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之前提到过的，我在密苏里州的农场里出生长大。那个年代，我的父母像大多数农民一样，艰难地养家糊口。我的母亲在乡下当老师，我的父亲是农场的雇农，月薪只有十二美元。母亲不仅亲手缝制我的衣服，就连洗衣服的肥皂都是自己做的。除了每年卖猪的时候，家里几乎总是囊空如洗。我们把自家的黄油和鸡蛋拿到杂货店，换来面粉、糖和咖啡。等我长到十二岁，全年的零用钱也不到五十美分。我到现在还记得，全家去参加国庆日庆典的那天，父亲给了我十美分，让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当时我简直觉得像拥有整个西印度群岛那么富有。
我念书的那个乡村学校只有一间教室，离我家有1英里远。温度计颤抖着显示零下二十八度的时候，我也要踏着厚厚的积雪走到学校。直到十四岁，我都没有橡胶鞋或套鞋。在漫长严寒的冬季里，我的双脚始终又湿又冷。当时还是孩子的我天真地以为全世界人的脚冬天都是这样又湿又冷。我的父母每天拼命工作十六个小时，但还是常常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霉运也不断地袭击我们。我儿时最早的记忆就是眼睁睁地看着洪水淹没我家的玉米和干草地，摧毁了一切。七年里，洪水六次毁掉了我们的作物。每一年，家里养的猪都会死于霍乱，我们不得不亲手掩埋那些辛苦养大的猪。直到现在，我闭上眼睛还能清晰地想起焚烧时那刺鼻的气味。
有一年，洪水终于放过了我们，精心养育的玉米终于迎来了丰年。我们买了家畜，用玉米养得肥肥壮壮。然而玉米田还不如被洪水淹掉算了——那年，整个芝加哥市场的家畜价格大幅下跌，我们辛辛苦苦地把这些牲口喂壮，却只挣到了三十美元。一整年的辛苦劳作，换来的只有可怜的三十美元！
不管做什么，我家都在赔钱。我还记得父亲曾经买过几匹小骡子。当时我们花了三年时间把它们养大，雇人给它们装上缰绳，拉到田纳西州孟菲斯市卖掉，谁知价格竟然比我们三年前买它们的时候还低。
十年的辛苦劳动快要把我们累垮，然而家里却始终一贫如洗，还负债累累。我们的农场是按揭购买的，然而不管我们怎么努力，连贷款的利息都还不起。银行辱骂我的父亲，威胁要把农场从他手中收回。
当时父亲已经四十七岁了。三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工作换来的只有债务和羞辱。他撑不住了，整日忧心忡忡，身体一下子垮了。他什么都吃不下，尽管一整天都在田里干重体力活，却要借助药物才能有一点儿胃口。他瘦得脱了形，医生告诉我母亲，父亲顶多只有六个月了。父亲整日陷于忧虑之中，已经没有求生的欲望。
我听母亲说过很多次，那时，每次父亲去谷仓喂马或是挤牛奶的时候，只要没有按时回来，她都会心急如焚地跑去谷仓，怕他想不开做傻事。有一天，父亲独自从马里维尔回家，银行刚刚威胁他要取消抵押的赎回权。过桥时，他勒住马，走下马车，望着桥下的滚滚河水出神。他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内心挣扎着自己是不是应该跳下去一了百了。
多年后，父亲告诉我，当时他没有跳河的唯一原因是我的母亲。母亲始终心怀坚定的信念，她深信，如果我们爱上帝，遵从上帝的诫命，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最终，一切都好起来了。父亲又度过了四十二年幸福的光阴，1941年，在八十九岁高寿的时候离世。
在想起来就令人心碎的那些年里，我们挣扎求生，但母亲却从不担忧。她每天祈祷，把烦恼交给上帝。每晚睡觉前，母亲总会为我们读一章《圣经》。父亲和母亲常常会诵读耶稣这些抚慰心灵的箴言：“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随即我们在椅子前跪下来，在孤零零的密苏里农舍中祈求上帝的爱与护佑。
威廉·詹姆斯担任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的时候，曾经说过：“治愈忧虑的最佳疗法是宗教信仰。”而我母亲没上过哈佛大学，就在密苏里的农场里觉察到了这一点。无论洪水、债务还是灾祸都无法压垮她的乐观态度和必胜精神。她在劳作的时候唱的那首歌至今仍萦绕在我耳边：
每当祈祷时，
天父赐予我安宁，
无尽的爱意，
抚慰我的心灵。
母亲一直希望我投身宗教工作，我也曾经认真考虑过成为一名传教士。后来我上了大学。随着一年年过去，我的想法渐渐有了变化。我学习了生物、科学、哲学和比较宗教学，阅读关于《圣经》诞生的著作，并对它的一些主张产生了疑问。我开始怀疑那个年代的乡村牧师对教义的一些狭隘解读，并陷入困惑。就像诗人沃尔特·惠特曼所言：“一些新奇的疑问突如其来地搅乱了我的心。”我不知道应当相信什么，也看不到生活的意义。我不再祈祷，并变成了不可知论者。我开始相信人生是无目的并且无计划的。我觉得和两亿年前在地球上漫步的恐龙相比，人类并没有什么更神圣的使命，总有一天人类会像恐龙一样灭亡。科学令我了解到太阳正在缓慢地降温，一旦太阳的温度降低哪怕10%，地球上任何形式的生命都将不复存在。我对“仁慈的上帝按照自己的模样创造了人类”这种想法嗤之以鼻。我相信在冰冷黑暗、死气沉沉的太空中，那亿万颗旋转的星球是偶然产生的。可能它们根本就不是被任何力量创造出来的，而是像时间和空间一样，原本就一直存在。
当然，我并不是说自己找到了上述问题的答案。我们被谜团环绕着，人体的运转是深奥的秘密，家里的电力系统、墙缝中冒出的花朵、窗外的绿色草地，无一不是深奥的秘密。通用汽车研究实验室的天才领导者查尔斯·f. 凯特灵曾经自掏腰包，每年捐给安提俄克学院三万美元，用于研究为什么草是绿色的。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知道青草如何把阳光、水和二氧化碳转化为糖，我们就能够改变人类文明。
就连汽车引擎的运转方式也是深奥的秘密。为了研究汽缸中的火花如何引发爆炸性燃烧让汽车跑起来，通用汽车研究实验室花费了数年时间，投资上百万美元，但是他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
虽然不了解身体、电或是燃气发动机的奥秘，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使用。同理，虽然我依旧不懂得祈祷和宗教的奥秘，但这不再影响我享受宗教信仰带来的更丰富更幸福的生活。我终于明白了哲学家桑塔亚纳的睿智箴言：“人类的使命并不是理解生活，而是体验生活。”
我本想说我重新找回了信仰，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我找到了宗教信仰的新概念。我对不同教派所持的不同教义不再有任何兴趣，但是却热衷于了解宗教对我的影响，就像了解水电和食物对我的影响一样。它们都帮助我过上了更丰富更幸福的生活，而前者给予我的远不止如此。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精神价值，正如威廉·詹姆斯的形容，它带给我“一种全新的对生活的热忱……更多层次的生活，更广阔、更丰富、更令人满足的生活”。信仰带给我信念、希望和勇气，把压力、焦虑、恐惧和担忧阻隔在外。它赋予我人生的意义和方向，极大地增加了我的幸福感和生命力。它帮助我“在生命的流沙中”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安宁的绿洲”。
早在三百五十年前，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就道出了真相：“一知半解的哲学思考令人成为无神论者，但深入的哲学思想却引导人们走向宗教信仰。”
我还记得人们争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的那个年代，但是现在我们听不到这种争论了。精神病学这门全新的科学学科传授的道理与耶稣如出一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心理医生发现坚定的信仰能够赶走担忧、焦虑、压力和恐惧，而半数以上的疾病是由这些精神因素引发的。心理医生认同精神分析领域的先驱亚伯拉罕·a. 布里尔博士的结论：“真正虔诚的人不会患神经官能症。”
如果宗教不是真实的，那么人生就毫无意义，只是一场悲剧性的闹剧而已。
亨利·福特去世前几年，我曾经采访过他。他一手建立并掌管着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帝国。见他之前，我以为多年来的工作压力一定会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然而我面前这位七十八岁高龄的老人如此冷静平和、神采奕奕，让我不由得深感意外。我问他是否担心过任何事情，他说：“没有，我相信上帝会照料一切，不需要我的任何建议。有上帝的掌控，我相信最终一切都会有圆满的结果。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如今，就连精神病学家都变成了现代传教士。他们推崇宗教生活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免受地狱之火的煎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免受煎熬——胃溃疡、心绞痛、精神崩溃和精神错乱的煎熬。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当代心理学家的看法，不妨读一读亨利·c. 林克博士的著作《回归宗教》，你在当地的图书馆大概就能借到这本书。
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鼓舞人心，并且有益健康。耶稣说：“我来，是为了给你们更丰富的生命。”耶稣谴责当时那些流于表面的形式和僵化的惯例。他是一位反叛者。他倡导的是一种新的宗教——一种预示要改变世界的宗教。这也是为什么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告诫人们，宗教应当为人类存在，而不是人类为宗教存在；安息日是为人类而设，人类并非为安息日而设。他对恐惧的探讨远多于罪恶。错误的恐惧本身就是一种罪恶——对健康犯下的罪恶，对耶稣倡导的更富足、幸福、勇敢的生活犯下的罪恶。爱默生称自己为“快乐学教授”，而耶稣同样是“快乐学”导师。他要求信徒“要喜悦，并为欢喜而雀跃”。
耶稣称宗教信仰只有两件重要的事：全心全意地爱上帝，像爱自己一样爱邻人。凡是做到这两点的，都是有信仰的人，无论他是否自知。我的岳父就是个很好的例证。他的全名是亨利·普赖斯，住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他在生活中一向遵守内心的道德法则，从来不会做任何卑鄙自私或不诚实的事情。他从不去教堂做礼拜，因此认为自己是不可知论者。但事实并非如此。基督徒是如何界定的呢？爱丁堡大学最富声望的神学教授约翰·贝利是这样解答的：“成为基督徒并不取决于他是否认可某一观念，也不取决于他是否符合某一规则，而是取决于他是否具有某一精神，以及他对生活是否抱有某一态度。”如果这是基督徒的界定方式，那么约翰·贝利无疑是一位高尚的基督徒。
现代心理学之父威廉·詹姆斯写信给他的朋友托马斯·戴维森教授，信中说，随着年事渐长，他发现自己“越来越需要上帝”。
本书的前几章，我提到过我举办的一次有关忧虑的征文活动。评委们想从我的学员交来的故事中选出最佳，但在其中两个最出色的故事中难以取舍，于是这两位作者平分了奖金。下面就是获得并列一等奖的另一个故事。作者在故事中讲述了她的难忘经历。她历经艰辛，最终觉察到“没有上帝，就撑不下去”。下面我将用“玛丽·库什曼”这一化名来称呼这女士。她担心子女和孙辈在书中读到她的故事会觉得难为情，所以我同意为她保密身份。不过这位女士的故事是真实发生过的。几个月前，她就坐在我桌边的扶手椅上，给我讲了她的故事。她是这样说的：
“大萧条期间，我丈夫的平均周薪只有十八美元，很多时候我们连这个数都拿不到。因为只要请病假就没有薪水，而他遭遇了一连串小意外，先后得了腮腺炎、猩红热并且反复患流感，不得不三天两头地请病假。我们在杂货店赊了五十美元，失去了亲手建起来的小屋，还有五个孩子嗷嗷待哺。我给邻居洗熨衣服贴补家用，从慈善二手商店买旧衣服改改大小给孩子们穿，自己整日忧虑不堪。有一天，我十一岁的儿子哭着告诉我，我们赊账的那家杂货店污蔑他偷了两支铅笔。我知道他是个诚实敏感的孩子，也知道他当众被人羞辱的难堪。这成了压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我想着我们一直以来忍受的所有困苦，看不到一丝希望。我被忧虑折磨得丧失了理智，关掉洗衣机，把五岁的女儿拉进卧室，用报纸和破布把窗子和门缝堵得严严实实。我的小宝贝问我：‘妈妈，你这是在做什么？’我说：‘这儿有点儿漏风。’我打开了卧室的煤气暖炉，但没有点火。我搂着女儿躺在床上，她说：‘妈妈，好好玩呀，我们刚刚才起床呢！’而我对她说：‘别担心，我们小睡一会儿。’
“我闭上眼睛，听着煤气泄漏的声音。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刺鼻的气味。
“突然间，我似乎听到了乐音。我凝神听了听，原来是厨房的收音机忘记关了，但这已经无关紧要了。然而音乐一直在继续，有人唱起了一首古老的赞美诗：
那仁慈的天主啊，我们的挚友，
背负我们的原罪，我们的烦忧。
倾听我们的祈祷，我们的烦恼，
这是何等的荣幸，何等的荣耀。
失去了心中的安宁，忍受着不必要的痛苦，
全因未将一切交付天主。
“听着赞美诗，我突然意识到我犯了个多么可悲的错误。在艰苦的生活面前，我一直孤军奋战，却从未想过向耶稣倾诉。想到这里我一跃而起，关掉煤气，打开门窗。
“那天，我一直流着泪祈祷。我并没有向上帝祈求帮助，而是全心全意地感激上帝的恩赐——五个健康快乐、身心强健的好孩子。我向上帝发誓，我再也不会像这样辜负他的祝福。而我至今仍然遵守着这个誓言。
“我们没了家，不得不搬进月租五美元的乡下校舍。即便如此，我也诚心诚意地感谢上帝，至少我们有个屋檐可以避雨。我诚心诚意地感谢上帝事情没有变得更糟，我相信上帝也听到了我的心声，因为生活一点点好转起来。当然，改变并非发生在一夜之间，但是当经济逐步复苏之后，我们的收入多了一点儿。我在一个乡村俱乐部的衣帽间找到一份工作，同时还兼职卖袜子。为了挣出大学学费，我儿子在农场里找了个活计，每天给十三只奶牛挤奶。如今我的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我有了三个活泼健康的孙辈。
“每次想起打开煤气的可怕的那一天，我都会感谢上帝让我及时醒悟。如果我当时一意孤行，我将错过多少快乐的时刻，失去多少美妙的岁月啊！如今，每当我听说有人想要结束生命的时候，我都想大声告诉他：‘不要这样做！千万不要！’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只有短短一段时间，只要坚持挺过去，就能看到未来的曙光……”
在美国，平均每三十五分钟就有一人结束自己的生命，平均每一百二十秒就有一人精神失常。如果人们能够从信仰和祈祷中找到安慰，大部分自杀事件甚至精神失常的惨剧都能够避免。
印度圣雄甘地是伟大的领袖。如果不是祈祷的力量持续鼓舞着他，他或许早就崩溃了。我怎么知道的呢？甘地曾经这样写道：“若不是祈祷的力量，我早就疯了。”
许多人的经历都能够证明祈祷的力量。正如我之前所述，如果不是母亲的祈祷和信念鼓舞了我的父亲，父亲或许已经投河自尽。
成千上万受折磨的灵魂在精神病院中尖叫，假如他们尝试向更高的力量寻求帮助，在生活的战场上不再单打独斗，或许能够早些获得救赎。
许多人在疲惫不堪，达到能力极限的时候，才绝望地向上帝求助。就像那句格言说的：“战壕里没有无神论者。”但为什么总要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呢？为什么不每天汲取力量，总要等到礼拜日的那天才做祷告？多年来我一直有一个习惯，在工作日下午走进空荡荡的教堂。每当我忙到连几分钟时间都抽不出，没空思考的时候，我会告诉自己：“等一下，卡耐基，等一下。你这样匆匆忙忙、急急躁躁的，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伙计？你得停下来问问自己的内心。”这个时候，我就会在路过教堂的时候走进去。虽然我是新教徒，但我经常去第五大道上的圣帕特里克教堂。我告诉自己，三十年后我大概就不在人世了，但教堂传授的真理是永恒不灭的。闭上双眼祈祷的时候，我的内心渐渐找回平静，身体放松，想法明确，并且有助于重新调整价值观。我想把这个习惯也推荐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