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利走后，我继续睡到大约早上七点，奶奶才散步回来。这时太阳已经高照，荒漠中的阳光将人灼烧得实在无法入睡，我虽还是十分困倦，这时也只好爬起来。起床后洗了把脸，我和奶奶一起将席子搬到屋檐下的过道里，一时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小院，便坐在那儿抱着膝盖发呆。
这之后有几个孩子跑到院子里来，奶奶手里拿着一本经书，开始口齿不清地教他们学习《古兰经》。孩子们将经书放在一个小椅子上，自己跪坐在椅子前摇头晃脑认真地颂习，我在一旁看得有趣，他们也不专心，脑袋转来转去地看我。
其中一个孩子的妈妈，大概是邻居，拿着个笤帚进来帮奶奶打扫院子，看见院子里坐着的陌生女子，扔了笤帚跑上前来拉着我的手笑看个不停，又让我去她家玩儿。我问她家在哪里，她指了指墙那边，原来她家与奶奶家只是一墙之隔。我便与她一齐将院子打扫完毕，就跟着她去了，在她那儿消磨了一个上午。
她的家看上去要比奶奶家殷实很多，家人都外出了，只她一人在家。大概因为人丁兴旺的缘故，这个院子虽然很大，却显得整洁而富于生气，不仅房间多了好几间，屋里也有必要的电器。她拉着我的手，让我在席子上坐下，自己转身从屋里端来电水壶开始煮茶。喝完茶，她拉着我的手领着我一间屋子一间屋子地参观着，又带我进了最里屋，大概就是这里的正屋，男女主人住的地方。
这间屋里铺着红色的化纤地毯，在墙上凿出来的壁橱里放着大约是十九和一台老式的大录音机，一面梳妆镜被钉子挂在了墙上。她打开一个盖着红毯子的大箱子，从里面一件一件地拿出一些小电器给我看：菲利普的电吹风，电熨斗，奥林巴斯傻瓜相机。
她把相机从包装盒里取出来，脸上现出一筹莫展的样子，然后把相机放在我的手里，让我教她怎么使用。
“说明书呢？”我问。看她不明白，我便自己在包装盒里翻找了一下。说明书找到了，是英文的，他们看不懂。
我正在考虑怎样才能教她使用这个相机，她却从我手里拿走了相机，做出“别管它了”的样子，又从箱里取出几本相册，拉着我的手回到屋檐底下的地席上坐了下来。
她指着照片，笑容满面地说：“儿子，儿子。”她像是说到了一件珍宝一样，眉眼里带着无比的疼惜。
虽然我并不知道在普什图语里儿子怎么说，但我知道，她现在说的一定就是“儿子”这个词。我也因此学会了这个词。
“新加坡，学校。”她又说。
她的大儿子现在在新加坡的大学里学习，那些电器都是他从新加坡托人捎回来的，一直没使用过，被当作纪念品放在箱子里珍藏着。相册里也都是他托人捎回来的照片。
照片上的小伙子二十岁左右，黑色的明亮的眼睛，瘦削的脸，刮得干干净净的坚硬的铁青色下巴，穿着干净的熨过的衬衣和牛仔裤。他和他的打扮各异、各种肤色的同学在长条原木餐桌旁碰杯，在装饰豪华的酒吧里举着话筒唱卡拉ok，攀着肩站在各种宏大精美的建筑物门前留影。他坐在自己简单干净的学校宿舍里，雪白的墙上挂着一幅英文的阿富汗地图，桌面上是各种厚厚的字典和书籍。还有在迪斯尼里，他像其他游客一样怀里抱着只大大的米老鼠玩具，俯下身子凑到镜头前微微地笑着。
他的脸年轻而忧郁，即使偶尔露出笑容也很清淡，忧郁仿佛挥之不去。他的黑眼睛黑得像个内核，里面种着忧郁的种子。
这个年轻的阿富汗人，他忘了将相机的说明书给家人翻译过来，他现在在异国过着西化的现代生活，面对生活的繁华和物质的丰富——也许还有各种都市的颓废和诱惑，他将会怎样想起他的家人，想起他的战乱而贫穷的国家，他又将怎样才能平衡自己心中祖国和异国、故乡和异乡的位置？
对他的年纪而言，这大约会是很困难的。
我低头翻看着照片，身边的母亲一直拉着我的手在滔滔不绝地诉说，仿佛我不是一个异乡人，而是一个能够了解她内心情感的同族女子。而我也真的能够理解她所说的话，理解她对儿子的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和无比骄傲；这种理解却不是通过对语言的理解，而是通过对人和人的内心的理解。
接近中午时，她的丈夫和孩子都回来了，我们便一起在屋檐下的过道里坐着喝茶。
她的丈夫看上去年纪比她要大上一些，顶上的头发已经谢了，颌下却是一丛茂盛的连鬓花白大胡子，配上浓重的双眉和圆圆的大眼，显得威严无比，不料说起话来却是温厚和蔼，笑声爽朗。
正当刚放学回来的大女儿围着我问各种问题时，有人在敲院子的门，又叫着什么。是穆利。于是一个小男孩走上前去开门，而这家所有的女人都躲进里屋，只剩我和这家的男主人在过道里。
穆利走进门来，他的衣服和头巾已然换过，看上去整齐而清洁。新换的袍子仍然是黑色的，黑得那样隆重而严肃。
现在的情形有些微妙。当他早上离开时他让我等他，我等了，也许他就会以为，在坎大哈我必须等待和依靠他。而现在我来到了这个新的院子里，我也就找到了今晚的住处——毫无疑问，只要我开口，这家人一定会慷慨地允许我在他们这儿住下。也就是说，虽然没有他的帮助，我还是很顺利地就在他奶奶的邻居那里找到了住处。我很想知道，他对此会怎么想，因为我还没有放弃试图根据自己的经验去判断他的努力。
可是一如既往，从他那冷漠的脸上，我看不出任何可供判断的线索。
我们坐在地上喝了一会儿茶，他很得体地与男主人唠了会儿家常。
然后他对我说：“我们该走了。”
“去哪儿？”
“你不是想去找旅馆吗？”
“我不想去找旅馆了，我不喜欢旅馆。我可以住在这儿，应该没问题。”
他没有表情地看着我。
“他们很穷，住在这里你会不习惯的。”他轻轻地、用一种奇怪的口气对我说。
我没接茬儿。他说自己的同胞“很穷”，好像他不穷，他很有优越感似的，这让我心里感到不舒服。
男主人在一旁看着我们说话。虽然他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可是他那长着一付花白大胡子的脸上挂着善良而诚挚的笑容，是那种我一眼便能判断出来、可以信任的笑容。
“没关系，你不用操心，我在怎样的地方都可以住下来。”
“可是他们没有钱，他们是穷人，所以你不能骚扰他们。”
“我不会骚扰他们的，如果他们需要，我会付钱给他们。”
他不说话了。他转过脸去，继续得体地跟男主人说了几句什么。
然后他又对我说：“他们不会说英语，这对你很不方便。我已经考虑过，你可以住到我的一个朋友那里，他虽然年纪不大，只有十五岁，但他会说英语，可以帮助你。在阿富汗，在坎大哈这个地方，你需要一个会说英语的朋友帮助你，不然太危险。”
我有些迟疑，可是我的好奇心迅速地占了上风。让我很好奇的是——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人？他将会怎样？他的朋友又是怎样的朋友？
我很明白我自己。我虽然总是很好奇，但我的好奇心从来没有超出理智的范围，我的好奇是我能够控制、能够预先仔细考虑到后果的好奇。至少，我的无限而又有节制的好奇心还从来没有让我摔过跟头。
也许有些冒险，但从昨晚到现在发生的事情其实已经表明，他不会把我怎么样，我是安全的。于是我对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不再迟疑，说：
“好吧，那就先过去看看吧。”
大概我的回答是在他的意料之中，他只是看了我一眼，然后就继续跟男主人谈话。
说了几句，他转过头来。
“你需要一个布嘎。”他盯着我的眼睛毫不犹豫地说，“你需要一个布嘎才能出门，在坎大哈，没有布嘎女人们不能上街。”他说话的口气不容置疑，是武断的、家长式的。
虽然这种口气令人不快，但我没有显露出这一点，只是告诉他，我有一个布嘎，我可以穿上它，问题是穿上布嘎后，在这个布罩子里我就无法背着自己三四十斤重的行李了。
他洗过澡、换上了干净衣服和头巾之后，显得衣冠楚楚，很明显，他也不适合背着我那个看上去很不干净、也很不阿富汗的大背包出现在坎大哈的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