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公民！
法国大革命是一段至关重要的时期，对于女性、女性权利和女性斗争史而言都是如此。女性群体充分参与了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期间，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女性的社会角色以及性别平等等议题被提出和讨论。但它也一次次让妇女群体失望，一步步将她们驱逐出去。回顾法国大革命期间的女性史，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代议制民主是如何在架空女性的情况下诞生的。
法国大革命之前，国王路易十六主持召开了“三级会议”，需要选举议会代表、编写陈情书，无形中产生了动员民众，提升其政治意识的效果。其中，妇女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她们终于得到了为自己发声的机会，在阶级成员和职业属性之外，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不满。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能参与，有机会表态的除了少数几个妇女团体以外，基本上是寡妇或修女。但不论如何，女性的声音还是被听见了——除了陈情书，她们还印制了大量写有妇女诉求的小册子，控诉阻碍女性的无知之恶，呼吁社会培养更多的助产士，以解决分娩死亡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她们要求离婚权，强烈谴责妇女政治权益的缺失，控诉“三级会议”代表默认不提名女性候选人等不公平现象。
自1789年以来，作为全民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妇女和男人一样取得了不少成果。就这样，她们成了女公民（citoyennes，应该用阴性形式！），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等政治权利，也拥有签署合同、提起诉讼等民事行为能力。换言之，她们不再像旧制度下那样，是法律上的“二等公民”了，只可惜，好景不长……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给予了女性充分的尊严，奠定了女性作为自由个体和权利主体的地位。
我们妇女要在每一件事上占到“一半”……未来，世界将习惯我们女儿的存在，她们不仅会存在，还会无法忽视地存在。
——克里斯蒂亚娜·托比拉（1952—），法国女政治家、前法国司法部部长
法国大革命也是一段高度政治化的时期，女性（最起码是那些卷入其中的女性）在其中得到了和男性一样的锻炼：法国大革命提供了公开表达立场和诉求的机会，无论这些诉求是关乎女性境况本身的，还是关乎更普遍的社会议题的。她们汇聚起来，彼此联合，创立了大大小小的女性俱乐部、女性会社（用今天的话说，都遵循非混合原则），比如克莱尔·拉孔布和波利娜·莱昂创立的“共和与革命妇女公民协会”。她们给报纸投稿，编写小册子，旁听国民议会——最初并不禁止妇女。一言以蔽之，法国大革命以自己的逻辑和生态，将妇女改造成了积极的政治参与者，遍布每一个社会阶层，涵盖每一种政治立场。女革命者、女反革命者、女山岳派、女吉伦特派等，纷纷出现……
然而，上述这些激动人心的变化始终只涉及少数有机会投身大革命的女性，其中绝大部分是出身城市的积极活动分子，其余的广大妇女则继续过着相对平常的日子。这一点对男性同样适用。无论男女，参与革命的始终只是少数人。然而，女性活动分子和男性活动分子的典型画像并不相同。典型的男性革命斗士年纪大多三四十岁，而典型的女性革命家则分布在两个年龄段上：要么小于25岁，要么超过45岁。想想就明白为什么了：妈妈们有一大家子要照料，没空闹革命。毕竟，拉扯小孩不是大老爷们儿会操心的事情！此外还应当注意的一点是，相比于她们的丈夫，妻子们的政治实践体现出更高的自治特征：在咖啡馆、俱乐部、洗衣房等地方，她们选择与自己并肩商议、了解时事、讨论争辩的，都是自己的女邻居或者女朋友。
自由、平等、姐妹情谊。/small/sup
——巴黎的标语，2019年
由此，大革命也为女性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两性平等。在结婚年龄、配偶选择、同意的重要性、离婚动机等方面，1792年的《婚姻法》给予了她们与男性同样的权利和条件。1791年和1792年的法律规定，同胞的兄弟姐妹享有平等的继承权。1792年到1793年，孔多塞侯爵与圣法尔若侯爵路易–米歇尔·勒佩勒捷相继提出关于基础教育的设想（前者的倡议后来为督政府采纳），认为女孩和男孩一样都应当接受公共教育。妇女们争取的目标一一实现，成果斐然：从前教会不准许离婚，现在可以了；非婚生子女也得到了承认。
于是，妇女成了女公民。
然而，是未完成的女公民。
“普遍”的障眼法
法国大革命赋予妇女的权利是有限制的，而且不是一点半点的限制！别的不提，选举权就没让出来：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选票和火枪互为表里；公民权的勋章，一面是投票选举，另一面是加入国民自卫军。妇女们没有获得选举权，因为军队还彻彻底底是男人的天下。
每一场革命都会以某种方式催生一个公共场域，这个场域会因为频繁的起义和暴动而骚动不安。然而当风波过去，生机勃勃的状态会持续下去，因为在这个公共场域内，已经发起的讨论仍会继续，对话语权和发声空间的争夺也不会停止。身处这个场域的民众数量惊人，覆盖社会的每一个层级。于是，在讨论不断发酵的同时，一种结构也在悄然确立——换言之，国家和制度一起诞生了。妇女参与了导致法国大革命的那些起义，也得以在场于随之出现的公共场域，投入大量的心血（只要她们有权利有机会），可最后的权力结构却与她们保持着冷漠的距离。权力运作的场所将她们排除在外，从地方到国家的每一级革命议会都大门紧闭：女性不仅无权入场，而且连选择哪些男人可以在会上代表她们的权利都没有。
诚然，在少数几个革命家看来，对女性的驱逐不过是暂时的。一旦妇女的教育得到发展，限制自然会消失。西耶斯/small/sup神父持的就是这种观点。当然，不是没有破例过：1793年有关公共财产分配的议会表决和1793年6月24日《雅各宾宪法》的全民公决，都曾准许妇女参与投票，只不过要等到男性投完才能投。
其他的男性革命者则可以分成两种：一拨人相信女性天生“低人一等”，因而不适合参与投票，更不适合成为候选人；另一拨则坚信，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大家和小家的幸福，妇女们还是不要抛头露面为妙。在他们看来，女人就不该拥有选举权。
将女性处境定义为当下这种形态，让男女都饱受折磨的罪魁祸首，是男性的法则，是男性为了自身利益而建立的社会。/small/sup
——西蒙娜·德·波伏瓦（1908—1986），法国哲学家
1793年妇女深度参与埃贝尔派之后，对女性的排挤变本加厉。为了粉碎忿激派/small/sup对更加激进的社会政策的呼吁，当时由山岳派/small/sup主导的国民公会向女性埃贝尔派党人开火，1793年10月剥夺了一项本已承认给女性的权利——结社权。一夕之间，法国女人，不管是不是埃贝尔派的，都不能自由结社了。督政府/small/sup时期，起因同样是政治斗争（这回打击的对象是山岳派），在共和三年的芽月和牧月，即1795年4月和5月的几场（妇女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动乱之后，女性又失去了旁听国民议会的权利，在街上超过五人的集会也不再被准许。那段时间，报纸上的厌女言论泛滥成灾。想要从政的女人被描绘成歇斯底里的嗜血悍妇、被女性特有的愤怒所吞噬的残暴女妖，是糟糕的母亲、不合格的妻子、道德败坏的坏女人。
面对这步步紧逼，妇女们当然做过抗争。今天看来，她们似乎最应该集中争取选举权，多做些1791年奥兰普·德古热《女权宣言》之类的努力。然而，仔细看看当年的请愿书和小册子，我们会发现，法国大革命中妇女的头号抗议对象居然是针对女性携带武器的禁令，申请持枪（以守护法国大革命）的请愿比要求选举权的要多得多。要理解这种现象，我们需要明白，武装卫国远不只是爱国举动，更是对公民权的深刻诉求，对与男人平起平坐的深刻诉求。那时，与投票选举相比，携带和使用武器是一种更加强烈的公民身份体认，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战火越发凸显了自卫的必要性之后。
可女性越是抗议，父权制下的男性特权就将壁垒砌得越高，斟酌词句，炮制反对女权主义的论调。这一可悲的“遗产”，几个世纪之后仍在流传。
法国大革命的确意义非凡：第一次，有人对性别关系提出疑问；第一次，有人公开讨论妇女的地位。尽管这一切都随着女性被架空而结束，但我们不应忘记，这些问题一度被提上议程。光是这一点，已经相当不可思议了！大革命见证了妇女先辈们非凡的勇略，也是她们未竟的事业。
女权与女公民权
作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奥兰普·德古热的《女权宣言》是最知名，也最常被提及和引用的文本之一。然而，这篇宣言最初发表时并没有多少人知道，而且相比于当年的其他大多数女性革命者，奥兰普·德古热本人实际上相当特别。
奥兰普·德古热本名玛丽·古兹，出身于法国外省的一个平民家庭。因丧夫（丧夫可是解放了那个时代的不少妇女）来到巴黎后，她开始尝试写作和演戏，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很快在一个不错的布尔乔亚圈子里站稳脚跟，她坦诚豁达的立场也获得赏识。法国大革命初期，她和偏自由主义的开明保王党走得很近，以女性权益的维护者自居。在政体方面，她支持自由主义的纳税投票君主制/small/sup，同时倡议废除奴隶制，为有色人种争取权益。《女权宣言》发表于1791年9月，题献给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在德古热常常拜访的那些自由派朋友中间，这篇文章小有名气，但出了那个圈子就无人知晓了。原文最初似乎只印了区区五份，很快被人遗忘。到了19世纪40年代初，宣言中的几个片段被人翻出来登在了报纸上，并被1848年的一份完全由女性运营的报纸《妇女之声》引用。一直到1986年（没想到吧！），伯努瓦特·格鲁才将全文重新发表，从此确立了它作为法国女性主义标志性奠基文本的地位。
从那时起，奥兰普·德古热就成了公认的偶像。事实上，法国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女革命者来自平民阶层，属于无套裤党/small/sup，亲近山岳派，甚至是埃贝尔派，总体立场偏社会民主，而奥兰普比较温和，是个亲近自由主义的吉伦特派。相比于其他的激进派，奥兰普的形象更容易被人接纳。在当下右翼对社会民主革命的抨击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下，找出几个自由派的女英雄作为偶像，是不错的一着棋……
是时候了。别再把我们看作卑屈的妻子、家养的宠物。
——共和与革命妇女公民协会对雅各宾派的宣言，1793年5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