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往坎大哈的中巴车上，穆利正坐在我身旁。他原本并不坐在这里，但在车子出发后不久，他就把他的位置让给了想坐在一起的一家人，而毫无怨言地坐到了我身旁热烘烘的发动机罩上。
他说英语。在旅途的颠簸中，在因为劳累和这段时间身体体质的严重下降而陷入的半昏迷状态中，我恍惚看见他微微转过脸说：
“don’tworry.i’mhere.i’lltakecareofyou.you’llbeveryhappy，noproblem.”
虽然在这车上只有我一个外国人可作为他说英语的目标，但这些话毫无来由，非常奇怪，所以我并不认为它们跟我有什么关系，于是想都没想就闭上了眼睛。
后来，虽然偶尔会听到他在喃喃地说着英语，但我几乎没去听他在说些什么。而四周大概再没有一个人能听懂英语的。
午饭过后，精力稍有恢复，我坐直了身子。看到他除了手里的一本16开硬皮笔记本，似乎身边一点行李都没有。这一路上，他总是抽空打开这本笔记本读着什么又写点什么。当他在颠簸中又将本子打开，捉着笔试图写下什么时，我不由得瞥了他一眼。
虽然他几乎总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但他对四周的动静却似乎很了然。他感受到了我的这一瞥，瞅了我一眼，主动地说：“你想看看吗？”
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于是说：“不了，谢谢。”
但他还是把那本子打开来递到我的手里，说：“这是我写的诗。”
果然这厚厚一本笔记本上整整齐齐地写满了从格式看去像诗的各种文字，我翻了翻，只能勉强辨识一些阿拉伯语，还有一些，竟然是英语。后面几页，是他用英语记下的一些片断感悟。
我并不想介入他的内心，所以我没有细看，很快便将本子还给了他。
他戴着副窄窄的金丝边茶色眼镜，穿着件黑色长袍，他那典型的淡褐色普什图族人的脸上总是带着一丝嘲讽般的冷漠的微笑，黑色的眸子凝视着车前空无一物的远方，右颊上纵切而下的一长条伤疤给他瘦削的脸庞增添了一股凌厉之气。他的嘴唇薄而宽阔，不言语时总是紧紧抿着，掩盖着底下雪白的牙齿；当他说话时，他也常常只是面无表情地微微掀动宽阔的双唇，话语就像一股烟尘从他的唇间逸出——他的话，简短，冰冷，清晰。
突然听到他在说什么，我转过头，看见他目视前方正说着英语。他说，到坎大哈后我可以住到他的家里，因为旅馆很不安全。我未置可否。虽然我常常自信于对人的判断，可是对他却毫无头绪，这让我心里感到不安，于是尽量避免和他交谈。
车子穿过沙漠，驶近荒凉而破败的小镇和乡村，又逐渐远离，进入荒漠。
“坎大哈！坎大哈！”突然听到车下有人喊。我们的车子在黄昏时终于到达了坎大哈。
穆利从发动机罩上站了起来，一把拎起我的背包便走下车去。我只好紧跟着他。
目送车子离去后，我看到自己正站在一条灰败的水泥街道上，两旁是各种因为没有灯光而显得阴暗的杂货店。街上只有一两个人在匆匆忙忙地走着，乍起的晚风从街道上吹过，将地上的垃圾吹得团团乱转，又将几个空塑料袋悠至半空。
坎大哈，阿富汗的第二大城市，可是它就像一个荒原般空旷。
“你想去哪家旅馆？我可以帮助你。”我们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他对我说。
坎大哈是如此空旷，使我对自己的孤单突然生出一丝恐惧，所以我没有拒绝他的帮助。
“先去找几家看看吧。”我说。
他说因为自己便是坎大哈人，所以从来没在坎大哈住过旅馆，因此对旅馆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可以去帮我打听。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走去旅馆。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找辆车子。”他断然说着，不等我做出回应便往远处去了。
于是我站在原地等待。乍一看去，在不知道他是什么人的情况下，这样的等待似乎有些危险，但实际上，就我已然身处坎大哈的情境而言，我现在所能做的最好选择便是等待。
可以看出这是坎大哈的郊区（车站一般都位于郊区），我站在那里等着，可是五六分钟过去了，他还未出现，我心中未免有些疑惑。我那时穿着在巴基斯坦买的那套绿色长裙，头上披着白色披肩，这身打扮对当地人来说也许十分突兀而异样，整条街的男子都在或近或远处向我投来盯视的目光，几个小孩更是嬉笑着站在几米之外打量，并捡起小石头向我直扔了过来。
我第一次因为体会到四周明显的敌意而忐忑不安。
又过了一会儿，他终于还是回来了，坐在一辆三轮车上。车子一停，他便说上车，我立即毫不犹豫地背着行李上了车，因为这时又有几个捏着石头的小孩跑了过来。车子开动了，他们愈加兴奋起来，追着车子尾巴胡乱叫喊着，小石头砸在身后的车篷上砰砰作响。
“我们去哪儿？”
“旅馆。”
迟疑了一下，我告诉他：“我忘了对你说，我没多少钱，只住得起便宜的旅馆。”
“我知道你没钱。”他说着，并不看我。
三轮车停在一栋破旧的楼前，他弓身下车，付了车费，然后大踏步地拎着我的行李走进去。我们来到三楼，他跟一个像是经理的人说了些什么，转身对我说：
“2美金一晚。”
我说：“先看看房间吧。”于是那经理便叫一个人领着我们去看房间。这个人一边走一边忍不住打量着我们，穆利却是昂首阔步，若无其事。
这个院子由四栋五层的大楼合围成一个“口”字形，口字的中间是个巨大的停车场和天井，堆满了各种杂物与垃圾。楼上走廊的一边靠近天井，另一边是一模一样的小房间。我们来到其中一间，旅馆的人把门打开。只见这间屋子八九平米大小，除了在地板上铺着的一张可供躺卧的肮脏垫子和垫子旁一个堆满烛泪的铁烛台外，屋内空荡荡的别无他物，就像一个山洞。靠着走廊除了刚才进来的门，还有一扇窗子，没有窗帘，其中一块玻璃已经缺失。
“这里没有窗帘吗？”我问。
那人听了穆利的转述，瞥了我一眼，大约觉得我很麻烦，但他还是将肩膀上搭着的头巾取下展开，到窗前比画了一下想挂上去。头巾不够大。
我看着他不耐烦地拿着头巾比画的样子，想到在这个院子里还住着上百个虎视眈眈的单身男人——刚才一路走上楼来一路便感受着从大院的各个角落里射来的眼光，甚至在底楼停车场上也开始聚集起向上观望的人群——我无论如何也不能住在这里。于是我对穆利说：“这里不行，还有另外的吗？”
穆利又带我去了附近的一家，情形大抵相同，我们只好往外走，准备去第三家。
这时穆利忽然停住了脚，神情急躁地说：“你能否等我一下，我要去玩。”
去玩？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可我也不能细究，只好问：“去多久？”
“大概20分钟，你能不能在这里等我一下，我马上回来。”
我不想在身旁有上百个男子的地方孤身等待，也突然对他产生一种莫名的依赖感，所以我还是问道：“你去哪里玩？”
“随便一个地方，只要20分钟。”他说。
“可是我不想在这里等着，你去吧，我自己去找旅馆。”
他焦灼地说：“那怎么行？要不你先到我奶奶家等我吧，我先去玩，再陪你去找旅馆。”
我便同意了。既然都不是什么安全的地方，他奶奶家，相比而言似乎是个较好的去处。
于是我们又坐上另一辆三轮车，车子开了五六分钟便离开了大路，拐进了荒僻的似乎是百姓住区的区域，四处是平整的大门紧锁的土坯小院。我默记着车子行经的道路。他似乎坐立不安，十分焦急。
不等车子停稳，他便跳下了车，匆忙付费之后便拎着我的行李往巷子里奔去。我在后面紧跟着。
他拍着门叫道：“奶奶！奶奶！”
过了好一会儿那小门才打开，一个披着黑色头巾的驼背老人倚在门口。他指着我对他奶奶说了些什么，然后我们便一起走进去，他在院子中间铺着的地席上放下我的行李。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他说，然后他便走到在院子边水沟旁放着的一个水罐前洗手洗脸。
这种举动我很熟悉。我突然明白自己听错了，他说的不是“play”，而是“pray”；他不是要去玩，而是要做祷告。明白这一点，我不禁哑然失笑。而我之所以听错，大约是因为在心底里还未能去除对他的怀疑的缘故。
他洗漱完毕，把搭在肩上的头巾取下展开，铺在我身边的席子上，然后在上面赤足跪拜祈祷。
我坐在席子上看看四周，他的奶奶坐在我对面看我。
这是一个在阿富汗常见的土坯小院，南边是排成一排的几间黄泥小屋，另外三边是围墙，西北角上站着几株白杨，头顶是空阔的蓝天。院子里很安静，只有风声在白杨那熠熠明亮的树叶间悄然穿行。
他礼拜完毕，从席上拾起头巾抖了一抖，重新搭在肩上，对我说：“好了，我们再去找旅馆吧。”
而这时我已坐在席子上休息了一会儿，体会着这儿宁静的气氛，所有的疲倦都压了过来，使我不愿动弹。我想起他好像曾对我说我可以住到他家里，我不想住到他家里，但我是否可以住在这里呢？
于是我便问他。他向老人问了几句什么，对我说：“没问题，当然可以，但是我奶奶明天上午要到乡下去看她的弟弟，所以只能住一晚。”
老人，空寂的院子，安静的白杨，这一切都让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住在这里，也许比住在那些旅馆里要安全得多。
既然决定了住下来，我便感觉到松弛了。穆利问我现在想做什么，饿不饿。我说我很累，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洗个澡。
“你可以洗澡，”他指着院子角落上的一间小房子，“那儿就是洗澡的地方。”
我听了大喜过望。对我来说，在阿富汗，一个非常奢侈的愿望就是洗澡。
他起身弯腰走进一间小屋里看了看——那是水屋，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塑料蓄水桶。坎大哈城每天早晚定时放水，家家按时从水龙头里接水存放在蓄水桶里。他出来告诉我，很不巧，这两天全城停水停电，蓄水桶里没有多少水了。
“但是外面的公共蓄水池里还有水，如果你想洗澡的话，我可以去给你提一桶来。”他说。
尽管这有点麻烦他，但是洗澡的愿望是如此强烈，所以我还是请他帮忙。
他很快就提来了水，并把我带到那个洗澡的杂物房里看了看。
“晚饭想吃什么？”我们从杂物房里走出来站在院子里，他问道。
“随便什么都可以。”
他便出门了。看着他走出门去，奶奶把院门重新锁上，我就走进了杂物房。小小的杂物房里堆满了东西，我在水沟边上将东西挪了挪，腾出块地方，把脱下来的衣服放在柴堆上，然后蹲在地上用杯子从桶里舀水慢慢擦洗。
洗完澡，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我感到自己精神焕然。这时穆利也回来了，胳膊底下夹着几张卷成一卷的大饼，手里提着个塑料袋，里面是几个鸡蛋。
“赛玛，今晚我来做炒鸡蛋。”
天色有点暗了，他点上马灯让我提着，自己从屋里搬出一个煤油炉和一个铝盘。点上火，他把铝盘架在煤油炉上，然后蹲在地上，一只手拎着一小罐黄油，另一只手捉着一把大勺子，等着盘子热起来。
我在他身旁站着，手里举着灯。我既看见了正在盘中慢慢化开的一块黄油，也看到他那满头乌黑的卷发和弓着的结实而颀长的背脊。这情景很让人恍惚，因为在这气氛里有一种令我觉得熟悉而又遥远的亲密。他专注地看着盘子。
月亮已经升起来，我们在明亮的月光底下吃晚饭，晚风徐徐吹来，很是清爽。奶奶和穆利边说话边看着我。他的奶奶是个很老的老人了，可能得了白化病，脸上的皮肤因为褪色而变得斑斑驳驳，奶奶便不喜欢看人，总是低垂着头或者用头巾遮挡着自己的脸。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奶奶不喜欢从别人脸上看到他们那种害怕或者惊讶的表情吧。
“我奶奶说，你是个好女孩儿，”奶奶看了看我，对穆利说着什么，他便扭头告诉我，“因为从你吃饭的样子就可以看出来，你又听话又能干。”
我手里捏着块饼子正要往嘴里送，听到这话，不由得笑起来。虽然我很想直接跟奶奶说说话，可是我知道的普什图语单词就是那么有限的几个，要想用它们来表达真是很困难，所以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奶奶笑了又笑。
晚饭后我们坐在小院中间的席子上乘凉。奶奶常常站起身来弯着腰在小院内四处走动不停，面朝他方喃喃自语，又或是长久地发着呆，似乎沉浸在一个她自己独秘的、外人无法了解的世界中。
“奶奶在说些什么？”我问穆利。
“她在和我爷爷说话。他已经死了很多年了。”
我怔怔地看着奶奶。人们能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
“你奶奶现在就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是的。”
“她为什么不跟家人住在一起呢？”
“她不愿意，她很固执，就是要自己一个人住。”
“可她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也许有时会需要人来帮助她。”我看着正在院里走动的奶奶。
“她的身体很好。她现在还在教《古兰经》。”
“你奶奶在教《古兰经》？”要知道，阿富汗妇女大都不识字。
“我们全家原来都是教《古兰经》的老师。”
穆利以前是在坎大哈一所宗教学院里教授《古兰经》，他的爸爸和爷爷也都是教授《古兰经》的学者。美国人来了之后，他不能再教《古兰经》了，只好去教英语和阿拉伯语，现在联合国下面的一个机构里上班，帮欧洲人做事。
“你觉得塔利班怎样？”犹豫了一下，我问道。
他正色而严肃地告诉我，在普什图语里，塔利班是指学习、研究《古兰经》的学生。他说他自己便曾经是一个“塔利班”。
“我是指——现在的塔利班武装？”
“他们不坏。”他简短地说道。
这样的评价我并不是第一次听到，尤其是在阿富汗南部。从十九世纪开始，阿富汗便饱尝战祸之苦，英国人、苏联人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束之后，普通民众随即又陷入了派系军阀的凶残暴行之中。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于1994年成立，其全称为“阿富汗伊斯兰学生运动组织”。在其成立初期，塔利班武装提出了“铲除军阀，恢复和平，重建家园”的口号，并逐渐树立起了一个锄强扶弱的形象，因此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势力也不断壮大，终于在内战中取得了胜利。
只要能得到相对的和平与安宁，已在血腥内战中受到无尽摧残的普通民众宁可接受塔利班后来所制订的苛严法规，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于美国人发动的反恐战争并不是没有排斥与反对的心理。
身为阿富汗之外的人，对一些事情我是不能轻易下判断的，我这样想着，看了看穆利。
无论说什么，穆利的神情都带着几分漠然和生疏，好像游离于他的话语之外；他的表情、眼神和他的话语就像是相互隔绝、毫无关联的事情。他有时望着前方，好像围着围墙的前方是一个目不可见的远方；他有时看着我，但他看着我时，我却感觉自己正在变成一个连我自己也不能看见的远方。
正像大多数人一样，我常常是基于对方的言行举止来判断他的内在和自己的处境，而在穆利面前，这些经验仿佛都失去了效用，所以我时常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而沉默着，一边听着他的话，一边抬头看看月亮和月亮旁边的孤星一点。
“你读诗吗？”他问。
“嗯，我热爱诗歌。”
“你想读我写的诗吗？”
“……我看不懂。”
“我可以翻译给你听。”
他拿出在车上时我见过的那本笔记本，凑到马灯边上。
“你读过《古兰经》吗？这是关于《古兰经》的。”
“读过。”
他看着我，瞳孔里的黑好像凝聚了起来。“真的吗？你信仰真主？”
“不，我不信真主。”
“那你为什么要读《古兰经》？”
“那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个世界，《古兰经》是世界的一部分。”
他马上纠正我：“不是一部分，是全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本真正无价的书，那就是《古兰经》。”
他又问：“你的信仰是什么？你们中国人，呃，也许是佛教？”
在他看来，人具有信仰大概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不想告诉他，中国人里的汉族是一个缺少信仰的民族。可我也不能用“佛教”来含混地蒙骗他。
对我来说，承认自己是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件难以启齿的艰难的事情。我在路上寻找的是什么？难道不是内心深处的信仰吗？
可是我只能诚实地说：“没有。我没有信仰。”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追问下去。
接着他把他写的一首诗的大意告诉了我——关于嫉妒和谣言，出自阿伊莎，真主使者默罕默德的妻子被人冤枉的故事。虽然我不能根据他对自己诗歌的叙述去判断他的诗，但是我能感觉到，他是一个思考的人；也许他的出发点只是《古兰经》，但他在思考着。
“你觉得战争结束了吗？”我问。其实我的思绪一直游离在诗歌之外，因为我觉得，在这儿、在曾经炮火纷飞的坎大哈谈论诗，在这四面高耸的围墙里谈论文学或者艺术，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
“没有，不会结束的。”
我讶异地看着他。“你不希望战争结束？”
“我只希望那些该结束的结束，不该结束的永远也不会结束。这是真主告诉我们的。”他漫不经心地说着，似乎不以为意。
我沉默下来。他凑近了灯，向我解释着另外一首诗。我没记住。
“你的生活是怎样的？”他放下本子。
“就这样，走来走去。”
“这就是你的生活吗？”
“是的。这是我喜欢的生活。”
“你的将来呢？我的意思是，你将来想过怎样的生活？”
“将来？……简单的，平静的，善良的生活。也许吧。”
“你怎样维持你的生活？”
“我需要的并不多，赚到能使我生活下去的那点钱还是不难的。”我淡淡地说。
他仔细地端详着我，好像在研究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