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青青子
2021年3月的一次选题会上，我和主编提出想做女性学者访谈系列。它起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无论哪个学科领域，我们所知晓的女性学者实在太少了。知晓，说的是不仅要知道她的名字，还要了解她的研究、她的经历、她的看法。如果说有谁有义务去那么知晓一位学者，学术圈之外，那一定就是文化记者了。
大学的时候，我就读的是一个古怪的专业，人文科学，humanities，关于人的学科，说白了就是文史哲通读。通常来说，这样的学科被认为适合女生，一个班里的男女比例总是失衡，学生会还经常搞和理科院系联谊的荒诞活动。尽管我们班的男女比例迫近1:1——或许因为也要学历史的缘故，隔壁汉语言文学专业却只有三个男生。
老师的性别比例却是反过来的。如果我没记错，从大一到大四，无论是文学、历史、哲学，教过我们的女老师不超过五个。当然，在那几年，我并不了解这意味着什么。像大多数学生一样，我们浮光掠影地走完了文学史、哲学史、东西方历史，记住了正典中大多数男性的名字，和屈指可数的女性的名字。至于女性主义理论，与其说是老师教的，不如说是自己撞上的。
进入媒体工作后，因为工作原因，会跑一些活动，见一些学者，和他们交谈。这些交谈通常都和选题有关，因为关注性别议题，碰到女性学者的机会很多。在一场活动开始前，偶然和其中一位学者聊起她的研究最近因为一篇报道“出圈”了。我下意识地问她，生活有因此发生改变吗？她讲起最近参加学术会议的经历，在一次和她的研究高度相关的学术会议上，她的发言仍然被要求排在那些并不研究该领域的男性学者之后。最后由于时间原因，她的发言还被取消了。看到我一脸震惊之后，她补充说，这样的事情算是平常。
回到家后，我在备忘录里记下了这个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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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选题会，女性学者访谈系列很快通过了。后来的几轮讨论，我也曾犹豫过用“性别”来划分学者的问题，比如是否存在将女性学者特殊化，差异化，甚至本质化的风险。但老实说，我当时的执念更多是呈现她们的历程，我想知道，无论是那些走进大众视野的名学者，还是那些仍旧在聚光灯之外的“青椒”学者，她们如何走到今天，背后有哪些曲折，在男性中心的学术体制内，她们如何涉水前行，她们如何找到参照。同时，她们做学问的视点是什么，为什么不同代际的女性学者，都会在人生的某一阶段拒绝性别标签，甚至与性别身份相关的研究主题……
回头来看，在最初的构想里，我的确出于直觉，或许也有这份工作的惯性，想要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她们所受到的“限制”，以及带来不公的结构性原因。事实上，作为社科线记者，又关注性别议题，很难对于各类权力结构在学者个体身上的实践，说一句peace＆love，我们只谈谈你的研究——毕竟，研究不是一个人关上门，坐在书桌前就可以完成的。
第一位受访学者是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贺桂梅。我们在她的办公室见面。我大概表达了这个系列的想法，并强调不是给各位学者贴上女性的标签。我们聊了将近五个小时，一起吃了没有饭的鳗鱼饭。我鲜有真正走近一位学者的感受，那是一回。
我至今仍然记得，从办公室走出来，内心感受到的欢欣，久违的快乐。可能因为我们聊的不仅关于学术，还关于我们自己。也是这次采访，让我对这个系列有了一些底。后来证明，参与这个系列的许多同事也经历了类似的“惊诧”。每次采完回到报社，我们滔滔不绝，怎么也停不下来，聊访问，聊那些因为真诚、有收获的交流所带来的快乐。
负责采写黄盈盈的徐悦东曾在本科时期错失她的课，借着这个系列圆了梦。在未刊发的版本里，他这样写道：
在我读本科的时候，懵懂的新生会就选什么课向学长学姐们咨询。在推荐完一系列课程后，一位学姐给我“悄悄”推荐了黄盈盈的“性与性社会学”，“这门课很劲爆”——这个“劲爆”除了指人气，更是指内容。不过很遗憾，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选上黄盈盈的课，这也吊足了我的胃口。毕业多年后，一位曾经上过这门课的学生跟我说，黄盈盈帮她完成了某种性观念上的启蒙，也颠覆了她对小姐的刻板印象。课上的许多细节她早已忘记，但她对一个细节记忆犹深：黄盈盈提到，有位小姐表示，其实自己做这行挺享受的，但她之前不好意思说出来。这句话让当时的她颇为惊愕。
我在黄盈盈的作品中还看到了许多颇有冲击力的看法（或许有些人一时间接受不了），有些看法甚至会挑战当下流行的“政治正确”。比如，黄盈盈特别反感高高在上的救赎者姿态，她曾在会议上骂哭过一些自称为女性赋权的女性主义者，因为她们觉得小姐在出卖女性尊严；在性议题上，面对更为窄化、政治化和更为西化的论述，她反对身份政治的绑架和窄化，呼吁保持更为丰富的性想象；对于近年来流行的性侵叙事，黄盈盈表示存疑，在大家呼唤立法防范性侵时，她希望大家先停下来思考法律介入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问题……
另一位记者肖舒妍在咖啡馆采访的包慧怡，她们边喝酒边做访问，一喝就是四个小时。由于聊得太过尽兴，她们忘了环境的嘈杂，费了一番功夫才完成后续的录音整理。文章发出后，舒妍在朋友圈里写道：
去年五月的访谈，恍若隔世。当时还能骑着车在国定路飞奔，在commune和慧怡老师聊上四个小时，从咖啡喝到酒，把采访聊成吐槽大会。
一年后的今天，我回到上海隔离，慧怡老师却受邀在北大访学；而她访问的北大人文社会科学院，担任院长的邓小南老师同样是去年接受我们采访的女性学者。
今年清明，慧怡老师为封控中的上海写了一首诗，一周之后，北京疫情扩散，她在北京的住所被征用，她也面临搬家。生活啊，有这么多的意想不到，又有这么多冥冥中注定的巧合。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做记者的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很多时候，采访最精彩的部分总是在文字之外。除了有考量之后的取舍，也因循某种不成文的戒规，采访者自身的主体性不能太强。但无论如何，同一个学者的采访之所以会不同，除了采写者的知识视野、选题角度，也和采写者所思考、所关心的内容息息相关。
阅读一篇采访，我们同时阅读到的是两个人。
同样重要的是，对于采写者来说，一次好的采访，就像偶然掉落进一个人的生活，你们谈论观点，交换看法，所思所想次第展开，生命因此得到延长。我想起杨德昌在电影《一一》里说的那句经典台词：电影发明后，人类生命至少延长了三倍。
这当然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部分，却是我认为采访最为动人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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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我们在新媒体发布了该系列的开篇文章。打头的是这样一段话：
无论是高校教席，还是学术成果发表，越往象牙塔的顶端走，女性的数量就越少。事实上，当一个女性决定从事学术事业，她所面临的限制无处不在：“女博士是第三种人类……”“历史证明学术界不是女性的地盘……”“读书有什么用，女孩子总归要嫁人的……”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如此类的声音试图阻止女性踏入科研大门。而当她们进入高校系统，生育、家务劳动等“天职”，则将她们挤出更多的机会之外……
然而，即便不断遭遇贬抑与打压，我们依旧看到，越来越多女性投身学术志业，汇流进学术共同体。对她们来说，学术研究不仅是事业、爱好，更是体认自身，寻找与世界相处的方式。
于是，我们有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让更多女性学者被看见。
当女性决定投身学术事业，她们需要克服多少阻碍？是否存在属于女性的学术传统？在“重男轻女”的学术体制中，涉水前行的女性学者如何找到自我的参照？她们的同行者又是谁？
回头来看，这段话尽管真诚，却只讲出了故事的一半。这一半是基于我们对于选题的认识和有限的经验。而更重要的另一半，则是这些学者回馈给这个选题的：当她们投身学术，她们亦收获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在贺桂梅的办公室，我还问过她另一个问题：“当你在青年时期接触了这些女性主义理论，再回过头看生活中女性的处境时，会感到愤怒吗？”她对我说：“当时肯定是有的，但我现在都差不多忘记了。其实我们之所以感到愤怒，是因为无法对这样一种感性的、具身性的不平等体验做出解释，我最有感触的是学术真好，因为它可以给我们解释，将这些感性的生命体验化为一种前行的力量，而且不仅仅局限在性别问题之中，它也让我们能对更广泛的社会处境有同情、共情与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