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寻常了，好像不足以成为一个性研究者”
新京报：从你的治学经历聊起吧，你上学时为何会选择性社会学这个专业？潘绥铭老师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黄盈盈：我的研究经历不长，也不太跟人讲我为什么做性研究，因为没什么特别的。但性研究者的标签可能会让很多人好奇。我做性研究直接受潘老师的影响。我高中是学理科的，是在温一中，高考第一志愿报了人大社会学。那时候我们班就两个人第一志愿报的社会学，其他人都是调剂过来的，1995年，我连社会学是什么都不知道。本科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想未来要做什么，比较简单。1996年，人大社会学系开展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社会生活调查，我们那组正好是潘老师带队。记得当时在火车上，有位师兄很神秘地跟我们说，你们知道潘老师是研究什么的吗？潘老师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特别好玩，我们那组就很开心。不过，当时也没有想到我在研究生阶段会跟着读性社会学方向。
硕士的时候，潘老师成了我的导师。其实，我那个时候还想过报考郑也夫老师，我也非常喜欢他。我那时候喜欢看杂文。如果选择了另一位导师，现在可能在做别的研究了。我并没有对性议题特别感兴趣，但是也不排斥，就觉得它是诸多社会议题中的一个。读完硕士，我又跟着潘老师读博。读博之后，研究方向也开始明确。
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潘老师正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的白威廉教授（willianb.parish）合作，开展中国人的性行为、性关系和性观念的第一次全国随机抽样调查，我们几个学生从研一就跟着跑调查，我当时没少逃课。研一寒假，我又被紫藤的严月莲老师借过去，在深圳开始了第一次“红灯区”调查。没想到，这两项调查研究都前后持续了十多年。定量的全国随机抽样调查加上定性的田野调查，让我有机会直接接触性社会学领域。我学生时代的专业知识，包括对方法的认识，基本都是从实地学来的。
博士毕业后，当时有政策不能直接留校，我就出去晃荡了两年——基本上是出国访学、做国际艾滋病项目的专家咨询工作，中途给潘老师、李楯老师还有葛延风老师做过助手，然后留校任教。但凡我换到了其他学校，都不见得会继续做性研究。不是所有学校都支持做性研究、开性社会学课程的。潘老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在人大开设了性方面的课程，开始是在历史系，后来转到社会学系；九十年代初设立了性社会学研究所，可以说，打下了一个小基业。毕业后能否留在人大对我后面的研究路径影响非常大。
新京报：听你的讲述，我感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对一个人的人生选择影响挺大的。
黄盈盈：是这样。现在好多学生会焦虑，我以后该走什么样的道路，我适不适合做研究，或者我适不适合做这类研究。我很理解大家为什么关心这些问题。不过，有时你的选择会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你碰到了什么样的老师、找到了什么样的工作、单位里的工作氛围是什么样的，这些都会影响你的人生走向。
新京报：这让我想起了你在书里说，很多人很好奇地问那些小姐，她们为什么要当小姐，很多人都在期待着某个明确的答案，比如穷困、被人诱拐之类的，但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我发现你的回答跟她们的回答有一定的相似性。
黄盈盈：生活和研究在很多时候是相通的。虽然，不可排除一些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其实，我们作为个体的人生方向会因为一些不可期的因素而改变，包括某个人生阶段所认识的人和所到的地方。所以，我会倾向于从找工作的过程和生活境遇的角度去了解一个女孩子怎么进入到性产业，而不会直接把“你为什么做小姐”这么悬而虚且暗含歧视性设定的问题抛给对方，并试图做出静态的结构式分析。
当然，不排除有些人很清楚自己以后想做什么，一步步去达成自己的目标。但我不是这样子的，我有时是被人推着走的。只是说，我挺幸运的，一路上碰到的很多老师对我都特别好。
新京报：媒体提出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期待着某些故事，比如，一个人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人生选择，是因为ta以前有过什么样的经历，或因为ta拥有什么样的身份。
黄盈盈：就我而言，大家首先可能会想，“你是不是拉拉？”在社会上，异性恋是主流，但在性研究领域，异性恋是非主流。如果你在性方面平平无奇，你在性研究领域就是非主流的。在国外开会时，最明显了。大家通常会觉得，假如你是拉拉，你的切身经历会让你对这类议题更感兴趣。换句话说，如果你不是，他们就很奇怪，“那你为什么要研究性”？不奇怪。性被特殊化，性研究和性研究者也必然会被特殊化。
我做小姐研究比较多，大家通常不太会猜“你是不是小姐”，更不会问“你是不是会去嫖”。但是，如果我是男的，有人马上会想“你会不会嫖”了。其实，国外的性研究者中有自己做小姐的，但是在国内大家通常不会这么想。这里涉及一定的社会文化之中，我们对于性、性别、阶层的想象。
我走上性研究这条路存在偶然因素。如果大家想听我小时候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性经历，或者我自身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性偏好，可能会失望。这类精神分析式或者归因类的故事套路对我不管用，我也不会入这些套。我太寻常了，好像不足以成为一个性研究者，尤其是女性性研究者。
“我最得意的是，帮忙倒开水的阿姨说我讲得好”
新京报：你上学那时候的性研究领域跟现在相比，主要发生了什么变化？
黄盈盈：我是从研究生开始涉足性研究的。当时，在中国大陆，大家说起性社会学就会想到潘绥铭、李银河和刘达临，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非常大。那时，社会学在性议题上的介入是非常明显的。我当时看的书大部分是这三位老师写的。李银河老师曾在国外读博，她除了写女性的情感与性，还有《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等书，对国外性研究的介绍也比较多，比如2000年编译过葛尔·罗宾（gaylerubin，或译为盖尔·鲁宾）的《酷儿理论：西方90年代性思潮》。潘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摘译过《金西报告》和《美国人的性生活：最新权威的性问题调查报告》，做了很多社会调查和本土的原创性研究。刘达临老师做文化方面的研究比较多，还办有性文化博物馆。他们各有各的特色，著作等身，且都是“出圈”的。那个时候好像也没什么圈不圈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虽然研究者屈指可数，但是做性研究的热情与自由度都挺大的，只是研究资助什么的比较少。2000—2010年的这十来年，感觉研究资助和自由度都还比较大，跟国际学界的接触也开始多起来，性研究与艾滋病防治的交叉也比较明显。
现在，那一代老师基本都退休了。以性为主要方向的社会学研究依然非常少。除了我，华东师范大学的魏伟主要做同性恋和酷儿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的郭晓飞长期关注性的法社会学议题。性研究也零星地出现在不同的学科领域，包括人类学、历史学、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传媒研究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互联网和其他文化现象及文本里的性议题。
还有一个特点是年轻化：做这块论文的学生比以前多；在国外念书的中国学生中，关注中国社会性议题的也越来越多；年轻一辈学者里，关注同性、酷儿议题的研究者也比原来多。而且，你可能也能感觉到，最近几年，性议题不光跟多元性别、酷儿议题有更紧密的结合，在社会层面，也跟女性议题结合得更紧。我们也能从每一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的报名者和参会者的名单中看到这些变化。
新京报：所以，可否简单总结为，新一代年轻的性研究者对西方理论的了解比老一辈更多，他们的关注领域更集中在酷儿研究上？
黄盈盈：是有这个特点。做个简单的代际比较的话，我们这辈和更年轻的学者在对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性的认识和理解上，不如潘老师那一辈学者，尤其在“社会洞察力”上。因为时代的原因，老一辈学者的学科训练没那么系统，但是他们比年轻学者更了解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我自己的早期训练基本上是靠调查实践，还有饭桌上听“京派”老师们的闲聊，后来通过阅读又补了一些文献课，也努力通过访学、参加和举办国际研讨会的机会尽量多地扩展自己的视野与格局，但是整体上理论功底比较薄弱。当然，未来也可能出现在理论和对历史社会的了解、对世界时局的把握方面都很强的年轻学者。但目前为止，不同代际的学者的长处和短板还是很明显的。
新京报：你提到老一辈学者的社会洞察力高，让我想起你在研究中所提到的“日常逻辑”“生活之道”。你注重“日常生活”的研究视角是不是就是受到潘老师那一辈学者的影响？
黄盈盈：对。潘老师那一代学者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接地气。他们能用非常日常的语言把一个现象说清楚，一点都不深奥。年轻学者可能会更多地借用一些非常玄的学术词汇进行表达，转来转去，你可能都听不懂他们到底想说什么。我有时候也有这个问题。潘老师就能用非常日常的例子给你讲深刻的道理，逻辑清楚且有人情味儿，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对“日常生活”和“生活逻辑”的关注，以及对“生活知识”的重视，受潘老师那代学者的影响非常之大。我自己最得意的是，有一次做完讲座之后，帮忙倒开水的阿姨跟我说，你讲得挺好的。
新京报：在你的这种“日常逻辑”的研究里，相对于观察、访谈，你好像更强调感受和体验。但感受和体验听起来又好像比较个人、比较主观、难以归纳。
黄盈盈：这涉及研究方法。田野调查是一种综合和讲究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强调多种资料收集方法的并用。我之所以强调体验和感受，不是说观察和访谈不重要，而是前者经常被社会学研究所忽视。有人觉得过于主观。但是这种主观感受，不是你坐在房间里想象，而是一种现场感、切身感。跑到现场跟当地的人打上交道，你才能产生这种感受，包括你对情境和对人际关系的体验和认识。
我会强调身体在场和现场感的重要性。虽然我的感受不能完全取代别人的感受，但只有我在那个地方待上一段时间，才能更好地体会当地人的日常。这种东西我觉得不是通过书本就能得到的。当然，感受和体验还要和观察、聊天和文献类的资料结合起来才能做更为多维与整体的分析，也需要理论的积淀以做出更为精练与普遍性的认识。我只是觉得需要把感受和体验作为一种方法来正式地讲。这也与接地气有关。如果你不到现场去，连感受力都没有，又怎么可能做得到接地气呢？
当然，人跟人之间是有差异的。我们没法完全理解对方的生活，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研究者要尽可能站在对方的位置上了解他们的生活境遇。研究者一定要认识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距离。只有认识到这个距离，才有可能反思自身，以及更为积极地去想自己要怎么做得更好。
新京报：我很好奇，你跟一些小姐成了很好的朋友，作为朋友，你可能会对她们有一些独特的感受，但是你又不会忘记自己的研究者身份。朋友和研究者之间会不会存在某种张力？你是怎么处理这两种身份的？
黄盈盈：我不敢说我跟小姐成了很好的朋友，1999年那阵我连bb机都没有，联系也不像现在这样方便。后来，我可能跟个别小姐的关系会紧密一点。我的研究不算特别深入，只是关注的时间长，了解得多一点。
你问的这个问题其实任何研究者都会碰到。因为研究者拥有多重身份。这还是会涉及如何处理距离的问题。研究需要进入当地人的生活中，但是，也要有适时跳出来的能力。做研究需要综合很多信息进行整体的分析，也需要独立思考。所以，作为研究者需要知道怎样跟人拉近距离，但又能跳出来。这恰恰是需要训练的能力。这类议题，人类学讨论得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