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车，我便被人们围住了。一开始只是五六个，可是转眼之间，聚集的人是越来越多，里三层外三层地挤了个水泄不通。仅我一个被堵截在人群里，同车的阿富汗人已经各自扛着行李离去，其中的两个在离开时向我投来嘲弄的一瞥。
围观的人们却也并不喧闹，或蹲或站，默默地围着我看。
我和围观的人群对望了几眼。我只看见一群人，我只看见他们那层层叠叠包着头巾的脑袋，不过他们显然并无恶意，只是好奇而已。
面对这样有点难堪的处境，我不免笑了笑，围观的人们望着我，顿时也全都莫名其妙地破颜而笑，于是气氛稍有缓和。趁着这一下的缓和，我奋力背上自己的行李，伸出双臂把人群往旁边拨拉着，说：“请让开，让我过去。”
人们终于给我闪出一条缝来，我挤出了人群。我直直地往前走，没有回头，可是我知道人们还在我身后继续望着，他们的目光还牢牢地烙在一个单身女子的背上。
我所认识的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是靠沉默来保持自己的，所以，作为在穆斯林国家旅行的单身女性，我当然已经做好了遭遇各种可能的心理准备。我深深地明白自己的处境：在这个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我是一个陌生人，是一个闯入者，如果他们欢迎我、接纳我，那是我的幸运；如果他们排斥我甚至攻击我，那也只能算是我自寻晦气。不过，虽然我并不能要求他们改变对女性的看法，可我还是暗暗地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通过我和他们的交往，他们能够理解我内心里对他们的尊重，包括对他们的传统和习俗的尊重——而且，能够反过来尊重我。
早在拉瓦尔品第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那时我和一个朋友正坐在街边的一个露天餐馆里吃饭，四周是喧闹的正在进餐的人们。我们突然看到一个身穿白色长袍，胳膊底下夹着把长柄雨伞，年约三十岁的男子从街对面径直走到我们桌前。他压抑着明显的怒气，对我的朋友说——因为我的朋友是男性，所以他只面对着我的朋友说话而不是面对我；整个过程，他并没有朝我望上一眼：
“请你们尊重我们国家的习惯！”
我们都仰起头吃惊地望着他，四周的目光齐刷刷地聚集到我们这里。
他滔滔不绝地用英语说，在我们这个国家，女性不应该在大街上抛头露面，餐馆里有专设的女性角落，你们应该到那里去吃饭才对。
他把双手撑在我们的桌面上，身子前倾，目光咄咄逼人地说：“你看，这满大街的人，哪里有像你们这样的？！”
我环顾四周，确实，在这条街道上进餐的有上百个男子，却看不到一个女人。而他这一闹，街这边和街对面所有的人——坐在桌边和蹲在地上吃饭的食客和来往的行人，都朝我们这里望过来，上百双眼睛都紧盯着我们。
我顿时感到一丝惶恐。我知道在这些餐馆里或是设有隐蔽的房间，或是用布帘子在角落里隔出了一个单独的空间为女性和携带女性家眷的家庭所用。为此我已经询问过我碰见的很多当地人的意见，他们却都说，我是外国人，不必遵守当地习俗。难道我还是做错了吗？
这个人慨然说完，夹着他的长柄雨伞转身大踏步就走。我望望周围其他顾客。
“我应该挪进里面去吗？”我四顾而问。如果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会遵从他们的习俗，挪进那个为女性特设的角落。
“不！”人们哄然一笑。
一个中年男子站起身来捏着拳头对他渐远的背影喊道：“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自由的国家！”他又转身安慰我说：“在这个国家，你有权坐在任何你愿意坐的地方。”
瞪了一会儿那个已经远去的夹着黑雨伞的白色背影，我低下头来继续吃饭。
因此，当我后来结识了三个巴基斯坦青年时，有几个晚上，我有意地和他们讨论起关于他们的伊斯兰国家的自由问题。他们要自由，也要伊斯兰，试图设想出一种完美结合了伊斯兰传统和人性自由的模式。当时我们一起坐在他们那因为光线不太好而多少显得有些阴暗的小书店里，四壁的书架上密密麻麻地堆满了用当地文字写的书。我们坐在歪歪斜斜、弹簧塌弛的沙发上，他们三个人七嘴八舌兴奋地议论着，说到兴奋处，其中一个便会站起来跑到门外水罐那儿接上一杯凉水咕嘟嘟地倒进喉咙里。时不时的，他们中的一个会非常礼貌地转过头来，将他们议论的大致内容翻译给我听。我在旁边一杯接一杯地喝茶，倾听着，他们对生活的年轻的激动和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勃勃生机深深地吸引着我。
这三个小伙子自小一起长大，是形影不离的好朋友，而他们合伙借钱开这家小书店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自由，为了无拘无束，另外一个原因，则是要挣钱资助乌尔都语文学的发展。
乌尔都语是巴基斯坦的国语，自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后，巴基斯坦就采用了乌尔都语作为全国通行的语言，而以英语作为官方用语。乌尔都语与印度的印地语实际上是同一种语言，同源于印度斯坦语，只不过由于各自信仰的不同，印地语采用梵文字母书写，而乌尔都语则采用波斯—阿拉伯文手写体书写，这才形成了印地文和乌尔都文两种不同的文字。
可是一方面，虽然英语是官方用语，官方文件、大部分学术著作以及许多重要报刊均用英文出版，但由于巴基斯坦国内普通学校的英语教育程度并不高，普通民众大都不会说英语或者仅能说出一些简单的单词；另一方面，乌尔都语虽然是国语，可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程度也并不高，巴基斯坦各民族中真正以乌尔都语作为母语的人数并不多，其他各大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如旁遮普族使用的旁遮普语、信德族使用的信德语、普什图族使用的普什图语等，这些民族中的很多人都既不懂英语也不懂乌尔都语。
这两种情况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巴基斯坦今日语言教育上的困惑：不仅英语的教育不能得到大力普及，而且乌尔都语和其他各民族的书面语言都在退化之中。这种教育困境所带来的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危机已经让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感到忧心忡忡。
这三个好朋友便都是为此而忧心的人，他们试图通过开办这个书店建立起一个资助乌尔都语文学的基金会。
虽然充满忧心和雄心，这三个小伙子看上去仍旧是那么爽朗而天真。
“你想要聊天，就到我们的书店里来，”他们说，“你来了，别的请不起你，就请你喝甘蔗汁好了。”——在遍布品第大街小巷的榨汁摊上，甘蔗汁是一项常品。于是有三四个晚上，我便是和他们一起度过的，而我喝过的盛甘蔗汁的杯子，也就积了三四个放在柜台里边。
这三个好朋友中的一个名叫侯赛因。身穿灰色长袍的侯赛因留着长胡子，有一双秀气而圆润的手，每当说得兴起时，他便会捋起袖子用修长的指头摸着胡子“呵呵”地笑，露出一口亮晶晶的白牙。他的性情活泼热闹，笑声不断，说实话，这跟他老成持重的长胡子不太般配。
在他笑声未歇的时候，我盯着他那半尺长的黑胡子。
“你很喜欢胡子吗？”我问。二十四岁的侯赛因的胡子总是让我忍不住要笑。
另一个打趣地说：“哪里，他只是希望自己看上去老成一点罢了。”他听了放声大笑，不由自主地又去摸了摸胡子。
那天上午懒懒起床之后，我一边刷牙一边盘算着今天的行程安排，等到把牙刷完，我也就决定了从品第出发去德克斯拉（taxila，著名的犍陀罗艺术的故地）看看。于是我拿上帽子来到书店，告诉他们我要离开一两天。
“你知道怎么去德克斯拉吗？”他们问。
“还不知道，但是我想汽车站里总会有车去那里的吧？”
“那可不一定！”侯赛因说，“品第有好几个汽车站，你知道去哪个汽车站吗？”
我还真不知道。德克斯拉只是位于品第附近的一个小镇而已，去那里的车应该不少，所以我原本打算直接到汽车站去问一问然后便上车走人的。
虽然离得这么近，这三个人却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去。
侯赛因咳了咳嗓子。“我们都只在小时候去过，很小很小的时候。”他笑着伸出手掌向下压出一个小孩子的个头，解释着，然后习惯性地用他那优雅的手挽起了袖子。“别急，你等着，我来打听一下。而且——”他竖起一根指头，露出一付告诫的神情，“——你别以为品第很安全，乱得很。出门在外一定不能大意！”说完他拿起电话。
“好，已经弄清楚了。”他笑容满面地放下听筒。“几个汽车站都有车去德克斯拉，不过有一个车站离这里最近。你先到离这不远的巴扎那里坐x号公共汽车去x汽车站，你在汽车站那里就可以找到去德克斯拉的汽车。德克斯拉很近，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另外一个嘟囔着说：“好像要两个多小时吧。”
他便说：“是吗？我再问问吧。”于是他又拿起了话筒。
一切都弄清楚了，路线，车程。
他问：“你知道怎么去德克斯拉了吗？”
“知道了。”
可是他还不放心。“你说给我听听。”
我感到好笑，可是又不能嘲笑他的认真，所以就像小学生背书一样老老实实地复述了一遍。谁知他还是不放心，拿出纸笔，把路线详详细细地用英文和乌尔都文写了两遍，郑重地交给我。
“喏，你带着这个，实在迷路了，就拿这个给别人看，别人就会告诉你该怎么走了。喔，等一下……”他把纸条又拿了过去，伏在桌上，在纸条的最下边添上了店里的电话号码。“这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如果碰到什么意外，你随时可以打这个电话问我们，我们就去帮助你。”
我接过纸条，当真是哭笑不得。这张纸条当然没有派上用场，而是被我夹在笔记本里当作纪念品了。
我不知道他们这书店是否能够赚钱，因为这三个人看上去都只有一腔热情，对经营之道却不怎么精通，而他们的生意真是非常之清淡，清淡到该是难以维持下去的地步，可是他们对此却好像不太在乎。以他们对人的天真态度，要是在其他国家，我很怀疑他们是否会被人骗到身无分文。
巴基斯坦人在性情上的这种坦荡与天真是在其他地方难以找到的。
有一次，我站在喀喇昆仑公路上拦车——我喜欢坐顺风车，不喜欢坐那总是挤得满满当当的班车，虽然顺风车是不要钱的，但我也并不是为了省那两个小钱。
我也不急，所以从村子里出来后我就在山脉夹峙的大路上心情舒畅地走着，看到有车来了，就停下来拦一拦。有些车停下来了，却都是班车，于是我笑着摇摇头，对他们摆摆手，自己继续往前走。
有一辆摩托车路过我，我停下来看它过去。摩托车已经超过我了，突然在前面拐了个弯，开到我身前。
“你要去哪里？”摩托车手问我。为了遮挡尘土，他的脸上包着头巾，只看见两只被风沙吹得发红的眼睛。
“我去卡里玛巴。”
“你叫什么名字？”
“赛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