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诗人玛丽·鲁夫尔（maryruefle）创作了一系列书籍作品，以文字的刻意缺失昭示出古旧文字的意义改变。古籍手册、被遗忘的小说、老旧的历书和讲述古人智慧的古训书均是鲁夫尔的改造对象。她用修正液和一点胶带将字迹抹去，每页仅留下一小部分单词，再将它们重新排列后就会产生全新的、毫不相同的、令人难以捉摸的含义。这一系列作品旨在向人们传达，文字、短语甚至整篇文本都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记忆的流逝重新排列组合，经验本身或许只用一支软铅笔就能记录下来，也可以用一块橡皮擦轻易地涂抹掉。我自己就收藏了这个系列中的一本，这是一本出版于1870年的小手册，教人如何玩一种耐心游戏。在名为《正统派》的章节中，有一页纸上的所有文字都被人故意用修正液弄得模糊不堪，只因“当你心不在焉时，必须看得很仔细才行”。诸如此类的文字处理一页接着一页，被略去的文字一段接着一段，它们记录着思绪、知识与认知在过去数十年间被人忽略的方式。但或许创作者最想传递给我们的信息是，耐心与等待，本身就是将时间抹去的过程。
“人生绝不仅仅只是活着。”鲁夫尔在谈及个人作品时说道，“人生也比我们任何一个人所能承受的都要沉重。所以，要么是人生被时间渐渐擦除，要么是时间随着人生的展开渐渐流逝。我们自身会消除许多东西，这些东西，有的被我们遗忘了，有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范围，还有的尚未被我们经历过。行将就木时，即便过去那有限但‘圆满’的一生，也将变得愈加遥远。幸运的话，你可能还会记得某个地方或某个人，其他东西都已在你的人生中变得了无痕迹。没有人会在临终前一字不落地回忆完过往的整段人生。”尽管鲁夫尔的作品堪称人生苦短的宣言，却仍然富有触感。它们是实实在在的书，可以被读者捧在手里，是文字会被时间逐渐侵蚀的确凿证据。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会说：“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并不觉得自己在擦除什么——我是在从无到有地创造某个东西，将它变成现实。这一系列作品并不完全旨在表现‘隐形’的意象，反而更多地指向‘有形’。”不可避免地，这种缺席不可思议地明显，甚至是一种实质性的体现。其他一些“擦除”的方法则更为概念化。美国诗人乔舒亚·班尼特（joshuabennett）曾发表过一首诗，名为《用武力捍卫家园：死亡推论》（homeforce:presumptionofdeath）。他从佛罗里达州颁布的所谓《捍卫家园法》（standyourgroundlaw）的正文中提取素材，先是将其中一些文字刻意隐去，再对剩下的文字进行改装，最后形成的文字强有力地控诉着那些对毫无防备者施加的暴力行径。美国作家、诗人尼克·弗林（nickflynn）在其诗歌《七证（节选修订版）》［seventestimonies(redacted)］中重构了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中被关押者的证词，用犀利而不失新颖的方式向公众展示出虐待行为如何消磨人的斗志。出于对被关押者的尊重，弗林还在书的封底处附上了口供的原始抄本。美国设计师乔纳森·萨福兰·弗尔（jonathansafranfoer）的创意书籍《树木编码》（treeofcodes）脱胎于波兰籍犹太作家布鲁诺·舒尔茨（brunoschulz）的短篇小说集《鳄鱼街》（thestreetofcrocodiles）。后者讲述了一系列有关某座神秘之城的故事。在这座城市的地图上，这条被称为“鳄鱼街”的街道被蒙蒙的雾盖住，呈现出如未经探索的无人之境般的景象。但在《树木编码》中，作者弗尔对《鳄鱼街》的内容进行剪裁，“擦除”的结果最终成了一本触手可及的书。一小块一小块的文字以近乎暴力的方式被剜掉，剩下的只言片语反而让人对其周围突起的尖锐毛边更加在意，引发出对“不存在的事物”的无限遐想。弗尔将这个过程比喻成“在墓碑上拓印”，或是“抄写这本书中可能蕴含的一个梦境”。他说：“我从未记住过如此多的短语，随着文字剪裁工作的推进，我也从未遗忘过如此多的短语。”与看得见的文字一样，消失的文字也传达着相同的意义。
如今，一些平淡无奇的商业活动也喜欢拿消失的文字来做文章。诸如《男人除了性还在想些什么》（whateverymanthinksaboutapartfromsex）、《老去的快乐》（thejoysofgettingolder）和《萨拉·佩林的智慧箴言》（thewisdom&witofsarahpalin）等口水书，都用了整本空白页以示对有关主题的讽刺。2006年，克罗地亚广告公司bruketa&zinic为欧洲食品生产商波德拉夫卡（podravka）设计了题为《干得漂亮》（welldone）的年度财报。厚厚的财报中夹着一本小册子，乍看之下一片空白，实则用热敏墨水印刷着各种食谱及插图。只有用锡纸将它裹住放进烤箱里烘烤25分钟后，才能使其中的内容显形。
美国图书出版商wavebooks的官方网站提供了一个链接，点击之后，访客即可对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woolf）、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melville）及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kant）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进行改编，形成自己的“原创”诗作。根据该网站的介绍，“‘擦除’这一过程能使我们以任何文字为样板，创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诗歌”。访客选取一位文学巨匠后，其作品原文将出现在屏幕上。接下来，只需点击任意一个词，即可使它消失或重现。访客将看见文字重组后形成的诗句，甚至还能对这些诗句进行二次重组。此外，网站还带有随机创作功能：访客只需点击按钮，就能使页面上50%的文字同时消失，但这无法确保剩下的文字能够具有任何显而易见的逻辑、顺序或关联性。看哪，这难道不也是一首妙手偶得的诗吗？
正如烘烤后才能显形的文字一样，这种写诗的过程乍看之下未免略显仓促肤浅，仿佛是在文学爱好者面前班门弄斧，就像是一种油嘴滑舌的练习，一个在晚餐上表演的新奇宴会游戏，或是拼字游戏的某种变体。然而，人们此时把玩的不仅是文字，还有文字周围的空间。话说回来，如果说拼凑文字这一行为带有仓促、快速和即兴的色彩，那么使文字消失的行为亦是如此。我曾不止一次访问那个网站链接，发现这种令人着迷的作诗过程与平时常玩的拼字游戏恰好相反，我为自己的这项发现感到喜悦。拼字游戏是让人填满空格，而改编诗句则是要人刻意在文字间创造空白。尽管我无意以这种方式创作一首诗歌，却在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力量，沉默是语言的一部分，同一页纸上的文字以不同的方式消失也能传递出不同的信息。
在人们的印象中，抹去内容的行为通常是“审查”所引起的。尤其在战时，常常需要删去或改编通信与报告中的大量文字内容。但在1973年，故事的空白变成了故事本身，一时间登上各大报纸头条的正是一桩涉及“抹去内容”的丑闻。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及其幕僚长霍尔德曼（h.r.haldeman）曾有一段讨论“水门事件”如何善后的长达18分钟的对话，可这段对话的录音却不知如何已经被人销毁。正是这一行为促使有关方面对尼克松展开了刑事调查，并最终迫使尼克松下台。时至今日，尽管关于谁销毁了这段录音以及使用了怎样的销毁方式仍无定论，但这个行为本身无疑加速了尼克松政府的倒台。无论是这18分钟的时间，抑或在此期间发生的对话本身都悄无声息地蒸发了，反而将“水门事件”的公众关注度推向高潮。录音带上的空白不仅代表着政治上的越轨行为，从更广义的人类交流范畴上讲，它还与20年前劳森伯格擦掉德·库宁的素描一样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即便到了今天，“18分半”这个词不仅会使美国人立刻联想到一位目无法纪的前总统，也仍然能让人感受到“抹去内容”这一行为本身的力量。这种力量恒久不变，神秘如一个无法参透的谜。
走在纽约市街头，你可能会看见一些“幽灵广告”。这其实是早期画在砖房侧面的一种广告宣传画，用来给油、纸和服装等商品打广告。如今，它们如同一种老古董式的印刷艺术品，渐渐成为城市的模糊印记，变得越来越难以寻觅。它们中的许多成了其所在社区内的地标，受到文物保护者们的喜爱。斑驳的文字处于被人遗忘的边缘，却仍能在人类的想象力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我经常活动的街区中，有家叫作wolfpaper&twine的美国公司，其所在楼房的表面就有这样一则“幽灵广告”。坚固的砖墙上，是正在消失的文字与它当初宣传的物品本身存在的痕迹。两者之间鲜明的对比，愈加凸显出事物的昙花一现。
失去文字的方式究竟有多少种？日常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对某些文字丧失兴趣，有时又只是恰好不会再用到它们而已，还有的时候，我们有意无意地删去文字，或只不过是注意力被其他事物吸引。所有这些情况都可能导致文字的消失。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出版了一本名为《地标》（landmarks）的书，书名指的正是语言与地貌的相似性。书中，麦克法伦提到新版《牛津少儿词典》（oxfordjuniordictionary）的编辑们决定在词典中删掉某些生僻词，并收录一些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出现的新常用词。被删掉的词如“橡子”（acorn）、“蝰蛇”（adder）、“白蜡树”（ash）、“山毛榉”（beech）、“风铃草”（bluebell）、“毛茛”（buttercup）、“柳絮”（catkin）、“演奏会”（concert）、“小天鹅”（cygnet）、“蒲公英”（dandelion）、“蕨类植物”（fern）、“榛子”（hazel）、“石南”（healther）、“常春藤”（ivy）、“鹭”（heron）、“翠鸟”（kingfisher）、“云雀”（lark）、“槲寄生”（mistletoe）、“花蜜”（nectar）、“蝾螈”（newt）、“水獭”（otter）、“饲料”（pature）和“柳树”（willow）。新收录的词则如“附件”（attachment）、“块图”（block-graph）、“博客”（blog）、“宽带”（broadband）、“要点”（bullet-point）、“名人”（celebrity）、“聊天室”（chatroom）、“剪切-粘贴”（cut-and-paste）、“mp3播放器”（mp3player）和“语音信息”（voice-mail）等。
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特丽·坦皮斯特·威廉姆斯（terrytempestwilliams）在其著作《当女性成为鸟类》（whenwomenwerebirds）中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她的母亲把自己的日记全部包好，叮嘱女儿在自己离世之后才能打开来看。母亲去世一个月后，威廉姆斯终于整理好心情，“走到三座放满了漂亮的精装书的大书架前，母亲的日记也被包好书衣，一本本地排列在上面。有的书衣图案是纷繁的花朵，有的是涡状花纹，还有的是朴素的单色”。结果，她一本本翻过去，发现这些日记里面竟然全是空白页。为了再现当时看到这些日记的震惊感，威廉姆斯也仿造母亲的做法，在《当女性成为鸟类》这本书中添加了12页空白。后来，威廉姆斯表示自己在这些空白页中发现了无数的意象：犯罪、白色丑闻、典藏的白手帕、静默的和谐、投影屏幕、炫目的光线、剪纸、伤口和舞台。
此外，她还将这些空白页视为纸制的墓碑，由此我不禁怀疑，消除文字的传统是否正是源起于墓地。刻着人名和生卒日期的墓碑，在雨、雪、沙、风及其他气候条件的作用下，承受长达数个世纪的侵蚀。但要说最能抹去事实的，恐怕还是时间这种东西。我的父母在30多年前双双去世，他们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却在花岗岩墓碑上依旧清晰如初。然而，安葬他们的是一块古老的墓地，每相隔仅仅几米远的地方就立有一块石灰岩墓碑。它们的表面被酸雨腐蚀得坑坑洼洼，而其他那些用沙石制成的墓碑如今也显得十分沧桑，上面蚀刻着的字母与数字已无从辨认。有时，我用手指触碰这些石块，反而能更好地感受到那些字母的轮廓，可这种情况并不会经常发生。
物体和文字，到底哪个会更早消亡？它们中的一个是否可以拯救另一个？这些正是在2016年一场名为《在被透支的环境中震怒》（seeingred...overdrawn）的展览上所提出的问题。这场展览设在英国剑桥大卫·爱登堡大楼（davidattenboroughbuilding），这是一家致力于探索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中心。目前，大约有8万种动植物正在灭绝的边缘挣扎。为了唤起公众保护地球的意识，策展机构反其道而行之——他们设立了一堵宽22英尺、高9英尺的墙，上面用几乎让人难以察觉的文字分门别类地记录着4734个现存的濒危物种，长长的拉丁文几乎让人无法参透其语意：“niceforoniaadenobrachia”是一种在哥伦比亚发现的蛙类；“partulaguamensis”是一种小型的热带陆地蜗牛；“murinatenebrosa”则是在日本发现的一种蝙蝠，有着短管一样的鼻子，生活在阴暗的角落。与简·柏尔文从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中挑出文字加以改编的过程正好相反，每位观展者都被邀请使用一支不可擦除的笔将原本暗淡的拉丁文重新描写，使平常几乎不为人所知的濒危物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每个人都有从未说出口，却早已在心里练习了千百遍的话。其中一些早已被我们忘却，另一些又使我们悔不当初。曾有一个没做课后阅读的学生直接向我交了随堂检测的白卷，卷子的最上方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我没做阅读，所以一题也答不上来。”这行字下面整页的空白仿佛都在宣示他的无知。看着这张白卷，我试着解读它背后的深意。在任何人的人生中都可能会有交白卷的时候，但“白卷”并不一定意味着空无一物。人类语言的力量源于我们知道该说什么，并发自内心地明白，不是什么都可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体会言外之意”（readbetweenthelines）指的就是这种经过人们普遍认同的心态。小说家雪莉·哈泽德（shirleyhazzard）曾说：“文学中的表达也好，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也罢，都旨在让我们明白什么东西没有被说出来，而这一点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文豪海明威独创出一套完整的写作风格，其标志正是对事物描述中所做的刻意的省略。他解释说：“冰山移动的尊严，在于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出了水面。”生活在信息时代，我们总有某种方法能够提醒自己：“我还活着”。它可能是内心的某个声音，好像模仿着母亲从前的语气，或是小学五年级时最好的朋友的话语；它有时带着怀疑或恐惧，有时又只是背景音乐或脑海中的噪声。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倾听，我们内心深处总有各种来自不同声源的回响，虽然模糊，却客观存在着。前文提到的那位荷兰书籍设计师伊尔玛·博姆说过：“你看不见它，但它就在那里。”当她说出这句话时就意在提醒我们，在这个人人竞相表现自己的时代，隐秘也有另一种美。伊尔玛的这句话不仅仅是在谈论法国香水的历史，还包含了我们想表达的一切：我们永远不会说出口的话、我们想说却没能说出口的话，抑或我们说出去却想收回的话。还有一切无法用语言表达的话、你对我说过但我已遗忘的话、我想在未来某天对你们某个人说的话，以及那些更适合蘸着水在石头上写出来的话。
未说出口的东西自有其精妙之处。我父亲的一生好比一本晦涩难懂的书，虽然内容隐晦，其框架却无比清晰。在这方面，恐怕任何一位活跃于当下的个人品牌策略师都没办法比这位半个世纪前的中情局工作人员做得更好。作为土生土长的新英格兰州人，父亲的性格既受到家族基因遗传的影响，又带有当地世代流传的气节，这是遗传学和地理学共同作用的结果。他这一辈子都对人类体验如何由记忆塑造的问题感兴趣，他明白，记忆里的东西必然与事实有出入，他也几乎不愿在读过普鲁斯特之后再读其他作家的小说。在成长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听到他说，人类的脑子天生善忘，注定要根据自身利益筛选信息，过滤出那些于己而言更加重要的东西。但大脑在这方面的表现并不稳定，有时它筛选出的信息属实，有时却与事实存在颇多差异。
最近，我在读一份主张睡眠的功能之一在于过滤记忆的科研论文，这让我立马想到了父亲。论文中提及，睡眠时，人的大脑就像在充电。它会回顾脑神经元在白天建立的所有联系，然后对这些联系进行筛选，再去掉冗余的部分。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就是，大脑摒弃的东西比保留的要多得多。这使我又不禁想到了父亲通过申请获得的那份中情局解密文件。那些被涂黑的文字，既完美地验证了他的话，又像极了他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