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我发现《好工作》里有一个巧合，主人公维克多·威尔考克斯(victorwilcox)的名字与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中的人物姓名完全一致，而且这两部小说的主题都是想探讨现代工业化与个人心智求索之间的冲突。这两部小说之间是不是存在刻意安排的互文？或者说《庄园》是不是激发了你创作《好工作》的灵感？
洛：说来可笑，这部小说我是写到一半，才发现此维克多跟《庄园》里的维克多重名的。而且，正如你所言，我们这两部小说其实在主题上遵循的是同一个传统。但是，除此之外，它们并没有更多的联系，《好工作》还是我自己的小说。我私下猜想，之所以福斯特和我会同时选择这个名字，也许是基于同样的想法：维克多(victor,victory)让人联想到“胜利、征服、在生意上获得成功”，威尔(wil,willpower)代表“意志”，考克斯(cox,cocks)在英文里又有男性生殖器的含义，所以加在一起，这是个非常阳刚、极端男性的名字，从而与人物本身的性格形成某种对照关系。
黄：我个人很喜欢您在1995年发表的小说《治疗》。我注意到您那时大约是六十岁，正好比您笔下的男主人公大几岁。而您笔下的人物性格刻画是如此成功，让我忍不住想问您，您本人是否也像那位男主人公一样，经历过一段时间的心理危机，并且最终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治愈”？
洛：我得声明这故事不是自传，我的婚姻并没有像男主人公一样破裂。但我跟他的经历确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我的心理也确实经受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的沮丧和消沉。这部小说的灵感来源于我个人的心理低落期，不过这种低落是具有广泛意义的，某种程度上是蔓延在现代西方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在我写这本书的90年代，身边到处都是关于心理治疗的书籍和“百忧解”之类的忧郁症药物。另外一个可能比较直观的联系是，我也像这位主人公一样，膝关节有问题，而且当时恰好我也在电视界参与制作节目——这些都被直接用到了小说里。
黄：您前两年出版的小说《作者，作者》以大作家亨利·詹姆斯为主角，文本里少了很多调侃的意味，这跟您以前的作品是截然不同的？您能告诉我原因吗？
洛：其实《作者，作者》里仍然保持了一些讽刺的元素，只是藏得更深了一些。比如亨利·詹姆斯跟画家乔治·杜穆里埃的交往，比如詹姆斯生前的寂寞与他死后的赫赫声名之间的反差，都是具有喜剧效果和讽刺意味的。但是，总体而言，我确实是刻意减少了以前作品中那些惯用的讽刺手法，这很大程度上是由小说主题决定的。詹姆斯的故事里不是没有滑稽的成分，但我更想表达的是对他的理解和同情，表现他受到的挫折，他身上的女性倾向，等等。另外，《作者，作者》其实是一部“非虚构小说”，表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以那种狂欢式的喜剧腔调去表现这个主题是不恰当的。
黄：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你近十年的作品在风格上其实是发生了深刻转变的？讽刺的成分越来越少？
洛：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也许改变在十多年前就开始了。从《天堂消息》到《治疗》再到《思考》，虽然都包含了讽刺成分，但哲学思考的分量却在逐步加重，而且运用第一人称的篇幅也比原来大大增加。到了《作者，作者》，就变成一阕挽歌了。
黄：在中国，喜欢您作品的读者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圈里，也就是所谓“高眉”阶层。您觉得这与英国的情形有什么两样吗？
洛：不太一样。我确实是为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写作的，那些整天玩填字游戏的人大概不会对《小世界》感兴趣。但在英国，我的这些读者似乎不能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当然，也许他们大部分上过大学。你知道，在英国，所谓“文学小说”和“娱乐小说”的界限是相当森严的，所以那些拿起文学小说的读者，肯定不会怀着单纯寻求娱乐刺激的阅读期待。他们一般是受过教育的，但我想，那个门槛应该会比你说的中国读者低一点。我猜，中国读者因为相对不那么熟悉英国的社会现状，所以喜欢我作品的读者需要具备足够多的这方面的背景知识，需要足够的理解力去跨越文化障碍……说实话，我自己就挺难想象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黄：在中国，也有不少大学生喜欢您的作品。
洛：对，我确实听说我在国外的读者里有很多大学生。我想可能他们是受了老师的影响。教师比较能够认同《小世界》这样的小说，而且他们也熟读我的文学理论作品，所以他们就喜欢在课堂上分析我的小说。在法国、德国、意大利，都有这样的现象。
黄：说到您这些年在知识圈的影响，也许有一件事情您会很有兴趣知道：您在上世纪70年代写下的一些文章，其中有不少句子被收进了中国最权威的双语词典——《英汉大词典》，作为我们学习英语的规范例句。
洛：真的吗？哈哈，我自己也可以提供一个滑稽的小故事。英国有一部著名的词典叫《柯林斯cobuild词典》，他们有个很大的词库，其中也用到了我的小说。有一回，我自己在写文章时想用一个短语ringoff（即掐断电话），突然又觉得满腹狐疑，吃不准这个短语用得到底对不对。于是我拿起《柯林斯cobuild词典》，赫然发现这个短语后面所跟的例句居然引自我本人写的小说《换位》。当时我大吃一惊，心里想，糟了，也许我把整个世界都给误导了。
黄：既然说到《换位》，我们就不能不说到美国。我们都知道，《换位》之所以诞生，是因为您两度作为交换学者旅居美国，我甚至在某些文章中看到，别人论述您的作品具有浓重的“美国情结”。您能不能简略比较一下英美两国当代文学以及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真的像《换位》里那样戏剧化吗？
洛：从现在的眼光看，《换位》已经成了一部历史小说，它只能反映六七十年代的状况，如今这两个国家都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先说文学。就六七十年代而言，当时的英国小说似乎远远不如美国小说那么有趣，那么生机盎然、雄心勃勃，那段日子正是索尔·贝娄、菲利普·罗斯、约翰·巴斯们不断涌现的时候。当时，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英国小说家都得承认，我们受到的启发更多地来自美国而非本土。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在某种程度上，英国文学赶上来了，风格更多元，特别是此时出现了大量后殖民小说家，使得英国文学呈现出多种文化融合的繁荣景象，比如我们都熟悉的萨尔曼·鲁西、石黑一雄，等等。再说日常生活，我可以谈一谈在《换位》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教育体制。我想这种对比如今已经不复存在，英国的学校已经大量采用了原来通行于美国的模块式课程体制，从而使得学术界的职业竞争与美国一样激烈。而当下的英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也越来越接近于美国式的生活富足、消费至上。
黄：宗教在您的小说中一直占据着重要而特殊的地位。然而我一直能从您的作品中感觉到，您对于天主教的态度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您会在文本中批评某些严厉的、不近人情的教规，《大英博物馆要塌啦》里就讽刺了天主教不准避孕、不准堕胎带给教徒的困扰；而另一方面，您似乎又很喜欢替小说安排一个牧歌式的、具有宗教情怀的结尾，比如《治疗》末尾的那场朝圣。因此我很希望您能聊聊自己对于宗教信仰的看法，以及这种宗教观对于您的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
洛：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我知道中国读者对于基督教背景比较陌生，因此我会尝试回答得尽量简短些。首先，我受的教育有比较浓厚的天主教背景。我从小就被身为天主教徒的父母送到了教会学校，而我是他们的独生子。年轻时，我对那些探讨天主教问题的小说很感兴趣，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的作品，它们在四五十年代相当流行。我那时的倾向是颇为正统的，我觉得宗教是作家用来抵御凡俗世界的武器。不过如果你把我的作品按时间顺序排列，你就会发现我的怀疑倾向越来越重，虽然我从来没有达到完全离经叛道的地步。至少，我到现在也还是坚持做弥撒的。怎么说呢，我认为，宗教是一个人努力去回答那些终极问题的过程，谈论宗教永远不可能脱离其特定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背景变了，对宗教本身的阐释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所以现在许多牧师可以结婚生子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时至今日，大多数人仍然不愿意相信，天下只存在着一个物质世界，那种精神层面的维度似乎一直都在我们身边，而这个领域正是作家致力于探索的。这也许就是宗教对我的作品所产生的影响，这个主题在另外几部没有翻译到中国的作品——比如《你能走多远》里面，开掘得更深。我是不是说得太抽象？
黄：我想我能明白你的意思。那么，探讨天主教问题的小说，在英国本土是否会引起争议呢？
洛：不，应该不会。与伊斯兰教的高度敏感不同，在这里，谈论基督教基本上是百无禁忌的。事实上，有不少牧师都是我的读者。
黄：您目前在写什么？
洛：我在写一本新小说。虽然我目前已经看到了完工的迹象，但仍需要大量的修改。不过我从来不跟任何人谈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一直有个禁忌，从来不跟别人透露手头在写的东西。因为一旦别人做出反应，就会干扰到我的写作。所以我一直保着密。可是保守这个秘密真难啊，因为它是你日思夜想的东西，你始终会有开口谈论它的冲动。不过我可以透露一点，它完全不像《作者，作者》，如果一定要类比，它也许与《治疗》的相似度还更大一些。
黄：您是否介意谈论一下您的家庭和日常生活？这些部分对您的文学生涯是否产生过比较显著的影响？
洛：我不介意。作家不可避免地会将生活中的痕迹带入作品，但我相当敏感，尽可能避免作品对家庭成员和朋友造成伤害。对于那些简单将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对号入座的说法，我一般都是坚决否认的。大概只有一个例外，《换位》里的莫里斯·扎普的原型是我的朋友斯坦利·费舍，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他自己好像也挺为此而骄傲。哈哈。说到我的家庭，我只能简略提几句。我的婚姻美满，从一而终，虽然我写过不少婚外情、性冒险，但我本人的生活是比较单调的。我的妻子当了很多年的教师，她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不是那种概念化的充当作家秘书和内勤的妻子。她有她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在艺术方面有专长。我有三个孩子：长女是个生物学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她在科学上的天分要高于对文字的兴趣，这一点很让我们意外；长子是个律师，他同样是在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才决定了自己的职业归宿。我们总共有三个孙儿孙女。他们的住所都离我很近，因而我们的联系很紧密。我的小儿子先天患有唐氏综合征，虽然他的残疾不是很严重，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但仍然需要长期的照看……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这件事对我们当然是一桩不幸。他现在过得不错，在社区的一家工厂里上班，他很喜欢007和利物浦足球队。情况不算太糟，不过，回顾这一生的经历，大概这可以算是我碰到过的最棘手的问题，尤其对我的妻子影响很大。她不得不将自己的教学从全职改为兼职……生活就是这样，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