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纳：美国作家克莱特·道林（colette dowling）把女人对独立的恐惧称作“灰姑娘情结”。她说对安全、温暖和被照顾的渴望是一种“危险的情感”，并敦促她的女性同胞不要放弃自己的自由。对于这个劝告，您不同意的点是？
鲍曼：道林警告的是那样一种冲动，即照顾他人，并因此而失去随心所欲地追随最新潮流的可能性。消费时代，男女牛仔的私人乌托邦的典型特征，是要求自己有高度的自由。他们觉得世界围着自己转，他们追求的表演是独奏。他们乐此不疲。
哈夫纳：我出生并成长于瑞士，那时，它还不是民主国家。在1971年前，女人——也就是一半的人口——都没有投票权。同工同酬的原则还没有确立，在各类会议室里，女性代表人数不足。这样一来，难道女人不是更有充分的理由摆脱依赖关系吗？
鲍曼：这些领域的平等权利很重要，但必须对女性主义内部的两场运动加以区分。其中之一是想让女人变得和男人一模一样。女人也要到军队服役，也要去打仗。她们会问：为什么男人可以杀人，我们就不行？另一场运动则想让世界变得更加女性化。军队、政治、被创造出来的一切，都是男人为男人创造的。今天的很多错误，都是这个事实造成的结果。当然要有平等的权利。但女性是否应该仅仅追求男性所创造的价值观？
哈夫纳：在民主国家中，这难道不是必须留给女性自己的决定吗？
鲍曼：好吧，不管怎么说，如果女人的作用与男人在过去和现在起到的作用一样，那么，我不认为世界会变得更好。
哈夫纳：在您结婚的头几年，您是在家庭主夫这个词出现之前的家庭主夫。您做饭、照顾两个小孩，您夫人则在办公室工作。在当时的波兰，这很不寻常，不是吗？
鲍曼：也不是那么不寻常，即便在当时，波兰是一个保守的国家。在这方面，共产主义者是革命性的，因为他们认为作为工人，男女平等。共产主义波兰的新鲜之处在于，很多女人在工厂或办公室工作。在那时，为养家，需要两份收入。
哈夫纳：这使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也因此使性别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鲍曼：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女人试图把自己理解为经济主体。在老波兰，丈夫是唯一养家糊口的人，为整个家庭负责。不过，事实上，女人也对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女人负责了大量的工作，但这没有被算进去，也没有被转化为经济价值。仅举一例，波兰的第一家自助洗衣店开业，人们可以找人帮自己洗脏衣服，这为人们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我还记得，我妈每周要花两天时间来为全家人洗、晒、熨衣服。但女人不愿意使用这项新服务。记者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告诉女人，让别人帮自己洗衣服要比自己洗便宜很多。女人们惊呼：“怎么会呢？”她们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表明洗衣粉、肥皂和用来烧水的火炉燃料的总开销，比在洗衣店洗衣服更低。但她们没有把自己的劳动算进去。她们没有这样的观念，即她们的劳动也值钱。
哈夫纳：这和西欧没什么不同。
鲍曼：社会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习惯了这个事实：女人做的家务工作也是有价码的。但等人们意识到这点的时候，很快就只有少数人家还有传统家庭主妇了。
哈夫纳：雅妮娜在回忆录中写道，她在生下双胞胎女儿后患上了产褥热，其间一切都由您来打理。夜里，孩子——莉迪亚和伊莱娜——一哭，您就得起床，用奶瓶给她们喂奶；早上，您要给她们换尿布，把尿布洗干净，再挂到院子里晾干。您还要送大女儿安娜去托儿所，再接她回来。出去买东西时，您得在商店前排长队。您在做这一切的同时，还要完成您作为讲师的任务：指导学生，写自己的论文，并出席政治会议。您是怎样做到的？
鲍曼：作为当时学院生活的常态，我多少能够随意支配我的时间。在必要的时候，我才去学校，去主持研讨会或讲课。除此之外，我是一个自由人。我可以待在办公室，也可以回家，散步，跳舞，想干吗就干吗。相比之下，雅妮娜得坐在办公室。她要审阅剧本。她是波兰国营电影公司的翻译和编辑。那边是有上班时间规定的，所以显然，在她上班或生病的时候，我就得去照顾孩子们。这不会带来压力，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哈夫纳：雅妮娜和您在不同的环境中长大。她来自一个富裕的医生家庭，您的家庭则一直生活拮据。雅妮娜很可能并没有做好准备当家庭主妇，并干做饭、打扫卫生等在娘家由用人干的活。
鲍曼：我是在厨房长大的。掌厨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在必要时，雅妮娜也会做饭。她得按菜谱来，在面前摆一本烹饪书——无聊得要死。这就是为什么她不喜欢做饭。而我小时候每天都看着妈妈在灶上创造奇迹，从无中创造出点什么。我们没什么钱，她能够把最糟糕的食材变成可口的饭菜。这样，我自然也就学会了做饭。这不是什么天赋，我也没有专门去学。我只是看着看着就会了。
哈夫纳：雅妮娜说您是“犹太妈妈”。您到今天都还喜欢做饭，哪怕没有必要亲自动手。
鲍曼：我喜欢做饭，因为烹饪是创造。我意识到，在厨房里做的事情，和写作时在电脑上处理的事情很像：你在创造。那是创造的工作：有趣，不无聊。而且，好伴侣不是两个一模一样的人的组合。好伴侣相互补充。一个缺的，另一个有。雅妮娜和我就是这样。她不太喜欢做饭；我喜欢——因此，我们相互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