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来的阿富汗历史会如何对待马苏德还难以预料，但他活着的时候也许不曾想到，在死后自己的形象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在大街小巷的招贴画上、媒体宣传中、人们的口耳之间。实际上，他已经成为了众多意义模糊的传奇符号中的一个。
国家。民族。人。
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纪念，是对意义的消灭？还是对意义的延续或者再生？
纳维德给我找来一张椅子，然后在我身边的地板上坐下。我看见他入神地盯着摔跤场上的少年，眼神里露出兴奋和激动。他大约是想起了自己曾在这里度过的少年时光吧。
这是一个纯粹男性的世界，空气里游荡着男子的浓重汗味。正在摔跤场上扭打的少年们精力旺盛，大声吆喝着将对手扭于膝下或直摔过头顶，对手飞扑至另一个角落，木地板上不时响起身体坠地时发出的沉重的“嘭嘭”之声。我们看了半个多小时，可是我下意识地感觉到，可能因为这里从来没有任何女性涉足，所以我的异样在场难免使他们的训练带上了一层做秀的意味，这让我隐隐有些不自然。
为了不打搅他们，我不得不提醒纳维德，该走了，他这才将专注的目光从训练场上收回来，恋恋不舍地离开。
我们转入另一间训练室。“这就是karate！”纳维德兴奋地说。直到看见了这里的教练和学生以及他们身上的着装，我才恍然悟出，原来karate就是空手道。那么这个在半路上碰到的警察纳维德竟然是阿富汗的空手道冠军。
空手道的训练刚刚开始，一队身着白衣、束着腰带的少年正随着教练的口令做原地高弹跳，看到我们进来，少年们一边弹跳一边不安分地回头张望。于是看了一会儿，我们便也告辞了。
后来我才了解到，在中亚地区，阿富汗的空手道和摔跤运动是很出色的。
纳维德问我还想去看什么地方，我说，我想去看看喀布尔的女子学校，他就带我去了。因为是周日，学校里空荡荡的没有人，有几处地方正在进行重建和修缮。学校看门人正百无聊赖地在大门口踱来踱去，听着从小收音机里传出的欢悦的印度歌声。塔利班时期女性被禁止上学和工作，现在不知恢复得怎样了，惟一可以料想得到的是，既然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大约会很困难。
后来我们沿着喀布尔古老的街道散步，从这些街道望去，喀布尔背靠着几座小山，山坡上层层叠叠地布满半是废墟的土坯房子，大都是泥褐色，中间却点缀着一两所刷成粉红色或嫩黄色的屋子，在那成排灰暗的建筑中便显得像珍珠一样夺目和耀眼。山上的房子间偶尔会探出几条果树的枝桠，屋顶平台上晾晒着垫子和花花绿绿的衣物，孩子们在放自制的简陋风筝，清脆的笑闹声从山坡上四散开来，传至坡下。
也许这就是我们从一些图片上熟悉了的喀布尔，而这些图片产生的年代，至少也是二十多年前了。十九世纪以来，仅仅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阿富汗便成为英俄两国争夺中亚霸权的血腥战场。在1839年到1919年间，英军曾三次入侵阿富汗，但都遭到了阿富汗人的顽强抵抗，阿富汗战场成为英军的噩梦：喀布尔关隘、梅旺德战场、扎格达拉克山口，都成为了埋葬英国人的坟墓。抗英战争结束后，阿富汗获得了独立地位，可是从1979年到1989年，阿富汗却再次陷入苏联人的入侵战争之中，双方死伤无数。十九世纪以来的阿富汗历经了抗英、抗苏战争和无数内乱，大约只有在查希尔国王当政期间5稍微算得上和平与繁荣，可惜很快就又再次陷于内外交困之中。
喀布尔是靠什么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在英国人撰写的史书中，比如在英国史学家霍普克科（peterhopkirk）的著作《thegreatgame》中提到，阿富汗人能赶走英国人，只是靠其狡诈伎俩和阴谋诡计而已，而在我翻阅过的一本阿富汗历史教科书中，却认为是靠了阿富汗人民的“勇敢和智慧”才取得了胜利——大概指的是那些坚韧难缠、令英国人血染荒山、噩梦连连的游击战吧。
我在书中还读到这样一首诗，记载着在第二次抗英战争中的梅旺德之战时，一个少女唱着这样的战歌鼓励她的同胞：
亲爱的年轻人，
倘若你在梅旺德战场不敢英勇牺牲，
违背了对真主的誓言，
你就要担当起懦夫的不好名声。
也许这才是阿富汗的血气吧。
在纳维德的建议下，我们又去了体育场，以纳维德曾是运动员的身份，他对这个体育场当然充满了感情。体育场里有一个庞大的足球草坪，草坪上没什么草，光秃秃的，一群少年正在踢足球，他们高声叫喊着混战成一团，错乱的脚步扬起阵阵尘土。我们在球场边的水泥看台上坐了下来。
就在两年前，这个足球场上是没有人踢足球的，那时它被当作处决犯人的场所，而那些所谓的犯人，也许只是一个妇女，她跪在地上，以通奸罪被人们用石头砸死，脑浆涂地。
我打了个寒噤。
我问起纳维德的家庭，他说他的父亲和姐姐早已死于苏阿战争，他的另一个姐姐被他的姑姑带到了巴基斯坦，现在巴基斯坦做生意，而他的母亲作为难民逃到了加拿大，已经另婚，生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我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他皱着眉头望着远处说。二十六岁的纳维德，脸容憔悴、坚决。
“你将来会去加拿大吗？”
“也许不会，虽然那是个很好的地方。”他说。
他不知道自己在那儿能做什么，而且，去年他的母亲和他的继父回过一次阿富汗，他与他的继父关系很糟糕。他说他很喜欢当警察，他在现在这个警察局里已经待了五年了，将来退役后他大概会去巴基斯坦找他姐姐。
“可是我又不喜欢做生意。”他说。
“你可以去当空手道教练！”我向他建议道。
他“嘿嘿”地笑了。“嗯，好主意，可以考虑，只要那时我的年纪还不太大。”
“我们一起吃饭吧。”离开体育场之后我们便往回走，我很想请他一起吃晚饭，可是他坚决不同意。
“警察局就在前面不远，我可以回警察局吃饭。我在警察局里吃了很多年的饭了，已经不习惯在外面吃饭。”
这时我们已经兜了一个大圈，来到位于闹市区的警察局，一个在门口值勤的警察跟他打了个招呼，又望着我笑嘻嘻地跟他说着什么。
他让我在离警察局门口有十来步远的一条长椅上坐着等他，他先进去安排一下自己的事情，然后送我回旅馆。我便在门口等了一会儿。
在送我回旅馆的路上，他沉吟着告诫我：“你跟阿富汗警察要少打交道，他们很多都是坏人，坏得你不可想象。”
听他这么说，我不禁笑起来：“那你呢？”
他颜色一正，说：“我是好人，我把你当作我的姐妹。”
“you’remysister.”他的话让我心里很感动。
他把我送到旅馆的楼下。“我就不上去了，明天我正好休息，可以继续陪你。”
于是我跟他约定了明天早上碰头的时间，然后就看着他转身走进了人流之中。我想，此时我已经开始信任他了。信任的建立往往就这么简单。
我走进房间，看见同屋的日本人史太郎正躺在床上。这其实只是我到达喀布尔的第三天，这天早上，两个日本人同屋中的一个已经出发离开了喀布尔，史太郎因为带着从塔吉克斯坦下来时就已经开始了的腹泻，想在喀布尔休息一下。
我问史太郎今天感觉如何，却没听到他的回答。我走到他的床前仔细一看，只见他双目紧闭，面色紫红，鼻息粗重，显是生了重病。我大吃一惊，把手放到他的额头一探，温度高得吓人。他大约是被我的触摸弄醒了，虚弱地睁开了眼睛，双目赤红。
我找出体温计给他量体温，39.7c。我又将自己的药物翻捡了一下，找出退烧药，让他和水吞下。
我蹲在他的床头，对他说：“史太郎，如果你不想死在这里的话，明天你一定要去看医生。”他虚弱地点了点头。
我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床边坐着，双手交叉放在腿上，看着躺在床上的史太郎。
凡是在路上行走的人，都知道只身行走最可怕的事就是生病。史太郎什么药物都没有，腹泻近一周了只是硬撑着，今日终于病倒不起。
我想起以前在印度时碰到的一个日本人，生病了也是硬撑着，撑了半个月之后终于有一天昏倒不起被我送进医院，结果是乙肝。他差点就因为这乙肝送了命。当然，除了省钱，他们另外还有不肯上医院的理由，那就是这些国家的当地医院并不可靠，他们生怕进了医院不但治不好反而会染上其他什么病。但我想，战争刚结束、大批外国记者刚撤退的喀布尔的医院的情形大概会比较可靠。
我来到旅馆经理室询问喀布尔医院的开门时间，阿里听了也有些着急，说：“晚上医院不开门，早上才开。”
阿里还跟着我来到房间探望史太郎。当他从史太郎的床边直起身来时他用眼梢瞥了我一下，我知道他大约是很迷惑——为什么像我们这样的人会孤身跑到这么个地方来，不仅费钱，还有可能送命。
这个夜晚显得漫长难熬。史太郎多次起夜，拿着手电筒（因为电力供应的不足，全阿富汗包括喀布尔的夜晚都是全城停电）摇摇晃晃地去往厕所；而我几乎没睡，不仅在他起夜时极为担心他会昏倒在厕所里，而且当他躺着时我也常常不由自主地侧耳倾听他那边的动静。
喀布尔的夜晚时不时地会响起群狗的吠叫，它们那呜噜噜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含混地划过，终于在远处野性而响亮地大叫起来，然后便是一阵狂撕乱咬。在狗吠声的陪伴下，整个夜晚我的思绪都在迷迷糊糊的乱梦中翻涌。
天终于亮了，医院该开门了，我疲倦地躺在床上想，不知纳维德会不会帮助我们。八点钟时，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果然是如约而至的纳维德。他已脱下警服换了身便服，一副要出门去玩的打扮。听到史太郎的病况，纳维德义不容辞地帮助把他送往医院。这个时候，有他这个翻译，该是多大的帮助啊。
“你看，这是我父母的照片。”在出租车上，纳维德从前座上回转身来递给我一张照片。
那是一张放大了的拍摄得非常清晰的黑白照片，纳维德一家坐成了两排：他的年轻英俊的父亲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唇上是修饰齐整的胡髭；他的披着头巾的母亲微微地、深情地斜靠着自己的丈夫，看上去祥和而坚毅，怀里抱着个一脸稚气、大睁两眼的娃娃；他的两个年幼的姐姐站在父母的身后，脸上露出纯真的笑容。
他们全家人坐在照相馆的摄影棚里，神情明亮而清朗，仿佛正坐在一个美好的年代里。这是一张极其美丽的照片。
“那时我才一岁，刚刚学会走路。”纳维德饶有兴趣地看着照片中的自己——那个小娃娃，笑着对我说。
我拿着这张照片低头看了又看，直看得心中酸楚。从照片上纳维德的年纪来推测，这张照片大概摄于七十年代末，而仅仅几年之后，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消失了两个。在他们那饱经战乱和摧残的心里，什么样的年代才算是值得回忆的美好年代？
他又腼腆地递给我一张东西，解释说这是他的空手道冠军证书。这张过了塑的证书有一本书大小，看上去就像一张奖状，写着我看不懂的阿拉伯文，边上贴着一张他的彩色标准照，还盖着个章。看着照片上他那年轻稚气而故作严肃的脸，我不由得笑起来，弄得他顿时红了脸。
因为史太郎的外国人身份，医院便难免推托，所以我们不得不多跑了两家，而跟那些医院的交涉全靠纳维德去办，我们连去过的那些医院的名字都不知道。
最后我们来到一家比较远但看上去挺干净的医院，医院的大门有阿富汗军人持枪看守着而且需要进行登记。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来到的这家医院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专门医院，在喀布尔市所有医院里是条件最好的。在这家医院里，史太郎得到了常规检查和治疗，注射了两针针剂，打了一瓶吊针。
本来史太郎还犹豫着要不要住院观察一下，纳维德说不必了，在这里住院非常昂贵，我们可以把药买回去，而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医生，可以到旅馆为史太郎进行注射。
在史太郎接受输液的时候，纳维德对我说：
“这儿还住着我的一个同事呢，我想去看看他，你要不要一起去？”
看到史太郎正闭着眼睛躺在床上休息，我便说，“好，那就一起去吧。”
纳维德的同事是一个年纪很轻的小伙子，当我们走进病房的时候，他正靠在床头看一本杂志，身上盖着被子。他的脸色苍白、安静，非常疲倦的样子。这个大房间里一共有八张床，床上的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看书看杂志或者看窗外，也都很安静。房间里的通道上停着两辆轮椅。
我们在小伙子的床边坐了一会儿。他和纳维德说着什么，笑着什么，周围床上的人把书和杂志都放到了一边，凝神谛听着他们的谈话，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他们，听他们说到高兴处，也都咧了嘴乐起来。
虽然我没能加入到他们的谈话里去，可是心里也并不觉得有什么拘束，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
“到医院的小花园去走走吧。”小伙子往我这儿望了几眼，对纳维德说。
纳维德从椅子上站起来，从通道上拉过一张轮椅，然后掀开被子伸出双臂架在他的肋下支起他的身子，把他从床上抱到了轮椅上。
纳维德推着他的轮椅慢慢地走，边走边继续聊，我跟在后边。
我直愣愣地盯着那小伙子的后脑勺，其余的什么也看不见。我不由自主地总是回想着刚才纳维德架着他下床时我看到的他那空荡荡的下身，想着这触目惊心的半个人，泪水止不住地往外涌。
趁他们不注意，我悄悄地擦去了软弱的眼泪。
“你们谈吧，我自己到那边晒晒太阳。”当我们来到小花园里时，我对他们这样说，然后就赶紧走开了。
太阳很毒辣，让我觉得头昏，我摸索着在花池边坐了下来。
我闭上了眼睛，但即便这样，太阳还是刺目而灼痛。
他俩后来还是走到了我这里，小伙子坐在轮椅上对着我微笑。我和纳维德把小伙子送回病房之后便回到注射室，史太郎也已经输完了液，于是我们便买了药，坐上出租车直接回了旅馆。
从医院回来之后，史太郎显得稍好了一些，对于纳维德热情的帮助，也有了力气道谢，可是纳维德很诚挚地对他说：
“不必了，你是我的兄弟。”
我在一旁听着，为自己能够偶遇并结识了他而感到高兴。
对史太郎叮嘱了一番，劝他在床上多躺着休息之后，我和纳维德便下到二楼的餐厅里谈话。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回到房间去看看他，他显得好多了，额头上微微地冒着汗，可是已经平静地睡着。我便和纳维德到街上逛了逛，办了些事，给史太郎买了些干粮和饮用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