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凯瑟琳在她5岁的时候就拥有了自己的“看不见的朋友”。他是一名与凯瑟琳同龄的牛仔小子，名叫凯科。他身穿蓝色牛仔裤，头戴深色毛毡牛仔帽，帽檐边缘用线缝了一圈。“我记不清他是否来过家里。”凯瑟琳说，“但在外面，他与我如影随形。我们一起荡秋千，一起在灌木丛中搭堡垒，还一起爬上不那么高的樱桃树。他脸上有雀斑，衣着光鲜亮丽，简直就是我心目中最酷炫的孩子该有的样子。当时我对他着迷极了，尽管我们从未挑明，但他应该知道我喜欢他。后来，我很快就成了一个真正的假小子。”几年后的某天，凯瑟琳开车经过一辆名为“基科”的卡车。她回忆道：“虽然‘基科’与‘凯科’的名字不完全一样，但看着这个名字，回忆排山倒海般地向坐在车里的我涌来，使我瞬间回想起当时和‘凯科’在一起的亲密时光。他对我的人生起到的影响是那样重要。”
我的另一位童年好友曾拥有两个“看不见的朋友”。每到夜深人静之时，这两位朋友就会开着粉色的凯迪拉克敞篷跑车来她家看她。他们彼此分享笑话，直到我的朋友进入梦乡。时至今日，她都无法言明这两位朋友所代表的一切。她只能将他们模糊地解释成幽默和慰藉的象征，但当她回想起他们时，嘴角总会因回忆的甜蜜止不住地上扬。还有一位女性朋友告诉我，小时候，她有两位棍子一样的朋友，分别叫“曲奇”和“吉姆”。其中，曲奇长得很像一根巧克力细棍饼干。“每当我独自在家玩耍时，他们就会出现。”我的这位女性朋友回忆道，“我们手拉手，一起聊天，他们愿意听我的话。最后，他们慢慢地消失了。”
幼儿常通过“看不见的玩伴”探索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并逐渐从中体悟出一个道理：自我存在感有时会通过感知他人的存在而获得，而友情的形式也不止有一种——其中有时呈现出某种层级关系，有时又没有。我的朋友阿莱娜说，她小时候也有位“看不见的朋友”，名叫玛丽莎。玛丽莎比她年龄大，也比她更成熟。此外，她还有个“看不见的哥哥”，名叫格尔德，处处护着她。“他们身上其实投射出了我小时候对人的看法。”今天的阿莱娜如是说，“我很早就想要一个‘看不见的朋友’，却一直对此将信将疑。直到有一天，有人建议我试试看，于是与这些‘看不见的朋友’互动就成了我每晚睡前最真实的体验。我觉得那可能只是一种自说自话的方式，是我自己在讲述着内心关于一切美好关系的可能设想。”
格利森教授曾说，生存在孩子们幻想中的“看不见的朋友”可能表现为与这个孩子自身能力相当的形象。“看不见的朋友”可能是孩子理想中的朋友，如同在镜中看到的自己；也可能是一个讨人厌的、无法触及的人，处处与这个孩子作对。不被接纳的感觉如何？又该如何应对？格利森教授不禁发问。孩子们能想出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实践他人的观点，进而在认知上实现巨大的飞跃。明白他人有着不同于自己的想法与感受，有助于孩子们进一步探索自己究竟秉持着怎样的信念。
“看不见的朋友”并不总是善良、慷慨并能给予人支持的。正如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样，“看不见的朋友”也可能是不可靠、讨人烦或不忠诚的。美国诗人詹姆斯·泰特（jamestate）在其诗作《隐形人》（invisible）中描绘了这样一则故事：泰特在邮局门前的台阶上偶遇了一个陌生人，他目送陌生人驾驶一辆黄色的车离去。后来，因为参加同一个圣诞节派对，他们再次在街角的一个垃圾堆旁相遇。俩人攀谈起来，交换了书籍作为圣诞礼物，还为对方提供了指引。他们彼此认识，却又不相互了解。就这样，气氛陷入了尴尬，两人都暗自怀疑对方其实是隐形人。“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他。”泰特在诗的结尾处总结道。
想象中的友谊甚至可能涉及那些对普通人而言遥不可及的名人。至于当事人长大后回想起来是否会觉得害臊，则另当别论。据我的儿子们回忆，小时候某次夏令营旅行时，他们的朋友萨姆带上了他那“看不见的朋友”——享誉全球的芝加哥公牛队篮球运动员迈克尔·乔丹。在离开汽车旅馆的房间之前，萨姆小朋友会说：“我们出发吧，迈克尔！”营地里，大家席地而坐围着野餐桌吃晚餐时，萨姆小朋友又会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迈克尔，这些够你吃了吗？”转眼间，几年过去了，萨姆告诉我，他对那次旅行的记忆“有点儿模糊”，但他的确记得自己“曾经和乔丹一对一斗牛，比谁用石头向垃圾桶里投篮更准。乔丹每次都在那里”。后来，我查询相关资料发现，心理学术语“拟社会关系”专门用于形容我们单方面与自己仰慕但完全不知道我们存在的名人建立亲密关系的行为。这些名人受到人们的喜爱甚至崇拜，与他们建立关系或许能给孩子们提供一条逃离家庭的安全途径。格利森教授表示，孩子们有时不想向同龄人吐露心事，因为同龄人未必有相同的经历。所以，为了逃离父母的管束，有的孩子会想象出一个让自己有安全感的人，这是他们提供给自己的一种安全保障。
鉴于“看不见的朋友”无处不在，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在网络上建立的关系自然也成了一种有必要思考的选择。我的朋友安妮仔细思考了这种方式，有时会通过某款应用软件与全球的社群进行联系。在这里，她可以与来自21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80万人交流，安妮说，有时候这款软件会有超过8000人同时在线。尽管彼时她握着手机一人独处，却也同时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产生着共鸣。这些看不见的社群加深了她与外界建立联系的体验。
我个人并没有如安妮般的习惯，但我会时不时地去浏览她提及的网站。我发现，以旁观者的身份默默看着这群人同时在线进行交流其实是一种享受。这个网络社区还能展示在线者的实时数量：界面上呈现出浅灰色的世界地图，每个在线者依据其所在方位的不同，在地图上被显示成一个个浅棕色小点，并且还会随着他们的状态变化进行实时更新。我知道，现在的数字绘图功能强大到足以将任何数据可视化，眼前这幅“在线世界地图”就以直观的定位功能展示出了它的迷人之处。或许我们可以换个方式看待整个数字世界：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巨大的集市——散布在天涯海角的人虽然看不见彼此，却因为志同道合而在此齐聚一堂。我还听闻有些健身类应用软件可以使用户与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一起跑步、举重或者进行各类综合体能训练。还有一款游泳主题应用软件，运用gps定位系统，实时追踪不同国家游泳爱好者的运动表现。时至今日，在虚拟社区中与陌生人共同测量呼吸频率、计算每日行走步数或是记录脑卒中发病历史，已成了我们这代人寻找“看不见的朋友”的重要方式。我不禁想起，2017年夏天，“探索频道”运用计算机虚拟成像技术，让奥运会游泳冠军迈克尔·菲尔普斯与一头大白鲨在水中一较高下。这是数字世界为我们增强源自想象世界的体验的又一例证。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科技创造出来的同伴，无论是在世界彼端的真人还是完全虚拟的形象，尽管他们可以进一步开拓我们的想象力，却并不是人类想象力自然发展的结果。包括苹果公司的“siri”、亚马逊公司的“alexa”以及微软公司的“cortana”在内的虚拟助手，虽然可以识别我们的声音，帮我们安排约会、排布日程并且陪我们一起玩游戏，但它们是人工设计的产物，而并非诞生于我们自己的好奇、焦虑与渴望。“初音未来”是一位被设定为16岁的日本人气虚拟偶像，梳着水蓝色的双马尾。她的演唱会场场爆满，人气爆棚，尽管在台上演唱的她只是全息影像。“微软小冰”是一款中文智能聊天机器人，声音表现被设定为17岁的少女，每天都有数百万中国人不厌其烦地向她吐露心声，从生活琐事到情绪感受，无话不谈。“微软小冰”的存储容量使她能够记忆与每个用户的沟通记录以及其中包含的情绪表述，但出于保护用户隐私的考虑，这些历史记录将被定期清除。显然，无论是“微软小冰”还是“初音未来”，都唤起了追随者们真实的情感反应，但除此之外，她们与前文说的“曲奇”“凯科”“玛丽莎”，还有在夏令营营地里朝垃圾桶里投石块的“迈克尔·乔丹”再没有其他共通之处。“想象中的朋友”与“科技创造出来的伙伴”在媒介表现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后者源于外部世界，与我们开展的对话并非由我们自己主动发起。
此两者间的差异不仅限于媒介，还在于选择权。iphone摄像头、instagram及其他社交媒体造成的持续网络曝光，甚至可以使人产生抑郁倾向。前述儿童心理治疗专家安德雷格指出，当代青少年虽然习惯于网络聊天，却不见得比上一辈的人更快乐。不同于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不被看见”未必是贬义词。年轻人总是绞尽脑汁想在公众面前展示最佳形象，却反倒因此憔悴不堪。他们出丑的时刻被人记录下来，放到社交媒体上，由此引发的网络暴力使其中的大多数人深受其害。被公之于众的照片中有时是一个孩子嘴里塞满食物的样子，有时是他衣衫不整的样子，还有可能是他被迫摆出的某种令人尴尬的动作的样子。在这些状态下被他人看见，常常是与被“羞辱”联系在一起的。“无拘无束让人快乐，”安德雷格总结道，“可一旦照片被人放在社交网站上，当事人就几乎不可能置身事外。每个人都渴望展示自己，但这也意味着使自己暴露于危险之中。”
“facebook致郁”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现象，指的是无休止的曝光引发的焦虑，以及互相攀比造成的自卑或自怨情绪。隐藏在这种现象背后的，还有一种无处不在的浮躁。它源于个人信息的流失——毫无保留的、毫无条件的，而个人信息又是维持自我意识、保持身份感的关键。当人们的私密体验无一例外地沦为公众消遣，内心的“自我”就容易遭受贬低。
这样看来，我们自发创造、形成和管理的那些友谊关系，便显得格外深奥又广泛。对这样一段友谊关系的认可行为，其实比计较自己在社交媒体上拥有多少粉丝更能彰显想象力。儿童利用“看不见的朋友”来化解自己对成人社会的迷思，并借助虚构的对话去填补自身在认知上的不足。这样的“友谊关系”并不仅仅是一种了解自我的方法，也是一种探索我们自己如何才能与他人更为亲近的途径。在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联系如此紧密的今天，数字监控和信息追踪使我们几乎无所遁形，“看不见的朋友”却为我们营造出一个富足而模糊的独处环境。他们见证着我们的人生，听我们说知心话，并在某些时候像监护人一样管束我们。我有一位从事老年患者照顾工作的朋友，向我讲述过一位女患者临终前的故事。当时，这位患者喃喃自语，仿佛病榻边围聚着所有的亲朋好友一样。但与她“对话”的这些人其实都早已不在人世。“妈妈，他们其实不在这里。”患者的女儿说。谁知，她却回应道：“他们在，只是并不是为了看望你。”
正如格利森指出的那样，现实与幻想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这两者未必是反义词。”她说，“既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幻想中的形象。无论事情究竟是真是假，都可以是无关紧要的。”她还表示，即便是成年人，有时也会与“想象中的同伴”玩对话游戏。我们甚至可以模拟自己与真实存在的人对话，想象他们会说些什么。有时，即使屋里空无一人，我们也会在头脑中与假想出来的人聊天。我们也可能会被自己读过的小说情节深深地影响。并非真实存在的事物，不仅能对我们造成真实的影响，也能引发我们真切的情感反应。
每个人都有依靠“看不见的朋友”的陪伴度过非常时期的体验：发现母亲暂时离去的婴儿、逐渐长成青少年的小朋友、与丈夫据理力争的女性，还有被确诊罹患重疾的病人。在所有这些动荡的时期里，我们与“看不见的朋友”进行的沟通以及与某个“不在那里的人”展开的私密对话，都有助于我们淡看那些不测风云，并能安抚我们的情绪。格利森表示，人类的想象力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可以练习社交技能，或是安全地体验情绪剧烈起伏的平台”，而与某个事物是否真实存在无关。我的婆婆在爱尔兰长大，在她的印象中，她和她的表弟在树篱旁玩耍的景象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清晨。他们身旁停驻着一辆亮闪闪的小型马车，突然间，长着一头金色鬈发的车夫不知从哪儿跳了出来。他朝两个孩子微笑，微微摘了摘帽，然后便消失不见了。他们俩吓了一跳，表弟在那个清晨以后就有了一头白发。如今，我的婆婆已经90多岁了，住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的一家养老院内。尽管她早已记不得自己的小孙子在某天下午将她的一对金耳环扔到窗外的事，但有时却能看见自己那来自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的祖母坐在她对面的扶手椅上。
我的丈夫倾向于认为，这恐怕是源于他母亲沿袭的凯尔特人传统。凯尔特人坚信精神世界的力量，而一个人之所以能对“看不见的朋友”采取如此包容的态度，正是因为他的信仰在背后起着作用。尽管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但我个人还是更愿意相信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所谓的“独特的能力”。正如某个在这方面堪称学者的人所言，这种能力“使我们可以去爱、去分享人生，甚至使我们敢于凭着自己的灵魂去和想象中的他人赤诚相见”。这些“想象中的他人”可以是我们对熟悉的人进行再创造的形象，可以是我们读过的书中出现的角色，也可以是依据个人诉求、渴望或为了满足我们的奇想而凭空幻想出来的人物。在不同的时期和情景下，他们的身份或许有所不同。有时他们只是临时的“军师”，有时又定期出现，负责为我们出谋划策。从圣格特鲁德、迈克尔·乔丹、细棍饼干到来自贝尔法斯特的年迈妇人，“看不见的朋友”形象之多变，已到了无可概括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