邀请伊恩·麦克尤恩的工作从两年前开始启动。然而，直到麦克尤恩在2018年10月24日登上从伦敦飞往北京的航班的一周前，他首次访华能否成行仍然是一个悬念。作为麦克尤恩十几个中译本的出版者和四部小说的译者，我记得两年来的所有琐碎细节，体验过所有的惊喜、跌宕和柳暗花明。我从没有想过，邀请麦克尤恩的过程也不乏“麦克尤恩式瞬间”。
好在结局就像《甜牙》一般完满。麦克尤恩在北京和上海的大部分时间里，天气都好得不太真实，他满心以为能见识到的北京雾霾也在第一天晚上便被大风吹散。酒店的会议室里，我坐在这位直接改变了我写作轨迹的七十岁老人面前，看他体贴地拿过我的手机放到自己跟前。
“这样录得更清楚一点。”
话题是聊到哪里算哪里的。但麦老师以他数十年接受采访的经验，在该讲段子的地方讲段子，在该说警句的时候说警句。在整个访谈还剩一两个问题就要结束时，他整个人笼罩在秋日午后的阳光中，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无论如何，如果要我对自己讲一讲麦克尤恩的故事，我就会这么讲。”
q：我翻译过你的两个标准长度的长篇小说（《追日》和《甜牙》，各二十多万字），一个小长篇（《在切瑟尔海滩上》，八万字），还有一个万把字的短篇小说。最新翻译的就是这个名叫《我的紫色芳香小说》（以下简称《紫色》）的短篇。在所有的翻译经历中，翻译这篇《紫色》的过程是最快乐的，因为它很短，相对轻松，易读，既具有巧妙的讽刺性，又洋溢着某种穿越时光的感伤。
a：关于这篇小说，我还真有个秘密。我有个朋友是策展人，我答应给他的展览的小册子写个故事，主题必须围绕“被偷走的影像（偶像）”。我答应了，但是我也几乎把它忘了——直到我在两年前染上流感。当时体温很高，我突然想起还有这份作业的期限将至，而我还一个字都没有写。然后，我穿着睡衣胡思乱想，那个故事就这么自动出现了。那么完整流畅，如有神助。我没法解释，只知道赶快抓住它。写那个故事只用了四个小时。
q：哦……为什么我没有得过这样的流感？
a：实际上此后我再没有碰上过这样的好事。唔……我也在等。
q：我注意到这篇的写作时间其实是在2016年，但你直到2018年才出版其单行本，而且以此庆祝自己的七十岁生日。其实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拿它来给你的写作生涯做一番概括，也算别有意味。它写一个作家偷走了另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人生。虽然你用一场高烧来解释它的灵感，可我还是想追问一句：作为一个写作者，你担心过“被偷窃”吗？有过那样的梦魇吗？
a：庆祝生日是出版商的主意。算是他们送给我的一份礼物吧。某种程度上这个小故事确实有一种总结的意味，关于小说和小说家。那种感觉就好像，那场邪门的流感在送给我一个好故事之后，符合狗血的戏剧逻辑的结局，应该是我就这么顺势圆满结束生命了——那真是挺适合当遗言的故事（笑）。至于“偷窃”，我并不担心被偷窃，但我害怕被人指控偷窃——说我偷走别人的想法。你知道，或多或少地，每个小说家都是小偷。我们的写作都始于阅读，我们都站在很多文学巨人的肩膀上——但同时，我们的肩膀也承载着巨人们的重负，并不是耸耸肩就能把它们卸下来的。我们阅读，我们聆听，我们总在寻找某些可以触动、潜入、点燃思维的东西，为我所用。那条界限如此微妙模糊，以至于你会在潜意识里担心自己不小心逾越它，或者被别人判定失去原创力，只能拿出因袭模仿的成果。
q：近年来你其实很少写短篇。自从早年有过那两个惊世骇俗的短篇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和《床笫之间》）之后，你就基本没再出版过短篇集。
a：看看我这四十多年的写作，相比短篇小说，可能我更持久的兴趣在长篇小说和所谓的“小长篇”(shortnovel)——通常也被称为“中篇”(novella)上。我想特别提一提这后一种文体。早期的《水泥花园》和《只爱陌生人》，后来的《在切瑟尔海滩上》和《坚果壳》，都属于这一类。在我看来，卡夫卡、托马斯·曼、亨利·詹姆斯、康拉德，都是用这样的文体贡献了他们最好的作品。因为这样的篇幅需要你精打细算，把事件的起承转合用十分经济的笔墨展现出来，你的控制力要经受很大的考验。它可能会将你的极限逼出来。它就像是一出舞台剧，三幕。你知道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是没有那种天然的结构的，你至少得看第二遍才能发现长篇小说的结构是怎样搭建的。但在中篇（小长篇）里，你能直接看到、感觉到结构，这是阅读的一大愉悦之处。
q：既然已经说到七十岁了，那我不得不说说这个讨厌的话题。真实的七十岁，和你以前想象中的七十岁有什么不同？
a：呃，我依然可以打网球，但登山的时候，或者努力试图想起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也许真的七十岁了。不过我想你其实想让我怀一怀旧。我得说，站在我现在这个年龄点上回首往事，我常常想起我母亲以前一直跟我念叨的事。她说她多希望回到四十五岁，那时我只有三十来岁，总是觉得这话很好笑——你为什么不想回到更年轻一点，比如，二十一岁？她说，不不，四十五是最好的。现在看起来，她是对的。你的体力和智力都在那时达到最佳，而且，从那时起终于不再有人叫你“青年作家”，你不用成天嘀咕鲍勃·迪伦那首《永远年轻》为什么一直能唱下去。这感觉还不错。
q：哈，我今年四十三岁……
a：那你还有两年就可以庆祝人生最美好的时刻了。（笑）
q：实际上在我翻译的这几本书里，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甜牙》。我清晰地记得翻译最后一章，那封长信时的情景，我记得我居然忍不住掉下了眼泪。之前的叙述设定的前提，在最后一章中被推翻，而文本中隐藏的一些细节，因为这种推翻而获得全新的意义。其实类似的叙事套路在《赎罪》中已经用过一遍了，但我仍然觉得它在《甜牙》中的运用是独一无二的，充满新鲜的张力。你觉得，两者之间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a：谢谢你的眼泪。我想，表层上的不同有很多。比如《赎罪》是一个看起来客观的第三人称视角，最终被反转；而《甜牙》则通篇都是塞丽娜的第一人称自述，最后一封信将真相复原。《赎罪》更沉重一些，它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小说家是上帝，那么谁来审判上帝”。《甜牙》则把小说家放在与间谍互相对照的位置。当（塞丽娜）以为她是一个带着任务来侦查小说家汤姆的女间谍时，她自己在无形中成了被“反侦查”的对象——而所有出色的小说家的使命，也正是成为一个合格的“间谍”。
q：这是《甜牙》最动人的部分。汤姆在那封信里说：“为了在纸上重塑你，我必须成为你。当我把自己注入你的皮肤时，我就应该猜到会是这样的结果。我还爱你。不，不对，我更爱你了。”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情感力量最充沛的情书，尤其是，它居然出自你这样一贯冷静的、深谙反讽之道的作家。
a：我只能说，这是叙事的本质，也可能是爱情的本质。是的，《甜牙》与《赎罪》最大的区别是，它有一个看起来完满的结局，布里奥妮的罪孽在《赎罪》中是无法获得救赎的，但《甜牙》展现了虚构的另一种力量——它可以破坏爱情，也可以拯救它。
q：关于《甜牙》的元叙事层面，已经被讨论得足够多。我想暂时回到它的表层故事里。《甜牙》发生在所谓的冷战时期。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谈论这段时期，都是一个复杂而吊诡的问题。比起几年前来，当下的国际政治环境更为严酷和复杂。有人说全球化已然崩溃，某种形式的新冷战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我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关心国际政治的作家，每天不看报纸就没法活的那种人。所以我想听听你的看法。在当今时代，一个像《甜牙》这样的故事似乎并没有过时？
a：在西方，人们曾经普遍认为，二战之后的人类有了很多层面上的共识。尽管仍然有战争，但在近五百年里，战后这段时光很可能是暴力最少的年代——哪怕始终有人在破坏规则，但你至少知道规则是什么。现在的这种“崩溃”有太复杂的背景，在欧洲，在我们英国，主要表现在移民问题上。我们可以列举很多问题，但我想最重要的问题是，那些不得不为新来的移民腾地方的人位于底层，而不是顶层。左派和右派永远在鸡同鸭讲。我们面对的是一场“完美风暴”。我并不认为现在的危机会在形式上简单重复当年的冷战，当年的冷战毕竟也达成了一种可怕的平衡。现在也许要比当年危险得多。我们这两天看到沙特记者的事件就充满恐怖的戏剧性。现在的问题是，能从大局考虑问题的成年人在哪里？也许欧洲最后一个成年人是默克尔，但是看看她现在因为移民问题遭到多少攻击。无论如何，我始终相信全球化是利大于弊的，来中国的老外越多，去国外的中国人越多，人们对于他者的恐惧就越少。我们需要互相理解，才能抵御人类面对的共同的问题，比如我在《追日》里写到的气候问题。一国治理气候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有站在一起才有希望。
q：我听说《甜牙》将被改编成电影，剧本也是你写的。在小说技术上的复杂其实反而会给电影改编带来不少难度吧？
a：其实剧本在两年前已经写好。你说的小说叙事上的招数确实是改编上的难点。比如说，小说是文本套文本的，男主人公汤姆本身是个小说家，《甜牙》里一共出现了他写的六部小说，都被不同程度地概述或者摘引。这其中，有三部在我早期的短篇小说集《床笫之间》里能找到原型——借此，晚年的我似乎可以跟早年的我达成某种对话，另三部出自新的构思，可以算是现编的。我把《甜牙》改编成剧本时，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地去掉这些部分，因为它们在影像中是很难被表现出来的。不过我终究还是完成了。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故事的视觉呈现必然不是单一的，类似于“马赛克”的效果。塞丽娜的叙述汤姆是无从得知的，反过来也一样。中情局和军情五处开会的时候，他们俩也蒙在鼓里。好莱坞可能觉得这样写太复杂，他们想要一个女明星，想让她戏份更多，要让她控制整个叙述。所以这个剧本目前还搁置着，这事很让人心烦，但电影就是这样。
q：啊，好遗憾啊，我还等着这片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