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美国男人又瘦又高的个子，微微地驼着背，花白的头发在脑后粗率地扎成了--根瘦小的马尾。他皮肤苍白，手背上青筋暴露，要不是他开口说话，很难认出他是个美国人；我见过的美国人，大都言高气盛，营养充足。
他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瞳仁里那种淡淡的浅蓝显露出一种推心置腹的诚恳，可是不知为什么，这双眼睛却又时时闪现出疑虑重重的惊恐，这使得他的脸上常常带着一种心虚胆怯的神情，好像是做错了什么，又好像是因为什么而感到难为情。
这让我对他感到好奇。非洲只是个借口，我只是好奇。
在飞机上时我特地和他坐在一起。从达卡到孟买，我们飞了四个小时。
我不再问他关于他在非洲的生活，关于苏丹的军人和坦桑尼亚的劫匪，我问的是：“当初你为什么选择了非洲？”
他想了一下，笑了。
“嗯，有时候我觉得是生活引导着我，而不是我引导着生活，我只是被生活引导到了非洲，现在是印度。”
他能这么坦白地与我说话并且直切中心，让我有些意外。我想，在他孤寂的旅程中他大概很少碰见有人愿意听他聊聊他自己的生活。许多人都经历过面对陌生人时突然产生的那种要阐释自己的冲动，这大概是因为阐释也能成为存在的一种简易证明吧。
他没能等到大学毕业便自己退了学。
“你怎样生活呢？你22岁就开始在世界上流浪，每隔几年你才回一趟美国，你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
“这原来是一个大问题，可是在我30岁时，我母亲死了，问题就解决了。愿上帝保佑她。她给我留下了一栋房子，我把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就靠这租金生活。平时我还做些小生意。”
“你想有个家吗？请原谅，我是女人，我关心这个。”
“嗯，我有一个女朋友，她在替我照料着那栋房子，打扫房间，收取房租。她是个阿根廷人。很奇怪是吧，一个美国人，一个阿根廷人，在西雅图，这个世界听上去真的很奇怪。”
“一个女朋友……你爱她吗？或者说，她爱你吗？”
“我不知道。也许吧。”
“……你不觉得她有所期待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早就对她说过，你随时可以走，你不用等我。”
这听上去真让人绝望。一个女人在等待，也许带着对生活的期望——他却对她说，你随时可以走，你不用等我……
“你觉得将来必须有个家么？”
“家？什么是家？是指的房子吗？我有房子，在西雅图，可那只是房子，我并不觉得那是我的家。我的家在非洲，或者在亚洲，我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我有时觉得，我并不是美国人，我也不是西雅图人，我只是生活在地球上，可是别人却不会这么想，他们只相信我的护照。”
我们又说到责任与情感。因为人们不喜欢责任不愿负责任，所以人们不愿结婚，不愿生孩子。因为结婚和孩子就意味着责任。人们越来越害怕责任。人们在逃避责任。婚姻与责任。爱与责任。爱与做爱。男人喜欢做爱是因为男人比女人更惧怕死亡。
说到最后那一句时，我们都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过了许久我们的笑声还未能停止。可是这并不是因为真的有什么东西这么好笑，我只是，只是……在嘲笑自己的生活。而他呢？他也还在笑着，却神色忧伤。
我说：“瞧，我们终于谈到了哲学，什么问题说到头就都是哲学。”
“是啊，总是这样。”
我们终于停止了笑。
“你会停下来吗？”我又问。
“你指的是什么？——这样漂流的生活？我不知道该怎样停下来。我已经45岁了，很奇怪，我开始想大概有一天我会回到西雅图，回到我的房子那儿停留下来。我这么想可能因为我已经开始老了。不过我不知道该怎样停下来，我想也许我是害怕停下来。”
“这样走有意思吗？不停地走，只是按着惯性不停地走。”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我知道，我希望我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停。可是你看，人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包括对他自身。”
“也许你是在逃避，逃避自己所不知道的。”我说。可是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的空泛与了无意义——我们总在逃避未知；我们当然不知道自己在逃避什么，如果我们已经知道，也许就不再需要逃避了。
“也许吧。如果我知道我在逃避什么就好了。”
这时广播里一个温柔的声音开始说：“请大家注意，飞机马上就要到达孟买机场……”
这个声音的插入，让我们停止了交谈。
史太郎听到这里，问我：“然后呢？”
“然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和他聊天，是因为我害怕，害怕他会是我将来的命运。”
“为什么？”
“本来我很害怕自己将来会同他一样迷失在自己的路途里，不知何时该走，何时该停。”
一想到自己也许会有这同样的命运，我就感到一丝恐惧。可是那时我突然听到了广播的声音，然后从舷窗里，我看见了身下那灯火次第的印度大陆，我终于想到，既然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也许我就能够避免像他那样。
我对史太郎说：“现在，我想我的未来不会是他那样。我会避免像他那样。他走了那么久，可是现在这只让他在面对人群时感到虚弱，他感觉自己已经被社会所抛弃，他发现自己正处在社会的边缘，他实际上害怕了，害怕边缘。可是他已不再年轻，他觉得自己已经来不及去改变什么了，所以他时时面露胆怯。”
“那你呢？你为什么觉得那不会是你将来的命运？”
我们这一代的命运。我们没有上一代那样坚定的信念、狂热的理想和毁灭性的偶像崇拜，我们什么都有——包括机械的科学主义和空虚的自身——却又什么都没有。虽然没有，但我愿意继承上一代人关于苦难的记忆，即使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已经选择了忘却。
“我还年轻，”我镇定地说，“一切都还来得及。无论我想要改变什么，都还来得及。我会努力，我并不想等到我45岁时发现自己只是在徒劳地走，只是按照惯性在走，在漂流，从生活当中一无所获。”
“你呢，你怎么设想你的未来？”我问史太郎。
“我不知道。我不想考虑未来。也许根本没有未来这两个字。”
下了飞机之后，在孟买机场领行李和排队过海关时，我又看见了那个美国人。他失去了在述说自己时的那种神采奕奕，他重又变得怯生生和充满戒心。他在排队的人群中毫无意义、漫不经心地对着左右微笑，无论见到谁他都会露出他那善良的、几乎是讨好的笑容。
他警惕地站着，守护着他的小推车，一副随时准备着要飞奔到哪里去的样子。
走在路上的人，也许会更加真诚，可是为什么这样的真诚只奉献给了遥远的异乡和陌生的人们，却对自己身边的亲人无能为力。
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意味着真诚里的虚幻，还是虚幻里的真诚。
可是，陌生人，遥远的人，请让我为你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