产阶级啊，kracauer感叹：“在热闹喧哗中越陷越深，最后忘掉了自己还有一颗大脑。”
该怎么办呢？kracauer的药方很简单：“无聊休克疗法”。在一个大家都出城兜风的阳光明媚的下午，把自己锁在屋里，拉下窗帘，躺在沙发上向无聊投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调动出自己那些荒唐、尴尬、未经修饰的想法，进而达至一种“神秘的喜悦”，最后学会与自己相处，“你不再被应该做某事的欲求所束缚，什么都不做也能泰然处之”。听起来像近年国内鹊起的禅修班，把手机电脑上缴，在郊区某个院落或者远方某个寺庙打坐冥思数天。几天前，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还在向我们推荐：“麻省就有，离波士顿两小时车程，已经排到了明年，我在那里待了12天，大哭了三次。”
不过，morozov告诉我们，许多西方人还是决定用他们熟悉的方法来对抗信息过载：掀起一场“信息环保运动”。在阿姆斯特丹就出现了一种能自动屏蔽wifi的座椅，而一群挪威大学生则设计出一种叫igoo的小玩意，可以屏蔽家里所有的电磁信号，这真是可爱的西式思维—改变自己前，先试着改变周围的环境，创造出几个身边的瓦尔登湖来。
瓦尔登湖其实很近，搭通勤火车40分钟到康科德镇，再走半小时就能抵达。我去的那天阴云低回，我盯着岸边倒伏的白松，想着1845年3月末梭罗砍树建小屋的那天，“那是愉快的春日，人们感到难过的冬天正跟冻土一样地消融，而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梭罗小屋仅剩遗迹，一群紫衣姑娘在林间练习健美操，暴雨忽然落了下来，坡地水沟纵横，姑娘们四散而去。
如影随形
在汉堡听到那句“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飞向我们”时，我觉得这是一个城市骄傲的灵魂，尽管实际上，哪怕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德国，我都得不断离开那里，去往柏林。到了哈佛，这句话立刻洗掉了所有形而上，变得特别世俗。释永信带领少林武术来表演那天，我没去凑热闹，白天的课程已经耗尽我的体力；而当李安带着疲惫的神情出现在每一个讲台时，我有点惊讶地发现，来了那么多尼曼同学，他们甚至连“饮食男女”都看过。我拿着提前一个月才申请到的见面会门票，后悔没去看少林功夫—绝佳的软实力比较教材啊。
晚上哈佛电影资料馆上映《色,戒》，李安再次现身，主放映厅爆满，照例又开了副厅，旁边的同学只能看英文字幕，我几次忍不住要提醒，这里她们说的是上海话，那里她说的是广东话，好像也不重要。影片末尾，王佳芝放走了易先生，一个人走下楼来，招手叫了人力车，那风车转啊转地开始闪回：空荡荡的剧场里有人叫她的名字，转过头来全是青春年少。第四次看了，还是抑制不住地鼻酸。李安说他自己像王佳芝，演戏演到后来发现自己其实更像戏中人。
和两个忧心忡忡的朋友吃饭，赶上一场华人抗议的大戏。我对那个拙劣的玩笑不以为然，但也觉得抗议本是正当权利，他们则试图告诉我这幕戏的导演(依他们，这简直是不证自明的)，事情一下子变得险恶起来，好像黑色大海里裂出一条不知什么时候会合上的通道。也许他们是对的吧，但是，正义之前，是不是最好什么戏都不要上演了？
我换了个话题，想聊聊美国，聊聊1980年代后美国的右转，以及保守派对“爱国”一词的占有—但忧心忡忡再次降临：美国和中国不同，“爱国”也不可同日而语—没错，可是我只是想谈谈美国而已。也许在讨论任何问题之前，我该先背一段葛底斯堡演讲(就像背诵四项基本原则一样)？真是无聊啊，但自己又能置身事外吗？如影随形得早就没有正常心态了。
一晚上听了三个故事，三个人的祖父母一代都是东欧犹太人，二战时避难新大陆并扎根于此。其中两人算是富二代，似乎对历史不太感冒，另一人出身平民，听祖母讲述纳粹统治下的恐怖故事长大(祖母的兄弟姐妹几乎没人从集中营里幸存)，大学时又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同性恋，出柜后不久父亲因病去世，“他这一生从未过得自在”。她说，她从小就知道，在这世上，人们是多么容易互相歧视和彼此伤害。后来她成了一位人权律师，在中东工作时为巴勒斯坦人打官司，周围的犹太人朋友都觉得她疯了。她说她愿意把犹太人的身份认同传给自己的孩子，但不愿意再传递那种不信任别人的恐惧。
背景、价值、任务……如此种种，叠加起来，就把人压扁拉长变成一个平面甚至一条直线，想想真是奇怪，这些东西难道不应该让人变得更丰富吗？于是反抗者开始与所有的终极指向决裂，在生活中，也在戏码里。一个在苏联长大的哈佛教授写过一本《怀旧的未来》，她说，在美国，人们总是对她的苏联背景充满好奇，有人会问她：你怀旧吗？她有时回答，怀旧，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有时回答，不怀旧，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在某个活动现场，一个中年人问我，你知道fairbank吗？“当然知道，我经常去fairbank中心的图书馆。”“我说的是johnfairbank(费正清)这个人。”“啊，您是？”“他的外甥。”
隔了两周去拜访中年人的母亲，费正清夫人费慰梅的妹妹，101岁的玛丽安。1934年，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后，玛丽安到中国学习了一年绘画。我给她看之前在网上找的她与梁思成林徽因的合影，她一眼就看了旁边身材高大的金岳霖:“laojin!”又跟她闲聊当年的北平、上海、福州，说来也巧，拜访玛丽安之前的三天，国内一个旧书论坛有人贴出了她1939年出版的画册《三宝北京历险记》，给老人家看链接，她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然后跟我半开玩笑：真的有中国人看我的书吗？我的书能在中国出版吗？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有钱!我听了也跟着笑，但是“peking”却烟消云散了。
原始嚎叫
晚上收到错误情报，走到哈佛广场时发现哈佛先生铜像前一片漆黑，连个鬼影都没有，偶有人经过，都把头缩在高高的领子里，这一天寒流来袭，气温降到零下三度。
到附近24小时开放的本科生图书馆lamont避寒看书，一派期末备考的气氛，有人桌上的书可以砌墙了，还有两个哈佛学生心理健康协会(smhl)的女生挨个派发巧克力和小纸条，上面印着励志作家h.jacksonbrown的话：“thinkbigthoughts,butrelishsmallpleasures.(雄心勃勃，不忘享受微小欢愉。)”底下两行加感叹号的大字：别放弃!你很棒!11点多，眼前突然走过一个只穿红内裤的男生，特别自然地穿过人群，戴上耳机坐下自习。临近午夜，图书馆门口有点躁动，我对面的哥们站起来就开始宽衣解带，也是脱到只剩底裤，穿上靴子，披着貂就出去了。
跟着人群往外走，没两步已经听到广场那边低沉的嘶吼，到铜像前，发现鼓乐队已经就位，那边一栋教学楼下，几百裸男裸女挤在一起，就像刚从冰窟窿里捞出来活蹦乱跳散发着热气的鱼，一起在唱“我们是冠军”呢。唱了一会儿就改喊usa，午夜钟声一响，就尖叫着欢快地潮水般向前涌动，把旁边举着手机的一堆亚洲面孔冲得七零八落，这就是哈佛著名的primalscream(原始嚎叫)了。
1960年代时，这仪式的确以嚎叫为主，每学期期末考试之前的一周，学生会打开所有宿舍的窗户，集体咆哮十分钟，1990年代左右嚎叫演变成了裸奔，但目的是一致的：减压。一个学生曾在报上描述自己的体验：“我看到象征着这个国家学术尊严和光荣时代的广场被一千个光屁股填满。经过那些寒冷、尴尬、悲惨但很爽的瞬间，对期末考试的焦虑被抛到了几光年之外……”不知道那个几天后搞出“诈”弹风波想取消期末考试的韩裔学生有没有去原始嚎叫，收没收到小纸条，无论如何，他也算是thinkbig了。
嚎叫前一周，课程陆续结束，每堂课的末尾都照例是学生鼓掌感谢老师，我想普鸣(michaelpuett)教授的最后一课一定比较壮观：七百多个学生齐刷刷鼓掌。他教授的“中国古典伦理与政治理论”是哈佛这学期第三受欢迎的大课，仅次于经济学入门和计算机科学入门。《大西洋月刊》为此写了一篇长文，探讨为何这么多哈佛学生想要学习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智慧。“美国人倾向于认为人是理性动物，大脑依逻辑地做出各种决定，但在中文里，表示‘mind’和‘heart’的是同一个词语：心灵……庄子教导人们，应在日常生活中道法‘自然’，而不是受困于各种理性抉择。”读到这段时我停了一下，想想似乎很久以前自己就已经把mind(头脑)和heart(心灵)区分开来，而今却借助一个西方人，“重新进入中国”；又想起刚来美国时那段时间，不断被问到“是不是和中国很不一样”，我每次都老老实实回答：其实没有那么不同。说到底，我们都是被全球化与现代性冲刷的一拨人，彼此能有多大差别呢？
《大西洋月刊》的文章借学生之口说，这门课可以改变你的一生，“有一点乐观了吧。”去年选过此课的一个本科生微笑着告诉我。她解释说，其实这门课的火爆，有一些与学问无关的原因，比如说这门课不容易挂科，而ethicalreasoning(伦理分析，哈佛鼓励博雅教育，本科生必须在几个不同大类里修够一定学分，桑德尔之前的“公正”课也属此类)这个大类里可选的课也有限，当然还有，不论是公正课还是中国古代哲学，在哈佛已经成了一种cult(在特定群体里流行的)，一种“正面的peerpressure(同辈压力)”，好像你来到哈佛，就应该听一听这样的课，正如你来哈佛，就该尝试一下冰天雪地原始嚎叫一样。
cult也有邪教之意，我也很邪地想到另一件据说在哈佛读书“该做”的事儿：至少在widener图书馆里嘿咻一次。我曾许多次下到像一个星球那样巨大荒凉的widener藏书室里，里面陈旧的纸张气味不敢恭维，但曲径通幽的书架的确提供了很好的掩护，那天我想翻翻东欧知识分子写的书，发现那个区域全是伸缩书架，这意味着当你按动按钮想看看罗马尼亚人作品时，摆放波兰人著作的书架会缓缓合上—希望大家办事都不要来这里，被一堆thecaptivemind(被禁锢的心灵？头脑？中文两个译名都有)夹住，大概是最悲惨的死法了吧。
明日的世界
回到波士顿当晚赶上暴风雪，才发现暴风雪里的雪花一点儿也不像雪花，倒更像密密麻麻的雨线，风一吹就东倒西歪织在一起，不是雪大如席，是雪密如席了。
锁闭门窗，想看看气象主播口中的“真正的暴风雪”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上一次雪后，我跟邻居在一楼电梯口闲聊，说到还挺期待那种推不开房门的大雪，被经过的一个老太太听到了，“你们不开车当然不用操心，”她说，“我们可是得把车子从雪里挖出来……”
夜深了，雪势不减，隔一会儿就拉开窗帘看看外面那盏路灯，好像里面隐藏着什么秘密。路灯昏黄，几乎比被新雪映照的周围夜色亮不了多少。
大概在七八年前，我也经常走在这样的路灯下。那时的世界是缓慢富有条理的，我每天坐着大一点的班车上班，再坐着小一点的班车下班，工作并不复杂，常常带一本自己的书去读，该吃饭时就去吃饭，该开会时就去开会，该爬山时就去爬山，逢年过节会发电影票，所以，该看电影时就去看电影。
其实世界就在我的周围拼命流动，只是我不太能感受得到，小区离五环路很近，车流在上面低吼时，我正对着一个停车坪的墙壁抽击网球。某天晚上我走到五环外，打探那里一个医院的情况，第二天我见到了同乡肖志军，他垂头丧气蹲在地上，被所有的人一遍遍地问：你为什么不签字？
他的“岳母”李小娥好像还在恍惚中，对一群记者念着女儿李丽云：“我都不知道她出走这三年，在外面是怎么过来的。她今年老是向我们要钱，我隔一段时间就给她寄钱，她十天一个星期给我打一次电话，我问她住在哪里，她不肯说，每次都说，妈妈，你放心，我挣了钱就回来。上次她给我打电话，说妈妈我春节就回去。……我根本不认识这个男的(肖志军)，她从来没告诉我她结婚了。我在火车上都不相信我女儿死了，我以为她是被传销给骗了，到了北京，我跟着乘警去派出所了解这个男的情况，突然看见桌子上的《京华时报》，才知道我的女儿真的死了!……”
借助当时的稿子我才回忆起这些细节，做完稿子没过两个月，我就搬走了，再没从五环下那个桥洞经过，此后生活开始流动、变化，像是漂浮在水面上的油膜，各种颜色晕在一起，甚至被用在文章结尾的肖志军的回答我也忘记了：“我想不通，我懵个哒(懵掉了)!”
是夜重温《海上钢琴师》，1900踏上舷梯，但最终没有踏上纽约的陆地，那一瞬间他大概也“懵掉了”：“拜托，能告诉我城市的尽头在哪里吗？……城市里纵横交错的街道，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尽头。没有尽头……老天啊，你看到那街道了吗？光街道就有成百上千条!你怎么在那里生活？”
我曾于某个黄昏从东河登岸，不断上坡，过街，急匆匆地赶往时报广场，蓝黑色天幕下的曼哈顿中城就像一个巨大的布景板，好像不是你在前进，而是它们在后退，生生的虚幻感。如今我更能体会那种心情：让人停下来的并不是看得见的街道，而是看不见的街道。没有什么“该”做的事情了，神灵，家族，单位，这些班车正在远去或者解体，而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一个司机可以咨询。
“啊，人类啊(oh,thehumanity)!”美国芝加哥wls电台的记者带着哭腔喊道。那是1937年5月6日，那个时代最大的航空器兴登堡号飞艇在空中被烈焰吞噬，29名乘客当场丧生。我是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听到这段音频的，如果你想一想当时的世界已处在二战前夜，那一声“人类啊”简直有如天启。百年来传播技术不断更迭，newsreel(新闻短片)已经被送进了博物馆，但它承载的故事与情感却从未停止与我们的共振。我戴着耳机坐在地上，挨个点击这些短片，身体极其疲倦但就是停不下来，胸口好像被什么堵住了。
明日的世界究竟会怎样？我想自己可能也得焦虑地寻找司机，或者和许多人一起苦苦守候一辆永远也不会到来的班车吧。但想一想，置身其中，怀着一点自我疗救的私心，把这时代的症候记录下来，大概也挺有意思。如今记录者似乎比时代陷入了更大的危机，真是可惜。
注释
baudelaire,paradisarticiels,ceuvrescomplètesi,gallimard,paris,1975,p.387.
ibid.p.381.
baudelaire,paradisarticiels,？uvrescomplètesi,gallimard,paris,1975,p.380.
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6页。
尼采《悲剧的诞生》，周国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