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她们的老师告诉我，有镇上的厂矿请她们去演出，给了三千五百元的出场费，五个孩子每人分到七百元，小学乐队老师帮她们管着这笔钱，如果她们需要用钱就可以和老师说。我看到每个女孩都买了好看的发卡，特别可爱。
至少这些女孩可以读到高中毕业，至少这些玩过电吉他、打过鼓、玩摇滚的女孩，不会像自己的妈妈一样被家暴。我觉得这就是互联网的意义，这就是多中心传播的意义。而我的女性身份让我格外关注这些女性。我的学术经历、我的生命体验、我所有的人生都无法和女性身份剥离。
互联网的存在，让女性得以超越性别、摆脱肉身
新京报：你此前曾公开表示，不太赞成在作家、科学家等职业身份前加上“女性”一词，为什么？
陆晔：对的，我不赞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情况：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女性”必须强调出来，“男性”从来不用强调。因为人们默认男性是第一性，是一个标准，而女性则是打破了这个标准，所以需要强调。所以你犯了错误，因为你是女司机；你取得成功，也因为你是女学者。
而在男女性别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性别，所以我个人会有意识地拒绝性别身份。这背后的立场是我反对性别的二元对立，我反对所有的二元对立。我相信不管是职业成就还是撞车的事故都和性别无关，只和个体有关。
新京报：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女性的强调是由于此前女性的被忽视。比如“blacklifematters”（黑命攸关）运动就不意味着其他种族、其他肤色的人就不重要，正是因为本来所有种族应该同样重要，可是黑人感觉到他们被过度忽视了，所以才要特别强调。
陆晔：我觉得这不矛盾。当谈论一个个体时，我们不应该给ta贴上性别标签，但在谈论这个群体时，我们必须看到这个群体被系统性地压迫了。而女性主义议题是在普遍意义上来谈的。
我认为年青一代女性对于性别问题、种族问题的考量，这种多元、平等、尊重个体权利的观念，绝对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表现。她们的表现特别出色，特别令人高兴。有一天我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女孩抱怨：都说girlshelpgirls，女孩帮助女孩，怎么我遇到事儿就没有人帮我？结果一大群人留言：当我们说“girlshelpgirls”时，我们是要求自己做前者，看到姐妹有问题出手相助，而不是做后者，等待别人的帮助。这句话的重点在第一个“女孩”，而不是第二个“女孩”，我觉得特别棒。
在当下的公共讨论中你会发现，这些议题得以浮现，被更多的人关注，尽管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对此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但是没关系，问题的浮现有助于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即使没有找到解决方案，我们也能在认知上明白，原来别人是这么想的，这就是进步。不论你持有什么样的观点，走出来，表达它，互相看见，彼此争论，让这个议题成为公共生活中重要的议题，这比什么都强。
新京报：因为任何社会组成都不可能是铁板一块。
陆晔：要求整齐划一这事就可疑了，危险了。我们当然要看到差异性的存在。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当你感到不舒服时，你就要表达出来，而对方也未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可能就是没有想到。
新京报：你提到过，互联网的存在让我们在未来有了脱离肉身、脱离性别差异的可能，这种可能要通过怎样的途径来实现？
陆晔：我们过去的社会表达和社会身份建构，是和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有巨大关联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切例子，都是脱离了肉身发生在互联网上的，如果不是那一条快手短视频被转到了微博上，海嘎小乐队不会被看见对吧？在过去，其实肯定也有人在农村玩摇滚，只是没有人知道。所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互联网中都能感受到自己摆脱了肉身，许多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在网络空间都可以完成、可以呈现，甚至于可以把在地性和全球更广泛的影响连接在一起。
再加上手机在今天成为一个界面，借由这个界面消除了过去上网和不上网的概念。我们俩现在在聊天，没有在上网，但是我们的手机在接收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每个人都会有多个分身，在互联网上进行着不同维度的表达，借此成为我们自己。这还是挺棒的一件事，为我们打开了个人与社会公共生活之间新的连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