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当然还在努力推进中，说不定你会在四十五岁生日时看到它。（笑）
q：说到写剧本，你近年来似乎花了很多时间在影视圈啊。主要是出于兴趣？
a：我对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我要给自己一个从孤独写作中走出来的机会，让自己与他人合作，把自己的手“弄脏”。
q：用中文说那就是“接地气”。我看了最近上映的你的电影《在切瑟尔海滩上》和《儿童法案》。我更喜欢后者。并不是说《儿童法案》一定拍得比《在切瑟尔海滩上》更出色，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在切瑟尔海滩上》的改编难度太大。
a：确实更难。那么多内景，一段短短六小时的婚姻，床上的孤岛。用文字撑开的空间没有边界，变成影像就受到很大的局限。不过这两部电影在同一天开始拍摄，无论是创作、拍摄和宣传，我都几乎要同时应付，有一阵子搞得非常忙碌。
q：你在写剧本时有多大的自由度？我常常听中国的编剧抱怨，说最终出现在银幕上的片子已经跟剧本截然不同。
a：在英国，电视剧编剧的话语权相对大一点，电影的中心目前仍然是导演。就我而言，我至少能独立完成剧本，到目前为止对最终拍出来的作品都还算满意，没有发现面目全非的情况。但是，当然，一定有妥协。我不是莎士比亚，如果爱玛·汤普森告诉我哪几句台词她怎么念都不顺，我会很乐意修改。顺便说一句，我想你给《儿童法案》打分略高，很可能是因为爱玛的表演很迷人……
q：千真万确！她看起来甚至比年轻时更美。（笑）其实，说到适合改编的小说，我觉得在近年的作品中，情节线最为曲折的是《追日》吧，为什么它反倒没有被改成影视剧？
a：确实有好多人谈起这部小说应该被改编成电影，但是一直没有实现，也许恰恰因为它太复杂了……我差点忘了，《追日》有个改成电视剧的计划，四集，我想它应该还在进展中。我不愿意写剧本，因为写个四五集电视剧的工作量可以用来写两个长篇。不过这样一来我就对进度一无所知了。你倒是提醒我了，回头我去问问到什么阶段了。
q：说到《追日》，在我翻译的你的作品中，这无疑是最难的一次。男主角迈克尔·别尔德是个年轻时就得过诺奖的理论物理学家，所以翻译《追日》的感觉就好像一直在被各种各样的专业名词围追堵截。困难的不仅是我得把这些词查出来，而且我还得在一定程度上搞懂它。因为从别尔德眼里看出的世界，他习惯的那种科学家式的联想，一定与我们文科生是不同的。你很精准地写出了这种不同，所以我翻译的时候必须努力跟上你的步伐。我可以想象你为了写这部小说一定做了大量调查，那么写完之后，你真正搞懂量子力学了吗？
a：我有次去美国开会，那里有个科学家告诉我他看了我的小说以后非常惊讶。“那些关于量子力学的部分，明明就是我的工作啊。”我说：“可不是嘛，我就是从你的论文里偷来的，你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那篇。”不过我得承认，我还是没有真正搞懂量子力学，我能理解那些描述，我能想象电子要选择一条特定路径，它们时而消失时而出现自有其理由，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一回跟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聊起我的疑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是个错误的问题。”我说：“那你给我个错误的答案吧。”直到今天我也没得到那个答案。（笑）
q：在你中后期的作品中，几乎每写一部小说就要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科学、宗教、法律、间谍，你在小说中戏拟这些行业中的文件，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实在是相当专业。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很喜欢在开始写一部小说之前，投入大量时间调查？通常要花多少时间？
a：我已经记不清总共花了多少时间在调查上。在写《星期六》的时候，我是一边写一边调查的。我记得那时我常常要去见一个神经科医生。写《追日》的时候，情况也差不多，我要去见很多专业人士，跟他们聊天，做笔记，比较集中的调查时间至少持续了六个月，开始写之后还在不断地调查，可以说贯穿始终。《追日》的第三部分写到新墨西哥，所以那段时间我常常就跟太太两个人在那一带开着车转悠。其实调查这件事，我很难准确度量时间，因为有好多问题其实一直萦绕在我脑中，比如对人工智能的兴趣我很早就有，甚至最初写《赎罪》时我试图把它写成一个科幻故事，男主人公的脑子里植入某种芯片……幸好这些胡思乱想没有持续很久。我的意思是，我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是持久的，所以一直在做这方面的材料准备，很难说清我为新作《我这样的机器》准备了多久。比较明确的是《星期六》，写这部小说之前的准备工作长达一年半。
q：通常会把《追日》看成是一部写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化的小说。不过，在我看来，这小说中更重要的是人性。我想，在文本中，你对人的关注还是比对天气更多一点点。别尔德这个人物浑身都是缺点，很不讨人喜欢。但是，随着故事的进展，我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像一个滑稽的悲剧英雄。他没心没肺地饱食终日时，倒是基本可以保持岁月静好。但随着那个意外降临，他得到了一个奇特的机会，他的那种变形的英雄主义居然爆发。他以为自己能用一种极端利己的方式拯救世界，到头来却发现他连自己也拯救不了。
a：温室效应是一件多么抽象的事，你当然不能直接写一个勇士跟天气斗争。所以我写了一个机会主义者的故事。你说这是个“滑稽的悲剧英雄”，我懂你的意思，我愿意把这话说得更彻底一些——他是个“反英雄”。所以美国人对这个人物很有意见，他们认为男主角理应是个正面一点的形象，这跟美国人深厚的宗教基础有关。他们不喜欢别尔德这么个“坏人”。美国人通常比较天真，他们曾经问过我：“你的《坚果壳》里写一个胎儿在子宫中的自述，所以这部小说的主题是不是反堕胎呢？”说回《追日》，别尔德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反英雄”，但他同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他很贪婪，对饮食男女的贪欲没有止境，在他身上交织着很多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人类都是从很早开始就砍伐树木、破坏环境的。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有多么危险，但事情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就像有人已经很胖，知道自己不能再多吃，但就是停不下来。问题在于，我们节制自己的欲望是为了惠及后人，但我们见不到他们，他们也没有机会感谢我们。你可以看看现在特朗普对环境保护的态度，就会觉得我们对未来真是没办法乐观。我昨天在跟你一起吃饭，我们都喝了一碗非常美味的鸡汤，我当时就在想，也许为了保护环境我们应该放弃一点吃肉的乐趣，但实际上我放不下那碗汤，太好喝了……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和讨厌的别尔德并没有什么两样。
q：你刚刚完成一部二十多万字的长篇《我这样的机器》。这一回你再次闯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些天你一直在各种媒体上聊人工智能，不过我最感兴趣的是这个故事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当时英国正跟阿根廷在福克兰群岛上开战，撒切尔夫人正在唐宁街搞权力斗争。在你的笔下，一方面，有关时代背景的细节是逼真的，另一方面，你把那时的科学发展状况做了很大的改动，与真实的历史形成反差。你知道，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下，我们都买不到你在小说中描述的那种跟真人高度相似的机器人。所以，实际上，你用过去时写了一个未来的故事。我觉得这条时间线很奇妙，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写？
a：我很少看科幻小说，因为那通常发生在遥远的未来。我把这个故事设置在过去，是为了暗示，现在的科学发展水平，某种程度上也是拜历史偶然性所赐。谁也猜不到工业革命会在欧洲西北部的不起眼的海岛上兴起，然后改变整个世界。这种偶然性很迷人。所以我想在小说里做一个这样的游戏，改变一点对历史上科学、政治的设定，看看会发生什么。同时，整体氛围仍然是我们熟悉的，故事模式仍然是具有亲切感的，你会看到一个经典三角恋，看到复仇——一个女人如何向一个强奸了她朋友的男人复仇，而机器人在这里是个叙述者，他的视角当然也会引发我们对人工智能伦理的思考。
q：你从早期的“恐怖伊恩”时期，转变成一个似乎“更具有同情心”的作家，这样的转折常常在访谈中被提起，我想你一定已经无数次回答这样的问题了。不过，我常常觉得，这样的问题本身也是片面的。我觉得在你中后期的作品中，黑色的那部分并没有消失。切瑟尔海滩婚床上的尴尬瞬间（《在切瑟尔海滩上》），物理学家家里的桌角引发的血案（《追日》），深夜失眠的医生目击窗外坠毁的飞机，谁能说这样的情节不是黑色的？在我看来，你最近十多年的作品努力呈现的是一个更丰富更复杂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暗色也有亮色。你的作品变得比以前更宽阔也更成熟老到(sophisticated)。不过，成熟老到的作品是不容易驾驭的，有时候也很难取悦评论家和读者。他们也许还在怀念你早期更外露的锋芒，希望你写得更极端一些？
a：所有的作家都得改变。随着年龄增长，兴趣的转移，或多或少会变化。我曾经想象过，如果为了取悦评论家，我继续写我早期的那些黑色短篇，但我觉得那样我一定会发疯。我得说当时写那些是有具体原因的，比如当时我初出茅庐时不知如何引起注意，比如刚刚成立家庭时面临的各种问题，那是没办法重来一遍的。如果我回顾自己的整个写作生涯，我想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那些黑色的短篇，还有两个阴郁的小长篇（《水泥花园》和《只爱陌生人》）；第二个阶段是从那以后一直到《儿童法案》；按照我现在的猜测，第三个阶段，我写作生涯的最后一幕，应该是从《坚果壳》开始的。在这第三个阶段里，我可能会让自己与现实主义小说、与现实本身的联结变得松弛一点。我仍然会关注现实问题，但不一定会限制在现实主义的框架中。我不知道这一阶段最终会通往何方，我也相信不同的人会用不同的方式定义我的写作，但是无论如何，如果要我对自己讲一讲麦克尤恩的故事，我就会这么讲。
q：我注意到你在小说里常常写到音乐，主要是古典音乐，比如《阿姆斯特丹》和《在切瑟尔海滩上》。而你的小说结构也总是被精心设计、严谨铺排，就像缜密的古典音乐。音乐里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对你的写作产生影响？你最喜欢哪种音乐和哪位音乐家？
a：我的小说中出现那么多音乐，唯一的原因就是音乐对我很重要。我对音乐有很强的记忆力，总是能记住曲调。以前吹过长笛，不过后来停了，但我能熟练读谱。其实我听很多音乐，除了古典乐之外也听民谣、布鲁斯、爵士乐和摇滚。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关于“音乐意味着什么”的概念，我想音乐最好的特质就是它其实“不意味着任何事”。有时候音乐能帮我找到表现人物的方法，你知道《在切瑟尔海滩》上的男女主人公就有着截然不同的音乐口味。当然，有时候我纯粹是借人物之口表达我自己的音乐爱好。比如我特别喜欢室内乐，巴赫给我一生带来莫大的快乐和慰藉。
q：我很好奇你对图书巡回宣传的真实态度。在当了那么多年的著名作家之后，你对这些单调的、折磨人的工作是不是已经受够了？你在中国已经待了大约一星期，据你的观察，在中国的图书宣传和文化活动跟别处有没有什么不同？
a：怎么说呢，如果关于自己的话题说得太多，那你就会渐渐讨厌自己，你会觉得不真实。我其实并不介意那些问题，那些问题通常都不错，都来自聪明的、富有教养的人，问题在于，如果这样的情况持续太长时间，你会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幽灵，你在“假装成为自己”。所以重要的是节制。比方这次回国之后，我要确保自己有一段时间不做这些，也许到明年1月份再理会那些来自公关部的朋友。（笑）你真的不能把写作和宣传放在同一个时间段里。我喜欢到各国各地见到不一样的人，比如这次，但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让这些事情掏空你。我知道有些人特别喜欢并善于做这些事——我不会告诉你他们的名字——可他们真的能一直神采奕奕地面对公众，他们私下甚至会抱怨出版社没给他们安排足够的活动。如果我愿意，我可以一年到头都泡在这些活动里，总有各种各样的请柬从四面八方飞来，但我只能选择一小部分。这一回的时机真是非常好。我的新长篇刚刚完稿，在最后定稿之前我需要暂时放一放，这样改的效果会更好。访华的这一个多星期时间恰恰嵌在其中，真是完美的平衡。其实在中国的宣传，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也许中国的读者特别喜欢签名。（笑）我最高兴的是，我能像在别处一样，跟我的中国出版社建立长久的友谊。你知道，在英国，我从出道以来就没有离开过那个社（乔纳森·凯普），就像一个忠实的丈夫。
q：你是我的文学偶像。我这话绝不是恭维。我从三年前开始学着写小说，我把每次阅读和翻译你的作品作为我最重要的写作课。在很多层面上你都直接影响了我的虚构写作。所以，我想把最后一个问题留给自己。截至目前，我写的都是中短篇，最长不超过三万字，常常在怀疑自己有没有做好写得更长的准备。对于像我这样处在这个特定阶段的写作者，你有什么建议？
a：给别人提建议总是非常困难的。我只能从自身经验出发说两句。我记得我初次写长篇的尝试野心太大，最后只能放弃，改写了一个规模小得多的故事。所以我的建议是，寻找一个同样也适合短篇小说表达的题材，一个小规模的故事，看看有没有办法扩展到更长。甚或是两个短篇故事，你看看是否能将它们交织、糅合在一起。你可以从这里开始，无论成功或失败都不会给你带来太严重的挫败。带着你在短篇小说中的经验向小长篇（或者较长的中篇）进发。在这之后，你就只管展开翅膀好了——你会飞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