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时任纽约市水族馆馆长的查尔斯·哈斯金斯·汤森德（charleshaskinstownsend）记录了馆内展出的热带鱼改变自身颜色与表面图案的方式。1910年，他为纽约动物学会（newyorkzoologicalsociety）撰写了一份题为《海中变色龙》（chameleonsofthesea）的论文，记述了某些热带鱼在不同行为（如追捕猎物、求偶和警示危险临近）下的皮下色素细胞发生的应激反应。环境越多变，热带鱼的颜色变化就越多样。据汤森德观察，这些热带鱼的行为反应是所处环境与个体性格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条热带鱼不只是简单地对岩石、沙砾或水体做出反应，也会视“心情与人为刺激”给出相应的反馈。警惕、恐惧、惊异和沮丧，外加这些水生动物本身的颜色与表面图案，共同形成了一套复杂的变色机制。
一群蓝灰相间的条纹梭鱼有着最简单的“调色板”机制，原先整体的银色调能很快与水体颜色化为一致。不过，有些海洋生物的变色策略更为酷炫。例如，黄色的喇叭鱼可以在水里垂直移动，把自己伪装成周围珊瑚的树枝状结构。有时，它还会尾随体形更大的鱼，将自己隐蔽于大鱼的采食点中。喜欢蛰伏于壳状地衣上的蜘蛛蟹，其本体的玫瑰色与地衣上的亮粉色斑点浑然一体。比目鱼体表精美玫瑰花结般的棕色鱼鳞，几乎与凹凸不平的海床表面没有半点差别。海鳗的斑点图案让它可以完全藏匿在珊瑚礁的裂缝里。蝎子鱼多色的斑点状外表与其栖居的藻类在视觉效果上别无两样。单斑蝴蝶鱼身上的斑点是定向目标的诱饵，其存在目的是迷惑捕食者——确切地说，是迷惑捕食者的眼睛。鹦嘴鱼在夜间能够分泌出一层有黏性的薄膜状物质，以隐藏自身气味，以防被天敌发现。所有这些海洋生物极尽绚丽的外表，却个个堪称“隐形”大师。或许，有多少种海洋生物，就有多少种隐藏自己的方式。
远离海岸、岩石与珊瑚礁的深海，为我们上了一堂更高等的“隐形课”。海洋生物无所遁形，却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使自己变得“透明”。这无关色素沉积，只是善于利用光的模式而已。鱼类的扁平体形只允许最少量的光线直接穿透它们的身体。或者，它们还可以利用反光机制——一种简单的物理系统，让微小的银色鳞片在体表竖起，像一面面镜子，以此反射照在身上的光线。此外，部分鱼体内有自己的发光器，发出的光线会将上方游动的捕食者迷得晕头转向，还有些鱼有能力在水中散射偏振光。海洋环境本就是一个偏振光场，光波在其中朝单一的方向传播。月鲹就是能够在其中探测并利用光线形成优势的一种鱼，其皮肤中微小的血小板能够反射偏振光，干扰捕食者的判断。如今，这种视觉干扰操作已成了军事战略家热衷研究的对象，有望凭此技术使“隐形潜艇”成为可能。
对于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海洋生物而言，也有某些平凡的事情正在发生。当然，这一切并非对周遭环境漠不关心的芭蕾舞，而是一场充满目的、功能和动因的演出，正如捕食、消费、繁殖和其他所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熟悉的活动。在我左手边悬浮着的蓝刺尾鱼正在物色可以填饱肚子的海藻；单斑蝴蝶鱼正在寻找不幸的微型无脊椎动物当作自己的盘中餐；如若不小心与火珊瑚擦身而过，它散出的刺丝胞很可能会蜇伤我；还有长着黄色刚毛的火刺虫，静静地栖息在珊瑚礁表面，随时准备给不小心碰到它的生物扎上一针，向冒犯者的体内注入一种可引发剧痛的毒素。这些是海洋生活中的日常片段，这些“不起眼”的特征在海洋里是司空见惯的。只有如此，这些水生生物才有可能生存下来。
某天早晨，谢尔曼潜水回来，告诉我她刚刚发现了一条6英尺长的铰口鲨。谢尔曼游上前去，想为它拍一张近照。她回忆道：“当然，换作是一条大白鲨、虎鲨或牛鲨，我肯定会被吓个半死。”在谈论到她在水下的行动时，她继续道，“我在那里，却不自知。我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我是那个场景的一部分。”几天后，我俩一同外出游泳，遇到了一丛鹿角珊瑚。这是一种近年来正越发变得少见的物种，如今却在这里长势迅猛。它出乎意料的繁殖力令谢尔曼激动不已，就连在水下，我也能分辨出她兴高采烈的样子。这丛鹿角珊瑚伸展出橄榄绿的枝，旁边生长着一簇茂盛的黄色铅笔状珊瑚。一群黄仿石鲈——闪着黄色和银色条纹的小鱼，在这些珊瑚间游进游出，颜色几乎与它们融为一体。它们微微闪烁的外表为整个珊瑚礁平添了几分生机。两个物种的生物电引起了磁场共振，为彼此增添了新的活力。
不一会儿，等谢尔曼和我回过神来时，发现我们已随着几条大型梭子鱼游出了一段距离。它们中体形最大的一条将近5英尺长，就那样闲适地轻轻漂浮着，全然不顾捕食者随时可能发起突袭。此时已近日落，正值这些梭子鱼的觅食时间。我们朝反方向缓缓游去，看见一条长着斑点的豪猪鱼顶着荒诞无比的硕大头部，漂浮在我们下方的海床之上。没过多久，我又遇见一头体形巨大的玳瑁海龟。它一边沿着沙地划水，一边将沿途遇到的海藻与海草吞进胃里。它背着3英尺的甲壳，粗壮的四肢布满斑点，支撑着它以一种笨拙的姿态前进。谢尔曼曾说：“潜水时，我的一部分消失了。”现在，我好像突然明白了，这种细微的自我亏缺正是我们在海里感到如此轻盈的关键所在。或许，这种自我亏缺所带来的快乐并不仅仅来源于感官上的新奇、零重力下的刺激，还源自一种对自我灵魂的感受。毕竟，其实每个人从出生起就知道，有时将日常生活抛之脑后也是件好事。
水中世界与画家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dalí）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一样，足够超现实主义。在达利于1929年创作的作品《看不见的男人》（theinvisibleman）中，他用云朵作金发，以瀑布为双腿，将废弃建筑化为躯干，共同构绘出了一个“不存在的”男人。这幅作品创作于这位艺术家自称的“偏执狂时期”，反映出他对自己被周边环境所消耗吞噬的恐惧。达利对个人身份的认知受到冲击，他甚至一度在将其解体的边缘挣扎。遗憾的是，达利生前从未前往热带海域旅行，更别提对包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的潜水反射有所了解了。他会将一枚把自己包裹在珊瑚枝中的篮状海星看作什么呢？一块星形的海绵？还是一只橙色的大象耳朵？或者是球、桶、管子、花瓶和绳子？也有可能是外表形似银色鸡毛掸子的海虫？更别提还有那些形如铅笔、叶片、莴苣、绳结、开瓶器、鹿角、手指、枝状烛台、线团、餐盘、门把手、仙人掌、茶杯、大脑、纽扣、羽毛和扇子的珊瑚。这时，他还会坚持自己的偏执吗？如果他目睹发生在水下40英尺处的盛大狂欢，那么他对“身份消融”的恐惧说不定会转变成一种渴望，他本人也会从“隐身恐惧者”转而成为一名“隐身爱好者”。
上岸后，谢尔曼对我说：“我这个人虽然无关紧要，但同时也是某些超凡事物的一部分。”我将它当作对从陆地到海洋、从人类到动物再到植物、从地表到水下的探索经验的参考，对被探知到的独立自我缺失的承认。事实证明，这种与海洋和谐统一的感受也有其心理学依据。近年来，研究人员已在探究我们为何能在水下世界找到归属感的问题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正如其他形式的运动一样，潜水与游泳也能使人体产生肾上腺素和内啡肽，这些都是使人神清气爽的神经递质。但是浸泡的状态也会引起人体内儿茶酚胺的平衡的改变——这类激素可以控制人体内的血液流速，调节面对压力时的被动性反应。换言之，仅仅是待在水下，我们心里或许就能获得一种宁静的感觉。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地理研究员伊丽莎白·斯特劳恩（elizabethstraughan）的研究领域是“触觉学”（haptics）。这是一门探究人类如何处理感官信息的学科。斯特劳恩的研究范围涉及机体辨识自身情况与接收外部环境信息的各类方式，如触觉、方向感、平衡感、运动等。人体皮肤如何帮助大脑形成对外部世界的印象也是斯特劳恩的研究课题之一。在探究触觉机制的过程中，斯特劳恩观察到，触感形成的前提“必须是人体借助非智力、潜意识与认知性的方式，确定空间的存在并认清空间构造的过程”。斯特劳恩还探索了触觉究竟如何参与并影响我们对思绪与感受的塑造，以及外部环境中的材料、纹理、空间及各类物理特性如何影响着人类的认知与体验。
斯特劳恩认为，能使人在水下保持方向感的机制既是缄默的，又是活跃的。“动觉”（kinesthesia）是人体感知身体哪个部位正在运动以及如何运动的能力——我们探知自身的身体部位所处位置的能力也会因其开始作用。由于水的密度大于气体，因此人体内的气体在水下环境会受到挤压。潜水者能在水下40英尺的地方体会到这种物理挤压感，由此进一步加强与外部环境的联结感。“当环境中的物质结构与水、气体、人体内脏器官以及外部空间发生作用时，会引发一种强烈的感受，与我们在陆地上习以为常的感受全然不同。”斯特劳恩在研究论文中写道。
不仅如此，这种感受还因呼吸与浮力之间的本质关系得到进一步增强。潜水者用呼吸来应对浮力：吸气，使肺部充盈，身体微微上浮；呼气，将肺内空气排出，再让身体微微下沉。因此，一个人的呼吸方式会对其身体姿势与位置产生直接影响。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借助冥想来体验这种放慢速度持续呼吸时的专注感；但在水下，呼吸、运动与位置之间的联系才更富内涵。同浮力一样，人在水下的空间方位感也由前庭系统负责。前庭系统位于内耳，负责控制人体在物理空间中的平衡运动。再加上人在潜水时身体会保持水平状态（这种姿势会唤起许多人对于“飞翔感”的体验），斯特劳恩认为，水质、水深及相对静谧的环境——这些对水下运动的体验共同改变着人的心理状态。她说，所有这些感受都有可能“调动情感”，而这或许正是如此多的人认为水下世界能够治愈心灵的原因所在。
这种作用，与其说是“消失”，不如说是将至关重要的重量、物质和空间重新排列的结果。当我们眼前只有一片汪洋大海时，我们就有可能从“无垠”联想到“自由”。我们的存在与周围的环境息息相关，在更宽广的世界中体验着融入与包容。不仅仅是我们的空间意识在此得到修正，我们的人性也因此得到重塑。航天领域用“总观效应”（overvieweffect）一词形容宇航员从外太空注视地球时的心态转变。看着沿轨道运行的大理石般的蓝色星体，宇航员会对地球上的生活产生新的体会，再次审视传统的区域与国家边界，深入思考人类在其中的状态，并不可避免地重新评估我们赋予自己的重要性是否合理。不难得知，20世纪40年代那第一张从外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标志着人类认知发生改变的转折点。深海体验或许与此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处，也许可以被称为“底观效应”（undervieweffect）之类的。不同于从外太空俯瞰地球时形成的距离感和疏离感，人在深海中的视角只能是仰视水面，体会到的是包容与联结。尽管如此，深海体验依旧刷新着我们对自身所处位置的认知。
斯特劳恩坚持认为，特定环境能激发相应的情绪体验。一旦经历了这样的感觉，我们能否以某种基本的方式留存住它们呢？人的记忆又能否在必要时唤起这类体验，甚至将它们应用于其他方面呢？我们并不需要时刻活在别人的目光之中。美国记者莉莲·罗斯（lillianross）曾说，设想让一名记者“隐形”是非常愚蠢的。她说，他们就在那里，就在当场，见证着每一个时刻。或许他们自身正是新闻报道的一部分，他们对事件的观察甚至可能影响事件的进程。尽管如此，记者也不会是整个事件的核心。或者，正如我的朋友谢尔曼所言：“你得注意，这个世界并不会以你为中心。”这正如一些潜水员所说的那样，潜水练习总是会让他们“从自我中解脱”。
一条黄色的啮鱼从我身旁快速游过，还有一尾蓝色的鹦嘴鱼从我下方轻盈地掠过。在它们眼中，我的存在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