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邹波
我们是非东方的东方人，非西方的西方人，我们并不生活在历史里，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与本地无干的自我神话里。
多伦多皮尔森机场，这有过失败经验、有着飞行挫败感、曾因飞机野蛮爬高让我两次血液上涌的机场，明明晴朗的2013年初春，初夜我们降落失败，备降渥太华，再辗转过来，好端端地，这个机场也会出妖蛾子，跑道总好像有点什么……
两周后，又一辆无人驾驶的越野车悠然冲进皮尔森机场跑道，差点造成降落事故，原因一直没查清。我们那天的降落，虽没有真正遇险，但似乎当时跑道也被什么塞住了，挡住了。
后来我读到诺斯洛普·弗莱谈加拿大性格的随笔《缺乏幽灵的闹鬼》，他写道：“在加拿大，我们（这些文明人）被托管给了大自然。”这里一无意识形态，二无社会道路，三无鲜明的民族意识（类似争吵的1812战争才勉强团结了殖民地的法语群体和英语群体），四无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一个王权社会因地广人稀而缺少对王权的回响”。
这次重新选择的“国”，比出生时被赋予的“国”，更像出于自己需要，也许不久，我还是会渐渐具有本地人的狭隘意识：活在哪里，就希望该地区繁荣。在国内我常考察区域经济，外省百姓最爱谈的，除了愤世嫉俗的话题，就是区域竞争的话题：诸如本县和邻县争着划给哪个地级市，从而带动经济，这只是一种趋利避害的利己心理，这是地产心理。
甚至，我会对英联邦女王有感觉吗？——在英国工作定居的弟弟说我们有了共同的女王，他也对刚去世的撒切尔夫人怀着感激，“以工会为代价，拯救了英国经济”——这不仅是一种二手的爱国心，而且是一种二手的老派“阶级”爱国心。
我会变成怎样？至少现在，我内心还只停留在边缘、反社会、冷眼旁观，孩子入学第一天，在小学里和教学秘书julie正聊着，突然响起加拿大国歌，她突然很严肃地示意我们跟着她一起肃立，这是第一次肃立于加拿大国歌里，想起托妮·莫里森在新作《家》中写道：一个自由人的爱从不靠谱（afreeman'sloveisneversafe）。这话是让我忏悔给中国听的吗？
但加拿大又能有什么“倾向性”加诸你？它的倾向就是自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说这里预设了一个神圣的自然之母。其他国家的人，会首先问自己“我是谁”，对于加拿大人，则必须从“我在哪里”这个更原始的问题问起，然后呢——
也许并非没来得及创造出太多“然后”——就像机场跑道仍空着，跑着看不见的东西，亨利·詹姆斯形容一种“空空如也的小说”——“有趣的情境有了，可趣又在哪呢？”——这样胡思乱想着，在小学里，我也许只是对着空气鞠躬，膜拜着一片普通的枫叶又能怎样。
这样无关痛痒的市领导，对中国来的畏惧官员的移民，又能算有多屈辱？多伦多市长福特则是个坦率的酒鬼，最终证实是一个确凿的吸毒者，作风无赖，一个洋相出尽的死胖子。我的托福老师（一个波西米亚风格的很吊儿郎当的大学女讲师）每次上课都讥讽他，说这么大国家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小丑，无法弹劾他。但我后来教堂执事班的同僚却拥护他，因为他纵容了工会利益，差不多是我们蓝领之友。但即使反对这个无赖，你又能有多屈辱，大的保守经济在那儿，自由和人权的细节又有保守党拍板的议会的碎嘴在辩论。2012年底，蒙特利尔市长因贪污三十万辞职接受调查，最近，又因另外几千加元不明办公支出，廉政部门再次突袭蒙特利尔市政府取证；多伦多卫星城密西沙加的九十多岁的老奶奶市长，则因工资拿得比其他市长都高些而遭到媒体挖苦，当然，这分配不公本身都是明账，并非非法所得。这老太太在安大略湖边布置的一片工厂却让我印象深刻，让我想起中国的太湖，尽管那著名的地标“四姐妹”烟囱前几年已经拆除。
我每周日在社区教堂礼拜的午餐茶点时间，会和卡尔谈谈政治，他八十多岁，曾是某内阁部长的助理，或者助理的助理，也许他发现我并不喜欢像个印度医生那样“谄媚”地问候老人们身体是否有糖尿病，而喜欢无视日常生活、谈些更严肃的话题，谈我在国内看到的社会不公，谈“文革”对中国人几千年历史感的毁灭。
“去他的几千年，‘文革’后，我们的历史感像婴儿了。”我开玩笑地说。
“新来的家伙，你是流亡者吗？”他就问。
“不，我不是。我仍是中国记者。”
作为交换，他透露他是自由派，捂着耳朵对我说，他其实不信上帝。我们就嘲笑了下天主教的繁琐和恋童癖，卡尔说：原来咱俩都是自由党，left-leaning——就是说平时像墙头草，但实在要站队伍的话，就站左边。
“但不用选择，我们很少要选择。”我觉得，加拿大历史上的大选择：一次是1812战争，美国入侵使加拿大的法国人和英国人团结起来，这是他们难得的一次庄严选择，建立了起码的爱国心，当然此后也没有继续强化多少；第二次是二战时终于决定为英国行义务；第三次是90年代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可这都是很容易的选择，正义明了，宏观利益也明了，比中国人那么多既苦难重重又模糊混沌摸着石头过河选择的革命与改革容易多了。其他时候，加拿大的自由表现着一种更好理解的逆反——比如，美国制裁古巴，加拿大和古巴却保持着交往，经济与合作更火热了，古巴充斥着加拿大野游的恋童癖，古巴是加拿大人的泰国……但正是加拿大的中立——这独裁国家里的楔子——才能让argo成为可能。
自由是什么——自由的下限，也许是不和一些有恐怖主义倾向的典型独裁者直接来往；但自由的上限，则表现在还是容易对美国屈服——
一名因反伊拉克战争逃到加拿大的美国女兵，合法滞留几年后，最近终于还是被加拿大保守党政府交给美国军事法庭。越战时，90000名美国大兵逃到加拿大，伊拉克战争则导致200名美国逃兵仍滞留加拿大，不同的是，前者因卡特的特赦多数回国，后者则因“入伍系自愿”而必须面对美国军事法庭的审判。奥巴马越来越严峻的脸，看起来不大可能再有什么特赦。
当然——还是有一些“然后”、一些属于加拿大个性的文化被创造出来——在北约克的图书馆里，为了知道自己此刻的处境、知道“我在哪里”，我最早看的一批书，包括阿特伍德的《求生》，这本1970年代引起加拿大人激烈争论的“认识自己”的小册子，这本书也该叫《然后》——既然菲利浦·福雷能写一本关于日本文学传统的《然而》。
然而，阿特伍德乐呵呵就把大事讲了，很亲和，又不乏北方女巫的黠智，她评论厄普代克那“女性崇拜”的《东镇女巫》也许是在说自己，但人们如今更爱问老太太对于僵尸有什么看法。但在严肃的1970年代，她说整个加拿大文学就是“求生”——求生于自然，求生于可有可无，求生于美国的阴影，她说加拿大文学充斥着一种在大自然面前认命的受害者形象……然后呢？
我读着她的随笔，想到的却是：在一个关注求生的地方，我们作为外来者，又来肩并肩加入这种漫长冬天的求生，可我们中国人更像铅华洗尽的过来人，我们的内心真的更沧桑吗？然后呢？
1960年代，阿特伍德们——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文学院的这些文学青年，一起写诗，艰难创办加拿大自己的出版社“阿南斯”（anansi）。
加拿大文化这只薄口琴，依附美国的边境线，欧洲现代主义发生时，现代主义在加拿大变成加尔文色彩的地方文学，后来，加拿大文学个性的苏醒表现在对美国文化扩张的对抗——无论进步主义时代的美国诗人，还是后来垮掉派的美国诗人，屡屡向北突破温哥华，占领那里。
我也才知道，在华人富豪“北京遇上温哥华”之前，六七十年代的温哥华产生过一批反抗美国诗歌的加拿大诗人。我喜欢乔治·鲍维林（georgebowering）这老嬉皮士诗人——他对美国的反骨，以及他不像列奥那多·科恩那样，沦为一个泡妞诗歌词的老家伙，以及他对加拿大人充满智力的反思（《左钩》），都让我喜欢，更早一批也更牛逼地突破美国实用哲学的加拿大思想者则是诺思洛普·弗莱、奥森·威尔斯、马歇尔·麦克卢汉，他们各有各的抽象思维来对抗美国的实用哲学、实用伦理。麦克卢汉尤其以天马行空的断想来对抗美国人的絮叨。这些人之于北美大陆，就如罗兰·巴特们之于欧洲。这也许就是加拿大文学的“然后”——叛逆，向一个更抽象的精神世界，超越美国。
但总体而言，加拿大出版商还是像美国出版商的掮客，这个情况至今如此，而加拿大本地作家，总的来说，在这个去知识分子化的年代呢，又重新有点像一种“地区文学”。纵然人们仍爱谈论“红色星球”、“蓝色星球”或者《华氏451》——这类将《1984》的深刻命题庸俗化为“书虫的抗争”的恋物癖话题。
与弗莱、阿特伍德同为维大老校友的乔治·鲍维林说：“当年我们的诗歌，是彼此修改出来的。”北约克图书馆里也经常有这样的活动：邀请本地作家来互相修改作品。这让我反躬自问，在中国，我缺乏这样的集体智力生活。
当我孤独的时候，听见新闻里说，多伦多出现了郊狼。我在中国的边疆文学、高原文学、草原文学、西北文学也读到过狼、见过狼，但能比较吗？这是与哥特文学同源的吗？
报上说对付郊狼，如果它很远，就挥舞胳膊大声吼，可以吓退它，如果它很近，就倒退着逃跑，我却永忘不了初来加拿大自动退出海关重新接受审查的“倒退”行为。任何倒退都让人印象深刻、刻骨铭心，因为任何倒退都是一次真正自找的屈辱。
郊狼的恐慌之下，是栅栏上的松鼠，惊蛰时来了浣熊，它们躬身逡巡在门口，背很宽厚，就像一头灰熊，奥登说：“中世纪的等级制牵连到动物。”——还有树人。有时我们从多伦多南北向最长的中轴线——yonge街，向东远足，在晚霞里，经过两三个边境风格的摇曳的黑森林，然后下一个大坡，过一条河——他们的母亲河唐河——再从西岸回望——
多伦多的天际线就是那条南北向的yonge街——这条无限通向北极的公路，残雪堆中，这丛玻璃之火，多伦多的cbd，没有之一，安大略湖的蓝色光泽在侧翼，晨曦与北极光在“aurora”这个词里也是同一种事物。
走在路上，我的微笑——中国中年人矜持神圣而隆重的代表着重大感情决定的微笑啊，在这里变得很贱，和英语一样贱（英语就像这里的一层油漆腻子，很贱），而且更无意义，对他人微笑仅仅意味着：我是个安全的人，走在手持timhortons咖啡的人当中——早晨，开放空间里的咖啡味也很浓烈——我不是恐怖分子，背包里的书像一杯黑色的牛奶；在巴士上，公交司机黑哥们背后贴着一张纸：“每天至少一个ttc公交司机被侵犯”……肌肉男的哀怨，大家下车拍着他的背说谢谢，对黑哥们说“buddy”，却让我感觉真得很良好。
多伦多的世界难民，从二战犹太人幸存者，到塔利班难民，我不知现代人是否仍把他们迁徙去的地方叫天堂——有时人们奔向的彼岸，仍然只是地球这地狱村里冬天漫长的慈善机构。
我已不再年轻了，不再带着彼岸理想而来。我已在中国通过国内旅行就建立了世界感——其实是一种同一感，意识到无论哪里的人都一样……宇文所安的哈尔滨妻子田晓菲在visionaryjourney这本书里说：佛教的策略，开始让近古的中国人，将陌生的土地熟悉化——当旅行者面对任何新世界，先有世界观，再有世界旅行。哪怕这世界观是狭隘的，迷信的，但总得有。也即前文说的——中国人走向世界之前，就原地具有的世故与成熟。
本文写于我刚来加拿大的2013年初，我不能在这篇文章里给你任何谋生参考，而且你来了也会发现，在中国，你已享受着各种物质复制品、赝品了——他们可以把铁塔、白宫、罗马、酒吧、名牌商品的实际质地……都搬来中国无限复制，而且当你走在这些复制品里，你已在感受着“被拿来主义”和被解构的彼岸了，也因此，彼岸本身也被它的复制品和赝品消解了。
街道……有着欧洲的街道名字，萨默塞特让你想起毛姆；街道……有很多长得像奈保尔的人，不知为什么，肤色的人海里，我只对奈保尔这样的人有深刻印象——他几乎用一种很狭隘的形象，代表了世界……或者说代表了世界的边缘，或者说，代表着漂泊，也像俄罗斯作家亚·格林的海港梦幻奇境里的人，我们是非东方的东方人，非西方的西方人，我们并不生活在历史里，我们生活在一个永远与本地无干的自我神话里。奈保尔，他的英语，至少他的写作，是没有印度口音的英语，他在用元语言写作。
入夜，yonge街和finch交叉的路口，深槽里走着中国留学生、韩国留学生，踢着冰块，却很少有伊朗留学生，尽管伊朗人在这个区也很多，中年女人很多——包括《德黑兰囚徒》的作者玛尼拉·妮麦特，她住在多伦多郊区，她书的扉页是艾米丽·勃朗特的诗：我迅捷的日子啊/在生与死中/我中断的灵魂/凭着勇气去承受——从苦难的经验迁徙到清苦的回忆之地、应许之地，人生大致如此渐弱如安魂曲的乐章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