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是我在喀布尔所住的那家小旅馆的经理的名字，他个子不高，穿着黑色的阿富汗传统长袍，头上裹着“土班”3，蓄着短短的胡须，戴着副眼镜，看上去沉默寡言。那时我刚刚来到喀布尔，正在喀布尔的闹市区试图寻找便宜的旅馆，结果大失所望。我所询问过的四家很不起眼的小旅馆要价都在七八美元以上——我知道这是对外国人的价格，但却不是我所能支付得起的。
阿里所在的这家旅馆的名字从一开始我就没注意过，只是在当地人的指点下我才得以摸上门去。旅馆位于闹市街与喀布尔河的交界处，那时正是傍晚时分，大街上热闹非凡。楼下照例是商铺，二楼是小餐馆，三楼四楼才是旅社。我顺着逼仄窄小的楼梯向上走去，楼梯拐角处灰扑扑地坐着一个穿着蓝色布嘎的女人在乞讨，她的膝盖上横卧着一个紧闭双目的大约两岁的孩子。我路过二楼的餐厅，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餐厅里坐着些人仰着脸在看吊在半空中的电视。他们从门口不经意地瞥见了我，突然都安静下来。我快步冲上楼去，避免被更多的男人注意。
三楼的旅社接待室兼经理室正对着楼梯，里面坐着三四个男子——同样的，一看见我进来，他们便都不做声了，直愣愣地盯着我。
“有房间吗？”我问道。
没有人回答。我又问了一遍。
一个坐在桌子后头的男子打开面前的一个大本子扫了一眼。
“没有。”
我被失望压着了，不想再背着沉重的行李去别家旅社碰运气，想，屈服吧，这是在阿富汗。
“是真的没房间还是想要收我10美金？”我还是讽刺地问了一声。
“满了。”他看上去很不高兴，“啪”地一下合上本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顿时为自己的冲动感到些后悔。我努力地解释着：“我刚才已经看见了，还有空房间……我知道本地人只要1美金，我出3美金……”
他没有理睬我的解释，严肃地指了指窗外的一栋巍峨大楼说：“你可以去那里住，那里有你需要的房间。”
我不用看也知道他正指着的是哪栋楼，因为我刚刚从它门前路过，它矗立在喀布尔河边，是欧洲人开设的一家高级饭店。
我失望透了，但话已至此，我也只得转身下楼。路过二楼餐厅，好像餐厅里的人都知道我会马上下来似的，门框里挤着三四个少年正笑嘻嘻地等着看我。
我又回到楼下站在了大街上，一时间彷徨四顾，不知该投宿何处。可巧一眼望见不远处从人群里穿出两个背着行李的日本人，我便走上前去拦住他们。他们果然也是刚刚来到喀布尔，和我一样正在寻找便宜的住处，我告诉他们这里的楼上便有便宜旅馆，他们可以去那里试一试。
然后，虽然有点迟疑，也暗暗地带着些委屈，我还是对他们说：“如果有可能，请算上我一个。”
他们打量了我一下便答应了。他们往楼上走去，我放下行李坐在楼梯上等待。几分钟后，他们中的一个下楼来告诉我说，可以了，三个人一个房间，每人3美金。
我当然知道自己被拒绝的原因，那只因为我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没有男人陪伴的单身女人。
在塔利班掌政时期，法律禁止妇女上学和工作，禁止妇女单独上街，并且规定阿富汗妇女出门必须穿上布嘎。现在，虽然塔利班的禁令已经被废除，但她们中的大部分仍旧穿着布嘎，行色匆匆。在喀布尔的大街上，除了年幼的不需要穿布嘎的女童，偶尔也会瞥见敢于抛开布嘎，只披着头巾，脚蹬高跟鞋的年轻女子——她们大都是电台播音员之类的职业妇女，而且她们的身旁还是有人陪伴着。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时局的动荡不安仍使大多数人都恪守着禁令。因此，剃掉胡须的男子虽然很多（塔利班时期规定阿富汗成年男子必须蓄须），敢于不穿布嘎的女子仍然很少。到了阿富汗南部，这种状况就更为明显了，除了一些正在上学的年轻女孩子敢于只披着头巾之外，成了家的女子出门几乎没有不穿布嘎的。而我，既没有男子陪伴，也没有穿着布嘎，在头巾之下袒露着一张异国人的脸，还斗胆行走在喀布尔的大街上，因此而招来的蔑视和围观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原以为，在战争已经大致结束，正在逐渐平静下来的阿富汗北方，比如喀布尔，我大约可以自由行动而不会有什么大的障碍；可是从一开始，这个小旅馆的经理——他的名字叫阿里，就给我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明白了这一点，我便在喀布尔的集市上买了一顶布嘎回来并试穿了一下。
布嘎（burqa）由两部分组成：头套和围罩。为了让布嘎能够在头上稳稳地套着而不至于左右移动，头套的顶部缝着一个由布缠成的箍子，这个沉重的箍子正套在脑袋上，让整个布嘎都稳定下来，不会轻易摇摆。头套在眼睛的部位缝着一片格子网，头套里的人便是通过眼前的这片格子网来视物呼吸。头套之下便是一个多褶的灯笼般的大围罩，目的是将人的身体完全包裹起来，只露出一双脚在外头。
可是实际上，这个大布罩不仅憋气，而且那一小片布网格还让我无法看清眼前的路。对我而言，看不清路实在比不穿布嘎还要危险。我也知道，如果我天天穿戴着它，终究会像普通的阿富汗妇女一样行动自如，但是在喀布尔时我却一直没有勇气钻进这个布嘎，直至到了阿富汗南部时才将它派上了用场。
因此当我坦然穿着自己的绿色巴基斯坦长裙、披着头巾行走在喀布尔街头，或一头扎进当地的集市中时，我不仅要习惯于当地一些男人的瞪视、孩子的口哨、人们的讪笑、某些人有意无意对我身体的冲撞，还要习惯于经常提醒自己：人家并没有请你来这里，人家并没有不让你穿上布嘎，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
可是怒气还是渐渐积聚了下来。
有一次我站在路旁的一个鲜榨果汁摊前喝果汁。摊主把去了皮的芒果和碎冰块放进电动搅拌机里，开动了电源；他的双手在那儿操作着，却边看着我边和别人议论着什么，脸上带着些冷漠的嘲笑。在电动机的“呜呜呜”的搅拌声中，摊前摊后的人都直瞪着我看。他停了机子，把盛上果汁的杯子递给我，我接过来仰头咕嘟嘟地喝完。喝完之后我低头想取钱付账，不料被什么东西一下砸中后背，回头一看身边并没有其他人，再看地上，竟是一摊冰屑，不知是谁，将一把冰屑直接砸到了我的后背上。
果汁摊周围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那勉强装出来的若无其事顿时变成了一张气愤而涨红的脸，我很想把钱直接扔到果堆上一走了事，可是转念一想，我还是控制着自己的委屈和怒气，把钱递给了摊主。
当我沮丧地回到旅馆时，在楼梯上碰见在二楼餐厅做招待的一个少年，大约十三四岁的样子。正当我们擦身而过时，他忽然在我臀上捏了一把然后飞快地跑走了。连这么个小家伙都来揩油，这使我的愤怒终于爆发出来，我转身向下追到二楼，一边追一边大声喝斥道：“混蛋！别来碰我！”
他却笑嘻嘻地一下跳进餐厅，我也就没有了勇气冲进那个门里去。
大约是我的喊声实在太大，我刚回到房间，阿里就紧张地跟进来问怎么回事。我涨红着脸向他解释了一下，他听了，想说什么却没说出来，只是默默地走开了。
到了晚上，我的日本同屋回到了房间，他们对我说，刚才他们路过经理室，阿里从屋里喊住了他们并对他们说，请我换到别家旅馆去，这里不能让我继续住下去了，不然这种事情还会继续发生，凭白打搅了这里的平静。我的日本同屋还很好心地劝告我说，出门上街最好是穿上布嘎。
我听了更加无言，只得自己加倍小心。
虽然阿里已经下了逐客令，但我既然赖着没有更换旅馆，他也就没有继续逼我。几天之后，我便离开了这里北上到巴米扬去了。
又过了几天，我从巴米扬回来，一下车就风尘仆仆、老马识途般的直接来到了这家小旅馆。经理室的桌子后头坐着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蓄着长须的男子，他只不屑地把我瞥了一下，就干脆地说：“没有房间。”
这句话就仿佛是几天前那幅情景的重现，好像一切都在恶性循环，一切都没有改变。
我又哪里能指望会有什么改变呢？我实在太累了，于是什么也没说，先把行李放了下来，然后也没跟他们打招呼便径直走到放在一旁的椅子上坐下来休息。屋里的电视机开着，几个人正坐在地上盯着电视机看，他们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向我投来几眼。
我没看他们，只是和他们一样呆呆地盯着电视机。电视里正在播放从印度卫星频道接收下来的印度歌舞——这些另类的歌舞昼夜不停，使许久未看电视的阿富汗男子变得如饥似渴。这也难怪，塔利班时期禁止播放任何电影电视，所有的娱乐都被牢牢地控制着，违犯者会被处以死刑，所以阿富汗的男人们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了。屋里没人说话，只有从电视机里传出来的喧闹歌声，还有几只苍蝇在阳光里嗡嗡嘤嘤。
过了几分钟，我疲惫地站起来，走到自己的行李旁准备离开。这时阿里走了进来，看到了我。他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又迟疑地看了几眼。
他走到桌边，跟桌子后的那个人说了几句什么，又翻开登记簿查了一下，转过身来。
“现在确实没有合适你的房间，但是等到下午五点的时候会有人退房，那时你就可以独自住进一间双人房，4美金。”
我听了顿觉安慰，可是望着他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他说完之后就望向别处，没再看我。
经理室外边是一圈面对大街的凉台兼走廊，走廊上铺着陈旧的地毯，是旅馆的人平时做礼拜的地方。现在正是夏天，夜里屋内炎热而室外凉爽，所以每到夜晚这些地毯上便也躺满了人。
我坐在凉台上等待着，楼下便是人来人往、拥挤不堪、喧嚣吵闹的喀布尔大街。
接下来，我在喀布尔又呆了几天，于是渐渐地和旅馆的人熟悉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