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我的同代人中，也有三位女性深刻地影响了我，她们是：张炼红、贺桂梅和董丽敏。我们几乎一样大，有非常相似的岁月记忆。炼红为她的《历炼精魂：新中国戏曲改造考论》豪掷二十年，桂梅除了抽烟，丽敏除了打牌，几乎都从不浪费时间，她们永远在绵密地推进自己的思考，她们，包括前面讲到的王安忆戴锦华许鞍华老师，都在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强悍的天赋，就是勤奋。我自己不是懒惰的人，很多朋友，也觉得我看书看剧很勤奋，但我仔细想想，我是凭淫欲学习，她们是纪律，我很容易陷入虚无，她们则不，她们都给自己的才华加上了纪律，如此才能用一生来过关斩将。能和她们一起成长，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事情。
当我们太执着于单一话语视角时，肯定会造成理解的粗暴
新京报：你曾经在散文中提到父母的相处，“当我翻翻现在的文艺作品，影视剧里尽是些深情款款的男人时，我觉得我父亲这样有严重缺陷的男人，比那些为女人抓耳挠腮呕心沥血的小男人强多了。而老妈，用女权主义的视角来看，简直是太需要被教育了，但是，在这个被无边的爱情和爱情修辞污染了的世界里，我觉得老妈的人生干净明亮得多”。这段话非常动人但透露出某种“政治不正确”的危险，如何理解这一段话？我在此前（你的友人）的文章里读到，说也是你照顾儿子、照料家庭更多？你会觉得这造成了困扰或负担吗？
毛尖：没错，这段话有严重的政治不正确倾向，但我说这个话有一个语境，它的话语对象是当代文艺中的蒲志高。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为了爱情耽误工作的男人，成了影视剧中的抒情对象。比如《我的前半生》（2017）中，宝马男追离异女主，为了给她儿子过生日，放弃工作放弃大生意，如此，女主感动死，观众见证真爱。对比一下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真正是天差地别啊。《今天我休息》中，女主听说男主是为了帮助群众误了约会，马上不别扭了，一直到八十年代都这样，《烦恼的喜事》（1982）里，电机修理工田建，加班加点为人民服务结果耽误第一次见丈母娘，女朋友玉婷也没什么怨言。反正，在那个年代，劳模爱劳模，先进工作者喜欢先进工作者，都是天然。工作高于家庭，集体大于个人，婚姻向社会让渡出一点家庭时间，天经地义的事情。我妈之所以愿意伺候我爸一辈子，是因为我爸确实把他的精力都奉献给学校了。一个中学校长没有家庭的支持，很容易心力交瘁的，当然我也不能说我妈完全没怨言，但是，那个时代的情感法则鼓励为人民服务，大环境如此，我们家这样，邻居家也这样，没人因此闹离婚。
在这点上，我们这一代女性应该也还算同时继承了社会主义的为国奉献和为家庭奉献的精神的，而照顾家庭照顾孩子，其中乐趣也不容抹去。当年，《真是烦死人》（1980）中，家庭主妇觉得一个洗衣机就能解决家务烦恼，现在我们什么机器都有了，所以，困扰和负担，一定程度上也是时代情感的一个变量，也是在这个议题里，我们说，今天的爱情修辞绝对是个污染源。
新京报：谈到女权主义议题时，很容易引发诸多难以解释清楚的负面情绪与争议。你提及很害怕公开谈论女权问题，是否有此担忧？在你看来，一旦涉及女权主义话题，为何总是产生如此多的对立情绪？
毛尖：这其实不是女权主义领域的特殊问题，当我们太执着于单一话语视角时，肯定会造成理解的粗暴。而由于粗暴引起的争议，又是媒体乐见的，所以，稍微一触动，就花火四溅了。曾经有一次做活动，我对#metoo运动说了句担忧的话，马上被下面一个站起来的女生教育一通。当然，也不是说我真的害怕，只是这种情况，会让人觉得，武侠挺好的，如果能动手，就不动口了。
新京报：以前读到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说“不要成为你所反对的东西的对应物”。在女权主义的问题上，一方面我们提醒自己需要时刻警觉，我们批判父权话语与压迫，但同时我们又要避免成为它的对应物，以至于思考与生活局限于性别视角。虽然出发点可能不同，但你肯定也有注意/思考到这种批判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或者说，理论与现实之间总存在龃龉，理论无法完全指导生活。但你似乎很好地处理了这种不对应关系，作为一名学者，你如何看待理论与现实之间存在的缝隙？
毛尖：谁拿着理论生活，谁肯定一败涂地啊。理论要是能指导生活，理论界的幸福指数不该全球最高了？看看我们小说和影视中的主人公，搞理论的，最后不都活成了时代的壁纸？《猎场》（2017）里，祖峰扮演的文艺理论家，是不是死得最早？作品中直接搬理论，编导不弄死你，观众也处死你。至于你说我处理得好，事实是，我从来没有把学者当成我的主要身份。我的生活中没有这些严肃的矛盾，我的痛苦和理论没关系。所有和我的身体经验八字不合的理论，我进不去也用不来。
期待重新激活今天，呼唤出一个新的觉醒年代
新京报：在学术研究之外，你日常都喜欢做哪些事情？最近正在关注什么话题/事件？你最近在读的书是什么？你下一步的研究与写作计划，可否给读者透露一二？
毛尖：追剧就是我的日常。过去的一年，除了日常看片刷剧，我主要在看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电影和关乎社会主义影像的书籍。今天重新回头看那个时期的电影，实在有太多值得重新检视的经验。比如，社会主义时期的散文叙事非常发达，而今天，已经很难在银幕上看到我们自己的散文电影。像“十七年”电影中，“寻找”，构成一个主要银幕动机和语法表现，《五朵金花》（1959）、《魔术师的奇遇》（1962）、《小铃铛》（1963）等大量电影，都是用一个找人找物的方式勾连起社会主义的各种空间、各个民族和各类社会关系，借此，少数民族政策也好，各行各业的差距也好，都在一个相对容易沟通的场域内得到理解。影像表现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互相哺育，当时的电影提供了很多方法和道路，诸如此类，都可以用我们的研究重新把它们召唤到当代。
这个，不是说我们要在影视剧中加强意识形态表现，反过来讲，不同的意识形态应该有自己的“形式的形式”和“形式的内容”。经常有人花式赞美英美影视剧不搞意识形态教育，其实是人家的意识形态教育掌握了润物无声的法则。我不知道现在算不算新冷战时代，但最后的战役肯定还是文化仗，八十年代以来，我们野性套法西方，现在可以搞一个“双减”。以往社会主义文艺中的爱情表现也好，风景表现也好，都有特别牛逼的话语体系，尤其是我们的群戏电影，那时的群戏语法真心高级啊，这些，都可以在今天重新激活，呼唤出一个新的觉醒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