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索马里陆飞
撰文乔治·普罗尼克
“被征服者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
——亨利希·曼
一
1942年2月，也就是在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自杀前几个月，克劳斯·曼（klausmann）在纽约第五大道撞见过他。曼曾把茨威格称为“奋进人才的不懈推动者”，并从少年时开始就在心中为他保留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在曼早期的著作出版时，茨威格是“最振奋、衷心地”告诫他要有勇气的人。“年轻人，勇往直前吧！”茨威格在贺信中这样催促道，“也许你显赫的出身会为你招致许多偏见，但别在意，做自己的事，说你想说的话——如果我没搞错，你要说的话还有很多。”结果证明，茨威格的寄望的确很有激励作用。和许多初出茅庐的作家一样，曼把茨威格奉为一位能给予母亲般关怀的模范赞助人：他一边鼓励这些焦虑的作家，诱使他们展现自我，一边默默地用他充裕的银行存款为这些贫穷的人扫除物质障碍。然而此刻，在1941年的纽约中心，茨威格看起来很怪异——不修边幅，精神恍惚。“茨威格在黑暗的思绪中迷失得如此之深，”曼写道，“他甚至需要花好些时间才能感觉到自己在被人观察。”只有当别人和他直接打招呼时，茨威格才会像“一个梦游者听到自己名字一样”惊醒过来，突然变回人们熟悉的那位旧日里优雅的世界主义者。尽管如此，曼仍然无法忘却第一眼看到茨威格时他那荒凉的眼神。几周后，流亡剧作家卡尔·祖克梅尔（carlzuckmeyer）也会在晚餐时遭遇同样的眼神。茨威格问他，继续像个影子一样活着，到底还有什么意思。“在所有的国度里无家可归……我们都只是幽灵，或记忆而已。”茨威格总结道。
几年之后，茨威格的生活分崩离析了，他从世界最成功作家之一（用儒勒·罗曼［julesromains］的话来说）和致力于连接艺术家和欧洲人道主义倡导者的“催化剂”，变成了一个孤独幽灵般的流浪者。这位狂热的藏书家失去了他的一万多本书，沦落到在纽黑文和曼哈顿的图书馆里游荡，触摸着那些曾被他一度定义为“能平息痛苦与不安的一捧捧静默”的书。他之前气派的住所位于萨尔茨堡的卡布金纳山上，曾经是大主教的狩猎木屋，他在那儿用来写作的桌子曾属于贝多芬，也在那儿招待过一连串的杰出人物和有艺术抱负的人。可如今，他的居所已换成辛辛监狱山上的奥西宁（ossining）一处阴暗的小平房（乘火车频繁沿哈德逊河往返，经过有警备守卫的瞭望塔的高墙时，又让这个会因政府对自由哪怕最轻微的侵害而痛苦的作家想起什么呢？）。他每天努力想完成自己的回忆录，却被战争带来的痛苦记忆打断，不停为自己的身份证件焦虑。绿蒂（lotte）——他那迷人却未被人熟知的第二任妻子——也无法使他振奋起来。一天晚上，在温德姆酒店，茨威格试图将他心爱的雷明顿打字机赠送给老友约阿西姆·马斯（joachimmaass，马斯将此视为茨威格决意自杀的征兆），绿蒂私下对马斯说：“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强迫他把我带在身边。”
尽管生命中最后那几年有明显的抑郁，茨威格和绿蒂在巴西的自杀行为还是触怒了流亡团体中的一些成员。尽管他的财富与显赫名声还曾保护他免遭大多数流亡者不得不面对的暴行，但他的求死仍被指责为向希特勒投降，对包括托马斯·曼（thomasmann）在内的一些人来说，这是茨威格长期以来无法成为楷模的最终失败——这种指控既针对他的人生，也指向他的文学创作。在一封写给茨威格第一任妻子弗里德里克的信中，曼解释了他并不对茨威格的死感到意外的原因，并为此援引了茨威格“激进、无条件的和平主义倾向”——虽然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为即将到来的战争祈祷”，但茨威格从中看到的却是另一场“血腥的灾难和对他天性的违背”。曼认为，茨威格实际上“赞许法国放弃抵抗以保全巴黎的举动”。他指出，茨威格一直避免生活在“任何好战的国家”，而当巴西显然也快被拖入战争时，他最终只能“从生命中解脱”。的确，曼提示道，在茨威格身上有一种对这个世界来说过于脆弱的东西——以至于排斥生命的意志。
托马斯·曼的批判也在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对茨威格“过于敏感”和对犹太人事业过于冷漠的谴责中得到了印证——他整体生活结构的不足，对“公民抗争和政治”的淡漠，让他“无法与那个在过去和现在都以生为犹太人为耻的世界抗争”。迈克尔·霍夫曼（michaelhofmann）最近则完全否定了茨威格的人格和作品，将他描绘成应受谴责的“消极主义者”，一个“阴险、善妒的维也纳”彻底腐烂的果实和多愁善感的骗子（罗伯特·诺依曼［robertneumann］语），“一生都在四处逃窜”。
在谈及茨威格的故事时，大多数批评者都想深挖其“对女性气质的否认”——这一点被茨威格的朋友弗洛伊德描述为人类的基础心理（弗洛伊德用这一术语来解释常规意义上的一种与结构性去权［structuraldisempowerment］紧密相关的顺从态度）。然而，我们或许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理解茨威格复杂的历史——关于这种“女性气质”的另一种教训——以便能呈现时代更大的困境，而非抓着茨威格暧昧的内心不放。正如茨威格描写玛丽·安托瓦内特时，意识到她缺乏英雄般的冲动后，认为“即便主人公缺乏英雄气概，但造物主依然能够建构出一幕极其感人的戏剧。悲剧的张力不仅仅来自对主人公的有力刻画，也来自于人在命运面前不成比例的渺小”。在我们这个混乱不断和文化价值观被颠覆的时代，茨威格这一先发制人的投降之举让第三个姓曼的人——托马斯的兄弟亨利希·曼感慨道：“被征服者最先体会到历史蕴藏了什么。”
二
什么是好的流亡？流亡者的生存几率是由其内心刚毅程度、思想开放程度以及外界支持网络组成的方程式决定的吗？为什么托马斯·曼、祖克迈耶，以及茨威格的指挥家朋友布鲁诺·瓦尔特（brunowalter）都可以在美国大放异彩，但茨威格、布莱希特（brecht）和剧作家恩斯特·托勒尔（ernsttoller）却在新大陆的各种遭遇面前都退缩了呢？戈培尔（boebbels）曾讥讽全体流亡作家，称他们是“休假中的死尸”，用这一轻蔑称呼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流亡者心中巨大的恐惧——茨威格曾被这种恐惧困扰——一种对驱逐即是永别，个人也将被这种错位扼杀的认识。对其他成百上千和茨威格一样颠沛流离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无法消解的恐惧。
二战期间，移居海外的艺术家和学者数量惊人，以至于有位历史学家把此种情形和拜占庭陨落后希腊学者的逃离相提并论。茨威格的故事使我们重新关注起那些横贯新世界的酒店，及其中飘荡着的整个1940年代欧洲的那些破碎心灵——房间组成的链条就像一段段蛇身，也像是从一个乌有之地到另一个乌有之地间那段不可能的航程里的数百个中途站。流亡者们穿着宽松的裤子和笨重的大衣，聚集在大堂和咖啡馆里，彼此低声抱怨——在略微偏离中心的社区游走着，让那里那些更早流亡者的习惯、建筑的某块碎片或者自然的地形，帮助他们唤起家的意象，在他们匆忙回到那些让人不知所措的未卜境况、申请证件和工作以及雇工证明前，可以无需翻译的假意，放心大胆按自己惯有的方式说话——在陌生的热度中凋萎，感受失去层层社会名望后裸裎的寒意。
布鲁诺·瓦尔特将快乐流亡的秘诀归于记住“这里”和“那里”的区别。作为流亡者中最无可匹敌的一位，茨威格则给出了致命的流亡方案，我们可以称之为“罗德之妻综合症”（lot'swifesyndrome）。他过度理解了之前的家和当下环境的差异，并且忍不住越过肩头回望过去。在奥西宁的拉马波街7号撰写回忆录时，茨威格写道，从“今日半盲半明的我们凭借扭曲破碎的灵魂一直在摸索的那个绝望深渊中”，自己曾一遍遍地抬头凝视那个遗失大陆上方的“古老星辰图案”。
事实上，茨威格因为战前欧洲的某种特殊压力而生的强烈乡愁，早在他定居萨尔茨堡期间就产生了——当时他可以一眼望到希特勒所住的贝希特斯加登镇。他的《昨日的世界》最初命名为《我的三生三世》，想暗示他在1918年之前几乎无国界的欧洲生活、1933年开始的生活以及1939年开始的晚期行动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界限。但讽刺的是，茨威格本人还曾就流放创作过赞歌，在那本关于约瑟夫·富歇（josephfouché）的传记中，他写道，流亡赋予的洞见激发了人类曾接收到的那些最重要讯息，比如摩西、基督、穆罕默德和佛陀的教诲。确实，茨威格认为，“每场流亡都是获得教益的时期，柔弱的人意志会变得坚硬……本身意志顽强的人会变得更强”。但是，赞歌的最后一行却限制了这种赞美：“无论如何，对于那些被赋予真正力量的人来说，流放永远无法削弱这种力量。”作为一个回避任何冲突甚至体育竞赛的人，茨威格从未幻想过自己会具有“真正的力量”。他非但拒绝将自己和历史上那些耀眼先驱或他尊崇的同代人相提并论，就连自己的天赋，他也是轻描淡写，甚至借笔下的人物鞭挞自己的矛盾。第一次世界大战早期，他在奉承德国出版商时写道，自己的壮志“就是和你一起在军队中并肩作战、征服法国”。然而，在日记中他却哀叹：“我不相信任何逆全世界而行的成功——我想倒头睡上六个月，不知晓任何事，不经历沉没中的世界和全然的恐怖。今天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那么，茨威格如何定义他的工作呢？尽管维也纳已经混乱无比，但他通过努力按照自己研究诗人维尔哈伦（Émileverhaeren）时所描述的那种姿态生活，建立起了自己的名声。他曾经写道：“如果我们欣赏得多，也比别人更专注，我们将变得更富有，尤其是相对于那些胆小怯懦、只满足于一点点生活选择的人……一个人欣赏得越多，就拥有越多。”他无数次从目录上撤掉自己，为的是向他敬仰的大师致敬，或推动某个不知名艺术家的事业。茨威格将自己设想为柔软的结缔组织（connective），而不是理想化的“硬汉”。在向勒内·席克勒（renéschikele）解释在希特勒政权早期自己为什么没有强烈抗议纳粹时，茨威格写道：“我想静静地做每件事情……我身上没有所谓的英雄气概。我天生是一个协调者，也必须按我的天性行事。我可以做连接性、解释性的工作，但我不能成为一把锤子，也不愿成为一个铁钻。”参加过茨威格举办的一次宴席过后，夏尔·博杜安（charlesbaudouin）在日记里写道，茨威格“施展了他作为中间人的所有天赋……就像舞者一样，他迈着轻快自如的步伐从一群人奔向另一群人……我还想再加上像猫一样”；而那“丝绒般的温暖一瞥”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温柔，一种“我会形容为温暖、肉欲的迷雾，就如同在阅读他的某些中篇小说”，博杜安总结道：“他是一个擅长沟通和共享的人。”
我们如何看待一个终身都试图在寂灭宇宙的不同星宿之间建立联系的人？如果没有这些擎天支柱，更大的文化事业又会遭遇什么？这就像是问那个老掉牙的问题：在推动艺术领域异常夺目的人物从事创造性生产时，环境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没有环球剧院和它那些名气小很多的演出为他冒险提供支撑和衬托，莎士比亚又会是什么样？我们可以大声宣扬这些“中间人”众所周知的不好一面，消灭所有关于他们的记忆，但为什么要这样做？（除非这一连串才华横溢的亡魂可以将我们的名望送上那片连他们自己都被禁止登上的青云。）那些扮演了超导体而非超人角色的人物，可以让我们最宽泛地洞悉他们身处的时代。
正如茨威格作为诸多迷人人物之间的突触一样，他人生的影簿展现了他那种变色龙的特质，让人联想起他本身的多重性格。作为一个常年在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剧院有剧目上演的年轻有为的剧作家，他带着感性而有教养的哀愁，向外眺望的目光越过了他的剧院同伴们。刚进入中年时，在萨尔茨堡的房子里，在他的猎犬和高颧骨的首任夫人的陪伴下，身着考究及膝马裤、飘逸白衬衫的茨威格，活脱脱就是高贵乡绅的范本。1936年，在奥斯坦德（ostend）一家咖啡馆里，茨威格伛偻在约瑟夫·罗特（josephroth）身边，领带皱歪歪的，和罗特的如出一辙，凌乱的头发耷拉在眉毛上，带着不修边幅的干枯分叉，酷似罗特酗酒阶段末期的发型。在瓦尔加斯总统的派对上，茨威格则置身巴西上流社会人群中，身着黑色套装，配上古铜色的皮肤和愉悦的微笑，以一种抓着桑巴节拍似的样子捏着他的意式咖啡杯，抢了周围所有官员和美人的风头。
“茨威格性格里的变色龙属性是虚假的”这种说法，只有在一个层面上才成立——即认为犹太人群体很难被东道国同化的普遍经历具有欺骗性。他们被法律禁令和社会习俗所限制的人为状态，有着前所未有的真实。
茨威格费了很大力气融入巴西。正如他在遗书中反复强调的，尽管自己在巴西没能谋得新生活，但仍然越来越热爱这个地方。在人群当中——或许除了那些批评家——这种热爱得到了热烈反馈。在他第一次南美朗诵之旅中，成千上万的人前所未有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和里约的街头排队聆听他的讲演。与茨威格同等地位的欧洲作家从未像他这样，愿意严肃对待这些国家和他们的文化。他狂热地赞美这个国家颇具感染力的跨民族宽容心，认为这是在解放全人类最好的天性。在他搬去巴西之前写的书里，茨威格称这个国家为“世界未来文明与和平的最大希望之一”。
我们能批评他把自己藏匿在那里的这个不幸愿望吗？正如在他给弗兰茨（franz）和阿尔玛·韦费尔（almawerfel）的信中说的那样，巴西呈现出了“一种乡村样貌，只不过是从奥地利语翻译成了热带语言”，在“色彩和优雅的狂欢”之上，“他们有如此多的观点和态度，而战前我们的世界里也都有过”。他向弗里德里克夸耀道：“我离开美国的决定不能被高估；住在这里的人更接近自己的本性，也更身处自然的中心，毫不过问政治。不管这样做有多么以自我为中心，但它毕竟是一种生理和心理的双重自我保护。我们不能耗费过多生命在愚蠢的政治上，它一直在向我们索取，却不曾给我们哪怕一点点东西。”然而其他地方发生着的事情，却不断侵扰他的意识，使得这种幸福最终破灭。
茨威格满脑子想的都是在大众媒体年代，一个人无法和灾难保持距离。他认为，人们无法逃脱不论何时何地发生的最新灾难的消息——他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同时性组织”——贬低了人类回应苦难的能力。“人们对轰炸轻描淡写，”他在人生中最后几封信的某封中写道，“但当我读到房屋坍塌时，我也随它们坍塌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为待在彼得罗波利斯（petropolis）所做的辩护，开始听起来像是对整体指示的顺从复述。“蒙田无限悲伤地谈及那些生活在对别人悲伤的想象中的人，建议他们沉默并保持孤独。”茨威格这样告诉弗里德里克。里约热内卢的嘉年华狂欢景象（trèsérotique，trèsérotique！［太情欲，太情欲！］他冲朋友大喊着），和最新战时恶行的新闻之间的对比，成了促使他自杀的最后刺激。茨威格流亡生活的失败，也同样是由于无力（哪怕是短暂地）承受心理上的那种孤绝，虽然他偶尔也会渴望这种孤绝。
三
对人类命运错综联系的着迷，是了解茨威格在战前欧洲最大渴望的关键：他在回忆录里写道，他的父辈们的信念是“国家、宗派间的分歧与界限终将消弭在普遍人性里，而那种和平安定，是最宝贵的财富，应该为全人类共享”。贝托尔德·菲特尔（bertholdviertel）曾提到茨威格有一个最终目标：“创造、保存、宣告那个在他内心中已经存在的欧洲。”在波德莱尔关于当代英雄的列表中——诗人、纨绔子弟、花花公子、赌徒、拾荒者、妓女——我们也许可以加入茨威格“世界主义者”的梦想。
回首他数年的自在旅行时光，他写道，“令人惊异的冷漠”已经遍布世界，没有什么能“限制其活力”，“我们寻思着，当任何飞机都可轻易穿越时，那些边界是多么无用；关税、边境守卫是多么虚伪和狭隘，这一切与明显在追寻世界大同和手足情谊的时代精神是多么不和谐”。在称赞他年轻时期的维也纳时，茨威格说这座城市笼罩在一种“甜蜜”的氛围之中：“潜意识里，每个公民都超越了民族区分，变成了世界主义者，世界公民。”
在最好的状况下，维也纳的“甜蜜”无疑也有选择性；这座城市充斥着各种让人兴奋的文化尝试，不时暗示其想象力就像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疆域一样无边无际。奥尔布里希的金色星环穿过分离派会馆（secessionhouse）的天花板，确立了一种基调，和席勒（egonschiele）像吸食了海洛因般颇具未来感的裸露模特和克里姆特（奥地利超现实主义画家）新埃及风格的奢靡夜景产生共鸣。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关于埃及梦之书的象征主义，也敲开那些或多或少无意识的坟冢，展现了资产阶级绚丽的情欲。这些繁荣景象与维也纳主要的献祭祭司和剥皮人（immolatorsanddenuders）的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像克劳斯和鲁斯（loos）这样的人，把语言和建筑所有的装饰都视作“艺术渗透生活”的堕落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