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天晚上的时候，史太郎的病情终于好转，烧渐渐地退下去了。
第二天，我原本打算去巴米扬的，现决定留下来帮助史太郎。早上的时候，纳维德果然将他的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朋友带来，给史太郎吊了一瓶昨天从医院买回的药水，又打了一针。然后他们就走了。
经过一晚上的休息，史太郎的精神明显好转，很想说说话的样子，我便陪着他聊了许久。我们都生于七十年代，虽然来自不同的国家，可是面对世界和生命所感到的困惑和不确定却是如此相似，真是令人惊讶。
他告诉我，他这次出门旅行已经半年了，在这次辞职前他在一家动画工作室里做动画设计，工作还算不错。而这次旅行结束回去之后，由于日本经济的不景气，他可能很难再找到那样称心的工作了。
“你的意思是说，回去再找到的工作就难免每况愈下喽？”我笑着说。
“是啊，毕竟年纪越来越大，刚毕业的人又那么多，他们都已经是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了。”可以看得出来，他对日本经济的不景气还是稍稍有些不安的。
“那你这次辞职出来要下很大的决心吧？”我问。
“那倒没有，也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论怎样，要找到一份工作来养活自己还是不难的。”
渐渐的，我们谈到了自己的很多私事，这些私事平常对亲密的朋友都不会说。就我们谈话的内容而言，我们仿佛已经认识了很多年，而实际上，这只因为人们往往更信任与自己毫无利害关系的陌生人，往往会在短暂而偶然的一次谈话中毫无保留。
史太郎是个目光直率的人，他的眼睛里没有什么不可捉摸的东西。
从他的话语里，我渐渐熟悉了他那个遥远的家——他的父母，还有他的姐姐。
他的母亲原先是一个中学老师，现在退休了。他说他母亲是一个可爱的、可敬佩的妇女，是一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人。尽管年纪愈来愈大，她却一直在不停地学习新东西——电脑，英语，法语。现在她已经60多岁了，还兴致勃勃地到加拿大去当志愿者，教外国人学日语。
“我与母亲之间一直缺乏交流，也缺乏了解，这似乎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时间，可是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不过，虽然现在也很少交流，我却能够开始理解她。现在她常常从加拿大给我发来邮件，也常常打来电话，我很高兴。”
对于我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说，两代人之间的理解是多么困难，即使要交流也往往不知从何入手。
“我没想到自己快30岁了才开始了解自己的母亲。”他叹了一口气。
他也说到他的父亲，说到他和他父亲之间无法理解、难以弥合的鸿沟，而这条鸿沟对他的困扰是如此之烈，以至于他在25岁之前一想起自己的父亲就会感到绝望和沮丧。
“虽然我的母亲也并不能理解我的生活，可是她不会来干预我的生活，而我的父亲却总是对我大喊大叫、指手划脚。”
在一次剧烈的争吵之后，史太郎和他父亲有整整三年没有见面。
“在那三年之后，你和你父亲是怎么重新见面的？”
“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不应该对自己的不被了解那么认真的。于是我先告诉我母亲说我想回家看看，我母亲便转告他，他没有说话。于是我就回家了。那一次，我只在家里坐了十分钟就走了。后来我会偶尔回他们那儿看看。”
其实，像大部分老实的日本人一样，他父亲是一个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人，原先整天只知道工作、工作，现在退休了，领着一笔丰厚的退休金，已经不再需要工作了，却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就什么也不做，整天躺在床上睡觉，起来就只是要吃饭。
“我的姐姐和母亲一劝他，干点什么吧，学点什么吧，或者像别的退了休的人一样出去旅游打发时间吧。他听了就生气，就会怒气冲天，大吼大叫。他吼叫着，好像恨不得用头去撞墙，让人觉得又可恨又可怜。”
“可是，也许你的父亲需要帮助。”我说。
“他是需要帮助，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他。让我父亲生气的也许只是——当他的生活里没有了‘工作’这两个字时，他就发现自己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也不会，是个多余的人。
“他惟一的爱好就是工作，而在他六十多岁的年纪，他就已经灰心丧气地放弃了去重新发现他的生活和他的爱好的可能。他放弃了，谁还能帮助他？他只是在无聊地等待着最后那一瞬间的降临。他只是在等死而已。
“因为长久的工作，现在他在等待死亡。”说完这句话，史太郎显得累极了，他重新在床上躺了下来。
“可是，你不会已经放弃了去帮助你的父亲吧？总该再试一试的。”
“也许吧，”史太郎头枕双手望着天花板说，“就像我曾经以为我会恨他一辈子，而我没有。我想这次回去之后我会再试一试的。”
是的，无论如何，再试一试。
“你的父母如此不同，他们怎么能在一起生活这么长的时间？你的母亲没有抱怨吗？”
他说，他也问过他母亲这个问题。他母亲说，父亲年轻时是个很好的人，忠厚诚实，勤奋向上，那时谁也不知道他老了会是什么样。谁也没想到他会是这样。
他说，当他母亲说到这时，有些黯然神伤。
“我的父亲是个好人，是个普遍意义上的好人，是个无论放到哪里都会被认为是个好人的好人。”
一个好人。
关于他父母的情感，我没有再细问下去。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对于子女来说，父母之间的情感似乎总是属于禁区，是禁止推测或者毋需推测的——我们可以推测别人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我们在乎别人的情感和自己的情感，可是父母永远也不是“别人”，他们永远都是“父母”。
但我暗暗地猜想，史太郎的母亲总是远走他乡去做老师，与她和她丈夫之间的婚姻和情感状况大概不是没有关系的。
我在路上经常碰到日本人，他们大都年轻、低眉顺眼，一个人独自沉默地行走。你若要与他们交谈，他们中的大部分会神情羞涩地说出一句让你耳熟的话：
“我只会说一点点英语，——icanspeakonlyalittlebitenglish.”或者他会告诉你：“myenglishisverypoor.”一边说还一边把拇指和食指捏起来比画着，alittlebit，一点点，真的只是一点点。
而集体染着参差不齐的黄头发，穿着肥脚裤，提提塌塌地蹬着一双宽大的、不合脚的旅游鞋的韩国学生，一群两群，三个五个，像逛公园一样精力充沛地走着，在大街上喧闹地说着韩语，围着各种小吃摊，冲进各种旅游品商店，熟练地、齐心合力地砍价。
一个人的日本人，他们并没有拉帮结伙，一哄而上，他们在尘土飞扬的异国大街上一个人仿佛落落寡欢似的低头走着。
在西藏转神山冈仁波钦时，晚上投宿在寺庙中。那座小庙位于山腰，门前就是奔腾喧嚣、波浪雪白的大河。站在寺庙的顶部平台，冈仁波钦就在眼前，像皇冠一般静静闪耀着神性的光芒，仿佛近在咫尺，又仿佛遥不可及。
那晚活佛睡在里屋，响亮地打着呼噜。我们几个不期而遇的投宿者——我和两个日本人，一起躺在外间厅堂的地板上、泥塑宗喀巴像的下面。
就着那一棵静静的高低伸展的烛光，我们聊起关于理解，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或者和下一代人之间的理解。
很难吗？大概很难。真的很难。
他们在餐馆里洗盘子，在超市当收银员，在网球场做陪练，在公园里做园艺师，他们在欧洲公园的长凳上过夜，在美国的垃圾桶里翻拣食物，他们在尼泊尔的荒山种树，他们漂洋过海去他乡的农场收获葡萄，他们在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的农场里晒得全身黝黑、皮肤剥落，他们就是不想过他们的父母曾经过着、一直在过着的勤劳工作、老实挣钱的日子。
对那些他们从小就熟悉的日子，他们说：“厌恶。”
厌恶。难道厌恶也能成为一种力量？难道这种力量也能将人放逐、直到天涯海角？
我告诉史太郎，有一次在孟加拉的达卡机场等飞机时，我碰到了一个美国人。现在很少能在路上碰到美国人了，虽然直到十多年前他们还是路上的常客，他们的摇滚乐也曾随着路上的美国人流布了世界。
但我竟然碰到了一个美国人。
飞机一再延误。我们从下午两点等到四点，然后被告知大概傍晚七点，然后又被告知大概九点。我和那个美国人就是从九点开始聊起来的。我拿出我的世界地图册，请他给我比画他的三次非洲之行。所以到晚上11点上飞机之前，我一直在津津有味地听他说他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并且持续了20年的非洲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