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老头也多，我在图书馆碰到一个大爷，我帮他修了修他随身带的有五十年历史的伊朗国产磁带录音机，图书馆的磁带绕到了里面，但我因为少年时玩打口带的经验，成功地帮他盘出来，老人抱着我的脑袋啃着悄悄话，谈阿维森纳，“西方从他那学了那么多，如今和伊朗却是敌对的军医关系”。
“您是流亡者吗？”在图书馆坐下就会有流亡者主动靠近你。
“不，我不是，我来这里看女儿，女儿在这里大学学建筑。”——他是一个医学院的神经外科教授，难怪他夸我解磁带时说：“你的手术很成功。”其实他是在蹲移民监，女儿嫌他碍事，于是老人每天出来晃悠，混迹于多伦多各图书馆。我再没有见过他。
这批知识阶层的伊斯兰人似乎和近年这几批中国移民同时抵达，但他们在摆脱国家，其中有一些人还试图摆脱宗教，我看见多少簇新的女人面孔，明显是刚取下面纱没多久。对更少数更极端的人来说，宗教则是流动的监狱，阿富汗一个受迫害的著名青年男同性恋，来多伦多也写了一本狂野地控诉他少年时代因性倾向而被迫逃亡土耳其的书，内容却与政治无关。流亡者爱在多伦多写一本书，然后去过平常人的生活。但我没有这样一本书可写，没有这样一本额外的书可写，我所写的——
其实是我能写的，都放在一种复杂和曲笔里，似乎全写给了、交给了中国。为什么我曲笔用尽却没有多余的话可说似的，似乎还得在海外重新积累各种动机，爱与恨？
难民、移民、被迫的流亡者在这个奇怪的国家看起来生活都一样：找工作，学车，几年后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白人朋友，后院bbq，只是回忆和噩梦和失眠不同，但这位同性恋者仍受到本地阿富汗社区的排斥。
中国移民中呢——看见最多的是中学、大学留学生，加上国内挣够钱准备来隐居的中老年人，为低等工作而挣扎的没有挣够钱的穷中年人则还在上夜班，中间却也缺少过渡的一代，中间一代仍在中国，在心理平衡的另一侧，仍然年轻，也不再青春。
滞留在家庭旅馆里，我附和着富足的中老年移民，和他们谈大房子，谈车，谈房车，谈学车，谈话之间，他们竟然就迅速地出去学了驾照回来，迅速地出手买房，买车，买房车，而我还在游手好闲，思考着第一篇向国内发的稿。人们的内心正是这样，由刚来时的患难感，渐渐疏远。
我之所以离开中国，一个原因就是想逃避——为什么中国移民集体生活的氛围只有商人和商人眷属的气息，为什么中国人眼里的中国人要么是商人，要么是公务员，要么就得是公司白领，剩下就是农民工的形象。因为时差，半夜是和国内联络的时候，老板们在客厅里，穿着睡衣工作，白天太太们忙着到处看宅子，晚上老公们遥控着中国的跑腿小张、小王、小李……但有一天深夜，男女们都惊恐地起身奔走相告——国五条，20％的房产税，似乎又一次把所有穷富移民和游手好闲的作家团结在一起，并且不再那么思乡。
我可以向读者坦白，却爱面子地不愿在同屋的房客面前承认——因为国五条，我在中国的朴素房子将会更加贱卖，我在中国买的房子是失败的——因为它的初衷其实不为了升值，而在于避开喧嚣的人群，潜意识里寻求永久的偏僻之地，这使我的投资得不到市场的虚荣认可，被虚荣的地段论蔑视。这种失败也证明我会在加拿大继续努力谋生。
当集体厨房里饱胀着阔太太们买房子的激情荷尔蒙，共看一幢屋，我头脑里却有一本叫closertohome的画册，加拿大摄影师terencebyrnes拍的加拿大作家的肖像影集——
他要求作家们在家里拍，他们住得并不好，狭窄的公寓，有的与人合租，比如《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作者，屋子乱糟糟的，有的过于单调，只有茶几上的广告册有一点颜色，我感到亲切，我在北京的家也是如此，搞文字的人就该疏远装潢学，有的屋子是病弱的老作家在老屋里等死，还有小房子加盖成大房子的，木头钉木头，其实随时可能崩溃。
但我说起这些，和中国同屋们就难有共鸣，当我说到本地作家的清贫（或有钱也不奢侈），同屋们就会说蒙特利尔的人穷酸到一天只花一块钱买点饼干，这样怎么刺激内需呢？中国人对这些“魁瓜”是鄙夷的，但蒙特利尔这些犄角旮旯里却有许多艺术家隐居着。这本画册的审美，不在中国买房者的审美里。这是华人视野之外无法接受的生活。
我们也见了我过海关时说的“表姐”，她六十岁了还排每天满满的课，疲于奔命——难道1980年代加拿大对中国人优待的留学项目，就像庚子留学，其实是场终身高级劳工圈套？但真正的原因恐怕在于：北美大学“婴儿潮”一代教授仍是学院中坚，他们被无限制挽留，越来越多“被终身教授”（dr.see-my-body-in-classroom），因年轻师资跟不上，是否意味西方知识分子的断层？
来来去去的过客中，小丁是个很干练的女生意人，在国内做钢材生意，想在加拿大找投资项目，昨天，有一个华人地产公司的老板，来旅馆了解大家买房子的意向，顺便泼了小丁冷水：“中国人来这里就是享受生活的，你不要继续想在这里创业。”——他意思就是说是来花钱、来保值的，于是，任何谈到理想抱负的谈话，都会转移到孩子那一代身上去，仿佛我们这一代人，在这里仍然想奋斗，是错误的，于是我的世界感的写作梦想——无论是诗歌，还是什么非虚构不虚构的——就更难以让这些中国人理解。
保险员老周的形象也让我难忘——进门时下着雪，这黑瘦的山东小个子，穿着黑呢子大衣，锃亮的皮鞋，拿到我们的小单子似仍有些开心，出门差点滑倒在雪地里，他正是像《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启明那一代老移民，正是这些老移民填满着华人服务业。
看过一些可长租的房子，其中有个十七岁房东女孩的形象也让我难忘：她才上高中，和读小学的弟弟生活在多伦多，父母在国内挣钱，也委托她张罗出租家里在本地的好几栋房产。早晨，她从一辆巨大的牛头商务车里走下来，带我们从她家一个房子的雪地走向另一个房子的雪地——声称不怕冷的红秋裤、冻红的小脸、纯洁又机警的无表情、适于iphone镜头的瓜子脸，电话里对父母颇有命令口吻，这早熟而世故的高中女生，会是我未来的女房东？
中国大陆的移民，普遍有点厌烦土生的华人文化——那种古老的华南文化、香港商业文化先入为主奠定的气息，大陆新移民似乎蛮嫌弃土生华人唐人街那香港小市民的鱼肆味道，广东话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一种降格且难以自拔的自我限制的语言——甚至97年时移民来加拿大的香港人也和唐人街是隔阂的。同样是华人，不同的年代背景，已存在着隔阂，作为世界公民的华人未来的主流文化究竟会是什么样，末流又是什么样？海外华人文化会有一次自己的复兴吗？
这真是个移民为移民服务的地方，尽管老移民可能会欺负新移民，但总的来说，他们还像新移民周身的一圈救生圈，你最需帮助时还是会想起他们更像自己人，他们额头的皱纹就是他们先来这里积累的沧桑经验，如今出卖给你作为服务产品，作为层层缓冲。但我内心不可告人的真实想法却是，既然来海外，就不能只依靠这点华人人口。
我又想起那本画册里，剧作家davidfennario——一个加拿大布尔什维克，还在写左拉风格的工人运动小册子，怂恿工会，我什么时候去访他，但正如我从华人那儿能找到什么亲切感吗？我，一个从小在共产主义教育下长大的中国移民，能在一个加拿大布尔什维克那找到什么亲切感吗？这是精神进步还是倒退，这是悲悯的停滞，还是对未亲身经过的乌托邦仍存幻觉？照片中混乱的房子里，他只是显得更冷酷，更凶狠，更想行动而已。或许我能开导开导他。
凭我记者的经验：刚到一个地方，先要多听多看，再逐渐清晰自己的听和看，再逐渐去听自己和看自己。不过这次要陷得更深，要在这里开始生活。在一个正常社会，有很多关于国家这公器的知识要学习，这就是在学习自由地生活，哪怕包含着自由地异化。我倾听。
但总要选择、取舍——经过一些远足考察，经过一些阅读，经过家庭旅馆里的急欲享乐、退休却焦灼的群体气氛，尤其是周一到周六晚饭时过客们充满痛苦互相打听隐私进度的寒暄，尤其是深夜关注着祖国的地震、流感、人的境遇，微博上那流水账一样自我抛逝的社会让人通夜不睡的焦虑——星期日去教堂，总能让人找到心灵的平静，对“柳树屯”（willowdale）教堂，我们一家产生了莫名的依恋。
到达三周后，我们把未来一年的生活范围确定在这个狭窄的教区，孩子上了教区里的小学，我们穿过北极，来到加拿大，终于在多伦多城北的白领区——北约克，这些百年老房子的区域里，落入一个教区的“狭窄”——英语里是“parochial”这个词。“柳树屯”也是约克小城最早的殖民拓荒点，有两百多年了，我喜爱镇中心闹市的那片墓地，有一位1901年去世的年轻妻子名字叫dance——舞、舞、舞……
老卡尔永远期待见我，不停矫正我的英语，他父亲曾是大瀑布边上的一个小镇好几所中学的董事会主席，他身上有他父亲的影子，或者好为人师的鬼魂，这是个典型的wasp老头。“subtlety”——关于两党政治，卡尔和我谈到这个词，在教堂的联谊室里，我们下次该谈“sublimity”了。今天在教堂里，开始有点明白我在寻找什么，推门走进去就是崇高的气氛，让我喜欢，在复活节日唱起thinebetheglory，忘了一切鸡贼的华人谈话。
但晚上教堂的esl老师却是一个不自信的黑人老伯，让我想起在中国念大学时，那位节俭而难以说出一句真话又怯懦地从没有走出书本的古汉语老师——黑人老伯的教材内容，则是一个穷苦的esl老师的真实故事——一个单亲孩子如何失学，从农场跑到多伦多的城市，但她并不成功，如今也只是一名清贫esl老师。
我们的牧师——29岁的女同性恋牧师莎拉正在消耗她年轻的经验，故事越讲越小，就和我妈包的饺子一样，越来越小，也许有一天，这真是一个纯真女孩的流水账都来了，还包括她在facebook上贴的面包烘培经验，总有一天，她的经验不够用来覆盖《圣经》，但她声音甜美，让我享受，也让我忘记华人圈里鸡贼的谈话。莎拉今天讲的关于露营的布道，几乎是很启发我的诗，启发我晚上写一首《露营》：……是谁带我们来这里，让我们触碰，这高草，与河流……我难道不是在家庭旅馆里扎营的卡扎菲……莎拉在秋天和她的新娘罗伦在完婚，在教堂举行了新娘秀，让这里的孩子开始打开了择偶观念：女人可以和女人结婚。却并未触类旁通。但莎拉的事也许是教堂唱诗班里中国科班出身的花腔女高音退出的原因，似乎是迫于华人基督徒圈子的压力——传说他们仍视同性恋为罪。但柳树屯联合教堂则以此证明它是一个高度包容的地方。
莎拉的布道也不拒谈死亡，她谈起最近钢琴师迪安的父亲的葬礼：“主持这场葬礼，对我是很营养的经验。”——来自牙买加的移民钢琴师迪安则打趣说，父亲的葬礼上，他发现家族里这么多能rap的。复活节这天，纸箱做的棺材打开，气球飞到天花板上，棺材是空的，这也很让人开心。抬棺材是完全的喜剧，没有一点悲伤，我感到单纯的快乐，这时，我们——忌讳谈死的亚洲人加入进来，快乐更肤浅，深层却仍是我们对死亡话题的畏惧。
我记得，旅美英国作家马丁·艾米斯（他是金斯利·艾米斯的儿子，他的童年——好容易从父亲和诗人菲利浦·拉金忧郁的精神同性爱的阴影解脱出来）形容纽约布鲁克林：“美国人连问好都要说成个笑话打招呼——阳光下，怀孕女人，孩子，婴儿车，都显得无辜，对，就是无辜。”但世界移民的涌入，似乎让社交场合抑制了幽默感，笑话变少了。
但我开始努力听懂些笑话，wasp老人们认为这是很难得、很让他们感动的努力，我也开始知道“mars”是复活节巧克力不是火星，知道“smore”其实是一种让你总想“somemore”的饼干。我想，这不算谄媚，我的确不能满足于只有肤浅的共同语。
六七年前，这个教堂还是盎格鲁－萨克逊人的气氛，现在是多文化的聚会。在这白人社会，有两种白人区，一种是没有做好铺垫，你闯进去，别人觉得很奇怪，于是你就成了个怪物或者宠物，一种是早已做好铺垫，你闯进去，被接纳为一个正常移民，“柳树屯”教堂就属于能让我在其中正常存在的白人堆。
教会里的朋友告诉我，教会里这些老人其实已经“很老很老，而非一般老”，我听了一惊，仿佛交往的人其实是幽灵。他们或多或少与二战有关，有的是英国战争新娘，有的是二战从纳粹德国因饥荒逃到丹麦难民营的日耳曼人——难民营给她的礼物之一是每到一个新营地就学会新一批多国语言，噩梦之一是她至今不敢在任何文件上签自己的名字，多由丈夫代签，签名意味着再次被出卖到哪里，两年前她丈夫去世了，她必须学会自己签名，但八十多岁了，剩下的人生，也许剩不了太多名要签，去年送孙子一本书做圣诞礼物，孙子定要她在书上签名留念，下了很大决心，终于打破障碍，签下自己的名字，她说：“那字迹好陌生，就像别人的命运。”
2013年复活节后的第三个周日，这里最老的、雍容华贵如19世纪法国贵族或者艺术家庇护者的老贝蒂又来教堂了，她故去的丈夫竟然参加过炸沉u型潜艇的海战，二战几年每天提心吊胆惦记丈夫。她说真好——你们外来者能倾听我们陈年的苦，加拿大人不是只会表面上乐呵呵的。
对我来说，这些自由的老人却很可靠，很温暖。这些银发、褐发老人的面容在我一个中国人来说很难区分，我深深地恐惧自己的“面容失认症”，但就在这周里，我还没来得及记住的另一位贝蒂——上文所说的这位日耳曼难民——就悄悄在我们当中去世了。
于是，在我后来在教堂意外找到生计之前，我们先感受的是生命，这是让中国人对死亡达观起来的重要一课。我一向反感中国殡仪馆里的唢呐和号哭，现在这里的死亡让我宁静地预演生命中将经验甚至将隆重主持的亲人的死，就和牧师莎拉一样。还有一次，我在图书馆听了多伦多大学一位专门研究“灵魂外质”的灵异照片的博士的讲座，现场的气氛深信不疑，提问环节没有一个人持“打击伪科学者（debunker）”的态度，人们很自然地继续相信鬼魂，这是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时至今日在一个后现代社会让人意外的延伸，也许正是人们不怕死亡的原因。相比之下，唯物主义者也许最害怕死亡，越相信物质不灭的人，越相信人只是物质。
而每隔几周，柳树屯教堂就可能死一位老人，于是我们像一面经受着残酷的死亡教育，一面被这些死亡拖拽着逐渐融入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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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go”来源于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时期的一个典故。1979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被刚刚取得伊斯兰革命胜利的伊朗人团团包围，66名美国外交官和平民被扣留为人质长达444天。期间，一名中情局特工托尼·门德兹策划了一个营救方案，伪装成一个电影制片人，6名外交官则谎称是和门德兹一起的剧组工作人员，成功地将逃到加拿大大使馆的这六人带离伊朗。在营救过程中，门德兹称正在拍摄的电影叫“ar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