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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征服的茨威格(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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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茨威格成年后,在那个克劳斯称之为“天启之地”的城市,他只短暂地做过“职业媒人”。实际上,除去他在这座城市的许多友人,茨威格长期以来都在感受维也纳的恶意。他的第一任妻子注意到,“随着奥地利版图的不断缩小,他的奥地利爱国主义愈加强烈,这一情绪在其家乡沦陷后达到顶峰”。学业一结束,他就奔赴巴黎——他完全着迷于那座城市,并称之为“美妙的疏离”——那种“可爱的挥霍”有着“一种特殊的优雅魅力,向任何靠近它的人施予快乐”。

尽管在《昨日的世界》中,因为细致入微地描绘了一个安宁的黄金时代和阿伦特所指责的文化成就盖过了政治激进行为的安定景象,茨威格被指责有怀旧感伤主义,但记住一点也很关键,那就是茨威格承认这种幻象的迷人程度——考虑到幼年时期,他的生活是并不和谐富裕家庭的典型,他很难不这么想。

在成长过程中,茨威格从未有过自己的房间,他的父母似乎也坚持不愿意和孩子们分享财富的成果,只是在家里不停举行茨威格不感兴趣的喧闹派对。和他们周围的犹太人家庭一样,茨威格一家也庆祝圣诞节,但和别家不太一样的是,他们家不给小孩子圣诞礼物。在漫长的夏天里,一家人带着佣人和数不清的行李箱,偕同一众粗鄙的亲戚,辗转于一家家水上活动场所。但当父母在知名餐厅大快朵颐时,茨威格和弟弟却只能和佣人们在简陋的小旅舍进食。在那些流浪的假期里,不停换乘火车成了他们在压力、被忽略和遗忘状态中的例行活动(在离开一家比利时海边度假胜地之后,他们找不到一个名字难以发音的吉普赛女佣了,因此不得不求助于街头公告员、让他尽可能地把那些奇怪的音节在大街上喊出来。最后,那位吉普赛女佣不知怎么让人认出了她)。难怪茨威格会渴望带着最少的装备溜出去进行自己的秘密旅行。

茨威格并没有固执于过去的“真正”美好,而是提出了一个迄今为止仍困扰许多怀旧流亡者的问题:失去了无可避免地会被幻想夸大的甜蜜家园后,现实能提供怎样的补偿?“它是我们父辈创造的一种非常美好和高贵的幻象。”茨威格这样写道,“比我们如今的口号要更人性,也更有成效。虽然后来我有了新的认识,对它产生了幻灭,但内心深处仍有某种东西会阻止自己完全放弃这个幻象。”茨威格赞美着过去的维也纳所富有的美学熏陶,让人想起了尼采的那句格言:“我们拥有艺术,为的是不被现实击垮”。

即便如此,茨威格所珍视的理想仍基于一种信念,也就是艺术可以激发升华,而不是简单的逃避主义。为什么“真实”在残酷下更显“真实”?什么使得冷酷的事实与人类处境密切相连?这些问题暗示了茨威格对美国反感的原因,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厌恶,和弗洛伊德嘲笑“美国是一个错误,它真实而巨大,但始终是个错误”的原因有些类似。弗洛伊德的这句话和茨威格的看法异曲同工,因为在茨威格眼里,美国就是他理想中的统一欧洲的险恶分身。在美国的海岸边,茨威格看到了追求和平付出的代价,这种代价不仅仅是想象力上的,也是身份上的。他看到的是殖民帝国里沉迷于感官、物质主义的机器人,而不是精神上四海为家的、复杂的个人主义者。早在1925年,他就写过美国输出的“世界的单调化”:“国家之间似乎越来越同时互相同化,”他观察道,“越来越多文化中的特殊芬芳正在蒸发。”一切都“为了适应最短的时间单位,消费增加了:因此真正的教育——横贯一生的对意义的耐心积累——成为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抗议是无用的,因为新的快感“提供的消遣不需要劳费心力……享受广播节目只需要拿起桌上的耳机,戴在耳朵上,然后华尔兹就会在耳畔响起——连神灵也难以对抗这种舒适。”

我们应当如何汲取灵感,是勇往直前还是触礁?在帮助公众避开有价值的作品和应当被忽略甚至轻蔑的作品之间的浅滩时,评论家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对于茨威格,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他是一个“小众作家”。这种分类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这个称呼到底意味着什么,从这个分类的作品中我们又能获得什么样的价值?作为为数不多直面这个问题的作家,奥登以自己从威廉·巴恩斯(williambarnes)的小众诗歌中得到很多乐趣,却并不喜欢雪莱所有明显主流的作品为例,指出主流和小众诗歌之间的区别并不取决于这首诗歌给予个别读者的乐趣多少。他主张,我们应该去研究那些可疑甚至明显次要的作品。“有些书不应被遗忘,没有书不应被铭记。”那些在茨威格的书中找到乐趣的人——必须得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辨别能力,通晓多种语言、有广泛审美品位——并不需要将他的著作和诸如罗斯或者霍夫曼塔尔这类作家的作品比较,就可在他的书中找到极大的乐趣。茨威格所营造的单纯的性压抑氛围,间或夹杂着对都市魅惑的绝妙运用,与他关于征服和微妙沉醉的诗意语言,仍能激起人们的争论。

奥登的结论是:“一些批评家认为,他们有道德义务去揭露一个作者的烂处,因为如果不这么做,这个烂作家可能会腐蚀其他作家。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年轻作家会被前辈引向歧途,偏离自己原来的道路,但他更可能被一个好作家而不是坏作家引诱。一个作家越强大、越独特,对于那些次要的、还在寻找自己的作家来说,就越危险。”

但是,作品的整体力量是什么?茨威格的作品处处带着凄惨辛酸被压抑的性欲激情。《昨日的世界》勾勒了一出老维也纳被性伪善笼罩的精巧戏剧(若没有茨威格的记录,这种重现几乎无法完成),详细描绘了有教养的女人穿着的压抑服装(被塞进一个僵硬的鲸骨扎成的黄蜂形状的衣服)、还有让人抓狂的娇弱宠儿——年轻人扭曲地在这个城市“巨大的妓女军团”中寻求性释放,而从“站街女”到“紧闭屋门的大宅里”穿着晚礼服和“露骨内衣”的女士们,这支大军的地位等级安排是非常神秘的。

同时,茨威格的小说也专注于描写纠缠在欲海中的人。通常情况下,这种欲望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一个女人一生中的24小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有时这种激情也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马来狂人》、《月光小巷》),或者是一个人对某个物体(《无形的收集》、《旧书贩亨德尔》);又或者也许最有启发性的,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欲望(《迷惘》)。疯狂逃亡,或者死亡,通常是这种爱情动态的唯一解决方式。在涉及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的爱欲的作品中,男人从没“爱”过。男性角色的任何回应努力,总是不可避免地被他们的粗鲁、卑鄙或者两者共同玷污。事实上,这些恋爱对象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们对于自己的战利品总是视而不见。

通常情况下,茨威格作品中的爱情故事都是由一个第一人称叙述者转述他知道的第三人的故事,而叙述者对真相的反应往往是故事的关键。茨威格的小说最让人信服地处理了获悉别人身陷激情的境况之后产生的道德责任问题。弗洛伊德发现这种与秘密内情的挣扎影响到了茨威格的非虚构作品。“完美的共情、高超的语言表达带给我难得的满足。”弗洛伊德在阅读《三大师》后这样写道:“我尤为感兴趣的是,当你的文字逐渐抵达主题最私密的本性时,那逐渐累积增加的张力。就像在梦中符号的堆积。”

茨威格在某部小说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几乎是他所有工作的核心:什么是怜悯?他区分了两种类型:一种是软弱、伤感,“无非反映了心灵迫切渴望摆脱因目睹他人的苦恼而产生的痛苦情绪”;另外一种是“唯一有价值的(怜悯),毫不伤感而且有创造力,知道事实的真相,并且决定在忍耐中最大限度(甚至还超过这些)地坚持。”

尽管茨威格拒绝个人英雄主义,我们还是可以从“创造性怜悯”中发现他本人对高贵的渴望。在这个意义上,所有讲述茨威格故事的那些聆听者中,最典型的是《困惑》的讲述者——一个年轻人最终才得知,自己心中那个完美的教授在深爱着自己。故事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困惑”中的教授一直挣扎在(是否)表达自己痛苦欲望的边缘。当最后的告白来临时,两人一起坐在黑暗中,叙述者说:“我感受到那炙热急切的声音,带着战栗和痛苦,把它的故事强加到我身体里,就像一个女人让一个男人进入她体内一样。”像少数其他作家一样,茨威格反复探寻的是这种感受——这种需要带着激情聆听的创造性怜悯,是如何转化聆听者的身份并让其内在变得更深刻的——这构成了一种隐喻层面的女性化。

在给席克勒的同一封信中,茨威格断言自己“只能作为‘结缔组织’才能行动”,他说:“因此,我们是在战壕中间的无人之地占据最徒劳也最危险位置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

最终,茨威格树立的自杀“楷模”又如何呢——霍夫曼曾评价他的自杀是他最后的不真诚(霍夫曼注意到,自己在阅读茨威格极度克制的遗言时的厌烦和愤怒,即便这样,他还是认为“他并不是真心的……他并不是那么想的”)。如何理解茨威格和绿蒂疲惫和破碎的结局?因为牵挂绿蒂在伦敦的哥嫂?还是他们不断获知的东部前线的大屠杀?或是众多好友的死亡?抑或因为他最崇敬的作家的书纷纷被付之一炬?还是他在巴西缺少用来继续写作的书?因为他那个比写作投入过更多心血的大欧洲计划的破灭?连年在一家又一家旅馆之间混乱无望辗转?以及他自己随着年月增长的身体愈衰弱、绿蒂的疾病也一直未见好转?我们又如何评价这对试图逃离的夫妇的自我毁灭?

一则悠久的米德拉什传说尝试理解为什么在以撒(isaac)被献祭之后,撒拉(sarah)很快就死了——她的死亡如此突然,这两件事实在太难被联系起来。中世纪的注经者拉什总结了所有的阐释,认为当撒拉意识到“她的儿子注定会被屠杀,并且将要罹难时——她的灵魂就已飞走,所以她死了”。即使后来知道她的儿子幸存下来,撒拉已无力重回这个世界,无论是因为生命让人难以忍受的偶然性,还是对这个让父亲在儿子被烧死祭神之前要割断他喉咙的世界进行的抗议。

和米德拉什故事里的撒拉一样,茨威格看到他和生命的契约破碎了。在警察拍摄的现场照片里,丈夫和妻子(他穿着西裤,衬衫和领带,她穿着印花礼服)在他们冰冷的铁床上互相紧贴在一起,让观者心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楷模”,取决于我们有多大的意愿包容茨威格的“创造性怜悯”。尽管曼对弗里德里克抱怨说,茨威格“将这样的胜利拱手送给撒旦”,但有时候,他人在极度绝望中的行动树立的楷模,无论激起的是同情还是愤怒,都会鞭策那些幸存的人选择不一样的结局。

以下哪种事实更让人失望?艺术家的自传很少能给教堂和小学提供道德教训,还是常年致力于探究其背后的老旧真相,好让我们在失望时发泄自以为是的义愤?连霍夫曼这么伟大的诗人,一听到要和茨威格产生交集,也会小气地拒绝参加莱恩哈特的萨尔茨堡节(reinhardt'ssalzburgfestival)这么盛大的节日。还有托马斯·曼,在面对克劳斯幼稚的热情时表现出如此冷酷的傲慢,以至于最终摧毁了他的自信——曼自己在1915年则公开宣称,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第三帝国的诞生送来了佳音,因为这将证明“力量和精神的理想化结合”;克劳斯无与伦比的讽刺才智,和不懈对抗潜在盟友的私人怨愤不谋而合——进一步击碎了维也纳的自由主义环境,而这种环境中假如再加上少许的团结,原本是能够有力抵抗奥地利新兴法西斯力量的。那么,又该如何面对受人爱戴的死者的言行不一和道德缺陷?

最终,茨威格绚烂的一生及他对命运超凡的扭转,富含了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的洞见——关于我们自己逐渐扩展的难民困境;如何越过一生中两个时代之间的断层线(包括随之产生的那种新崛起力量要全盘抛弃过去,转而追逐新时代的意愿);如何回应一个受难者的哭号越来越响亮的世界;对安定抑或逃离的渴望——到独自完成自己的工作,完全的舍己助人——以及在一个遍布无从逃避的审查和控制的世界里渴望绝对的自由。鄙视茨威格的昨日世界,会使我们陷入遗忘历史教训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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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罗德的妻子在逃离索多玛城时,因种种原因回头而变为一根盐柱。

约瑟夫·富歇(1759-1820),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家,历史学家眼里彻头彻尾的卑鄙小人,不过却被巴尔扎克认为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有趣的人物。茨威格笔下的富歇,有着令人难忘的弄权者的性格,另外书中对法国大革命的纷繁复杂有精彩描述。

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欧洲历史上统治领域最广的王室。其家族成员曾出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73——1291年,1298——1806年),奥地利公爵(1282——1453年)、大公(1453——1804年)、皇帝(1804——1918年),匈牙利国王(1526——1918年),波希米亚国王(1526——1918年),西班牙国王(1516——1700年),葡萄牙国王(1580——1640年),墨西哥皇帝(1864——1867年)和意大利若干公国的公爵。哈布斯堡王朝后期繁衍甚广,因而出现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洛林王朝三个分支。

约瑟夫·玛丽·奥尔布里希(josephmariaoblrich1867——1908)、德国建筑师,维也纳分离派的创始人之一奥托·瓦格纳的学生。

《米德拉什》(midrash),是犹太教对律法和伦理进行通俗阐述的宗教文献,为犹太法师知识的研究与犹太圣经的诠释。《米德拉什》是希伯来文的音译,意思是解释、阐释,即《圣经注释》。雏形在公元2世纪时已出现,全部在公元6至10世纪成书。犹太拉比们通过《米德拉什》将不同的观念引入犹太教,声称乃揭示早已存在经卷内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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