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唐棣
“我们拥有对破灭、屠杀和猝死的欲望。”
——丹麦诗人汤姆·克里斯汤森，《恐惧》
一
我将当下大部分电影展现的世界简单地称之为“旧世界”，因为我不赞成电影对这个世界现实表层的展示。也许，这个说法不够严谨，但我特别在意的是，提出一种新观点、展现一种新影像的重要，尤其是在电影失衡局面越发明显的时候。
2013年，有一部电影不容忽视，它就是丹麦导演拉斯·冯·提尔的《女性瘾者》。我喜欢这个导演对影像诠释文唐棣的无限可能，当然，也包括他经常对道德、宗教等的一种略带戏谑的提醒。
我今年也看到了“第一人称电影”的定义，《女性瘾者》属于此类，这种电影被戈达尔称为“面对着不断责难的摄影机试图为自己辩护，就像面对着律师或精神科医生那样”。而拉斯·冯·提尔则反其道而行之，不辩护，而是坦白，进而催生令人不安的悲伤。据说，《女性瘾者》开拍前，导演做了大量针对女人情欲的采访。非常有趣的是，所有人都跟导演说：“危险和禁忌是性爱中最关键的东西。”
从海报的发布到第64届柏林电影节上的放映会，《女性瘾者》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虽然2014年戛纳电影节上没有如愿出现《女性瘾者》（第二部）的身影，但无可否认的是，拉斯·冯·提尔是当今最具原创力的导演之一。他的《黑暗中的舞者》在2000年获戛纳的金棕榈奖；2009年自编自导的《反基督者》入围当年戛纳电影节，并获“最佳女主角”金棕榈奖。然而，这些荣耀并不影响他每一次伴随的极大争议。
当年推荐我看拉斯·冯·提尔的朋友在2011年夏天突然来电话说要结婚了。一个月后，我在盛大的婚礼现场看到了他那位貌美如花的妻子。不过半年后的一天，这个朋友又给我打电话。作为一个电影评论家，他像描述一部电影那样，郑重其事地说了一个秘密。秘密关于他妻子。最后，他说：“也许，电影就是生活！”这个事一句话即可概括：他的妻子漫无边际的性需求搞得他几近崩溃。
这是一件普通的事，我很快就忘记了。直到有一天，我在新闻里看到一条发生在满洲里的杀人案报道。报道说，一个男人因不满妻子的性需求而将其杀害，逃亡途中不断以杀害女性为乐。我的想法一下被新闻中的矛盾之处激活了。“杀害女性为乐”可理解为凶犯变态；而他逃亡的原因反而证明他是“正常”的。从那之后，稍加留意便发现与这个朋友差不多的事情也发生在高尔夫球手泰格·伍兹身上。据说，此人意识到犯错，并不是在丑闻曝光后，而是在去性瘾中心接受治疗时。“在那个时候，他们才开始将我从这些错误的思想中剥离出来。”他说。
这些都是现实生活。
在我看来，“性”是特征，区别男女，是状态，造成他们不仅是性的关系，其中也包括快感的刺激和满足、生殖功能、龌龊而隐藏的观念等。弗洛伊德在这一点上更进一步，将这个群体分为其性对象的改变，如同性恋者，其二是其性目标改变，对象改变导致恋物者出现。这点也体现在了拉斯·冯·提尔的新作中：主人公乔伊创办接纳女性瘾者的俱乐部，以及后来她对疼痛和皮鞭等的执迷。当代社会，我们可以对烟瘾、酒瘾、赌瘾、购物瘾直言不讳，甚至以为正确。
而在中国，任何与性有关的问题统统不可谈论。性瘾在中国，更是十分大胆的标题。一般人都认为，这不过是说一群“好色之徒”的电影。至少在欧洲，心理学家把“好色”称之为“强迫性性行为”，而不是“性瘾”。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心理学的罗伯特·布朗说：“性瘾跟其他类型的上瘾一样。有性瘾的人将性活动作为调节心情和逃避现实的一种方式。”《亲密之爱》里也写到：“如果你缺乏对一种性行为的控制，你就是在与一种性瘾挣扎。”
我觉得“挣扎”一词极其生动。我们面对这个事情的态度正是如此。一方面不排除好奇之心，一方面此书的作者还说：“在那个世界，他过着一种隐藏的生活。性，看起来就是最深的需要和承诺，可以填满他的空虚。”
电影中的乔伊常说：“快来填满我的孔。”这句话也是我最初理解的《女性瘾者》若干主题中的一个：孤独而深刻的承诺。或者用导演自己的话说，就是“灾难中是有欢愉感的。将一切摧残毁灭是个诱人的行为”。
二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拍摄性瘾题材的电影？其实，除了我身边的几件小事之外，并没有太多准备。2012年，我看书时突然留意到这样一句话：“如果没有焦虑，性只是一种动物活动，而不是色情。”（法国作家巴塔耶，《色情史》）。那么，是否存在一种除身体外的推动力？巴塔耶的论述中，还定义了一个人类行为原则，即“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且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
是危险，性、死亡、神圣等词，在一段时间内使我有了拍摄的欲望。
“拍一部电影意味着讲述关于某人自己的真相以及此人现实中的状态。”基于此，我写了《满洲里来的人》的构思，把真实和我对那个凶手犯罪心理的猜想拼接起来。我期待一个心理真相的浮现。换句话说，我在乎的是观众心里的“挣扎”。如我的朋友在2011年那天晚上突然找我聊天时，我注意到他说话和平时不一样的地方。萨德有句话是：“你必须坦白你的性，我就能判断出你的道德和人性。”注意，又是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