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文学意义上，2000年是“歇斯底里”元年。
那一年，詹姆斯·伍德发明了一个文学新词：歇斯底里现实主义(hystericalrealism)。这个词从未成为严谨的文学分类术语，却成为伍德本人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标签之一。因其形象、耸动而意义含混，这块标签经常被好事者随手贴在相干或不相干的作品上——贴得越便利，意义便越含混。
让我们回到文本。这个词首先出现在美国的《新共和》杂志上，伍德应约撰文评论扎迪·史密斯的第一部小说《白牙》。《白牙》是那一年英语文坛的现象级作品，作者的年轻与其显露的才华似乎构成具有审美意义的反差，在销量与奖项上的成功都在意料之中。伍德的批评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不只是在枝节问题上商榷，更是直接将《白牙》作为典型案（病）例，定义小说史演进到世纪交替时罹患的系统性综合征。对于一部处女作而言，突然背上这样大的命题，难免有过载之感。
但伍德显然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他将《白牙》与鲁西迪的《她脚下的土地》、托马斯·品钦的《梅森与迪克逊》、唐·德里罗的《地下世界》、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无尽的玩笑》合并同类项，总结出以下几点共同属性。其一，这些小说都像是不愿静止、羞于沉默的永动机，故事套故事，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活力——而且是将嘈杂的生活的活力误认为戏剧的活力。其二，它们讲述的故事太丰富，太具有关联性，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互相纠缠，成倍数地自我繁殖。其三，这类小说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它们并不是违背物理法则的故事，指责它并不是因为它缺乏现实，而是因为它在借用现实主义的同时似乎在逃避现实。其四，逃避或者说试图掩盖的究竟是什么呢？伍德祭出他在该文中最有杀伤力的指控——掩盖的是在人物塑造方面的乏力。伍德说，“这些小说充满了非人的故事……人物不是真正的活人，不是完整意义的人”。
伍德的文字有清晰的逻辑。前两点论证“歇斯底里”，第三点界定“现实主义”，最后来一个全垒打，用一个漂亮的弧线直接把“这类小说”击出一流小说的赛场。
这个故事在2001年10月迎来续集。当时，“九一一”的阴霾真真切切地悬浮在空气中，连伍德也要收起戏谑的口吻，严肃地在《卫报》上的一篇题为《把你的感受告诉我》的文章中探讨劫难后的当代小说该往何处去。这回被拉出来当作解剖样本的依然是扎迪·史密斯，她在一次访谈中的言论成为伍德瞄准的靶心：“作家的任务不是告诉我们某人对某事的感受，而是告诉我们世界是怎样运转的。”伍德认为，史密斯的这种说法不过是司汤达那句名言的变体。司汤达说，小说可以是摆在马路当中的一面镜子，精确地反射现实。但是，伍德说，如今，当你走在曼哈顿附近，司汤达的镜子，连同镜中万千映像，都会被炸弹击中，灰飞烟灭。
在伍德看来，“九一一”必然也必须是一道分水岭，它让鲁西迪的新书《怒火》中罗列的时事八卦迅速过时，让当时刚刚出版的弗兰岑的《纠正》中那个关于“大规模灾难似乎再也不会降临美国”的句子显得荒诞可笑，让德里罗曾经的论调——“如今的恐怖分子干的是小说家曾经干过的事，即改变文化的内在活力”显得轻浮愚蠢。伍德点这几位的名当然不是随性而至，因为他随即把自己前一年对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定义又重申了一遍，而这一回讨伐的立场甚至更为鲜明。他斥责德里罗的小说观遗毒深远，这种观念把小说家视为“某种法兰克福学派的表演者、文化理论家，以‘辩证法妖术’与文化开战”。对于那些喜欢在小说中炫耀知识的作家（理查德·鲍尔、汤姆·沃尔夫），伍德已经不想在字里行间掩饰他的反感了。他连用了三个感叹号，讽刺他们居然知道如何在斐济做咖喱鱼，知道基尔伯恩的恐怖分子邪教组织，知道什么是新物理学。
饶有意味的是，伍德这一段批判的另一个靶子——德里罗，早在1997年就在《地下世界》里把世贸双子塔作为东西方对称式分裂的象征，他对于“九一一”惊人的预见性却被伍德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冷漠、虚无的表现，这也许是伍德的个人批评史上为数不多的因为义愤填膺而导致“动作严重变形”的时刻。
“九一一”之后，痛心、惶惑乃至感情用事的气氛在美国知识界弥漫良久。不过，即便滤掉这层杂质，我们还是能从这篇文章里看到伍德对于“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批判是系统性的——从技术层面直抵精神内核。伍德的反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作家“知道”得太多或者对此太过沾沾自喜，他的谴责隐约指向小说文本中态度、立场以及道德感的缺失。仿佛在“九一一”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那些充斥于后现代文学中的反讽、虚无和颠覆终于让伍德忍无可忍。于是，在这篇檄文的末尾，他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如今，无论是用歇斯底里现实主义错误的小丑做派蹦蹦跳跳，还是沿着简单地忠于社会现实主义的道路蹒跚前行，都会越来越艰难。这两类作品似乎都有些断裂。这样一来，也许反倒留出了空间，给审美，给沉思，也给那些不告诉我们‘世界如何运转’却叙述‘某人对某事的感受’的小说——准确地说，是各色人等对于各种事件的感受（我们通常称之为‘关乎人类’的小说）。我们希望能有空间供这样的小说立足：它能向我们表明，人类意识是最真实的司汤达式镜子，无助地反射着近来愈显黯黑的时代之光。”
一周之后，扎迪·史密斯在《卫报》上以更长的篇幅回应伍德，文章标题是“这就是我的感受”。虽然标题针锋相对，但史密斯行文明显采取守势，笔下流露着被权威评论和政治正确围攻的错愕与委屈。在“歇斯底里谱系”中，她辈分最小，却要在匆忙间代表高傲的品钦和鲁西迪们作自我辩护，其诚惶诚恐可想而知。她说文学是一座宽阔的教堂，她不相信伍德本人会认定这座教堂里理应缺席《午夜之子》和《白噪音》这样伟大的作品，此其一；其二，谁都不可能成为所有时代的所有作家，作家不是写自己想写的，而是写自己能写的，史密斯曾经试图模仿卡夫卡，也曾大量阅读卡佛和卡波蒂，但一下笔，她却只能成为自己——一个在伍德眼里“歇斯底里”的自己。
这篇文章的主体部分，是史密斯在以上两点的基础上，对伍德的质疑提出质疑。比如说，那些她和伍德都认同的小说——梅尔维尔的《书记员巴特尔比》，纳博科夫的《普宁》——真的在精神气质上站在伍德所谓的“辩证法妖术”的对立面吗？这些作品同样充满巧妙的机关，它们的人道精神来自对语言的敬畏、下笔的精准、智力以及最为重要的幽默感。另外，在史密斯看来，伍德的指责其实暗示着一个“陈旧的观念”，即认为“灵魂就是灵魂”，一种类似图腾、信仰式的存在，不可能凭借技术设计、制造出来，不可能从不可思议的情节中杀出一条血路，也不可能被一个事件、一个套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一旦将“灵魂”与技术强行剥离，对“灵魂”的呼唤就显得似是而非。史密斯困惑地问伍德他到底在反对什么。“讲笑话是非人的？加注解是非人的？抑或那些长长的词语？术语？知识分子气的含沙射影？如果我在文本里安排一个孩子，会不会显得更有人性一点？”
不过，看得出来，在后“九一一”的语境中，所谓的“缺失人性”的指控还是对史密斯造成了困扰。一方面，她呼吁像她这样的小说家不要被近来针对“智力写作”的攻击所挟持，不要被“反讽已死、心灵回归”之类的口号所蛊惑，继续在小说中保持头脑与心灵的平衡（“在这些作家中，明明也有大量的‘心灵’和‘人性’”，史密斯的愤愤不平溢于言表）；另一方面，在该文结尾，她也诚恳地表达对卡夫卡、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那种“留白”式写作的倾慕，小心翼翼地追问，他们那种对文字的敬畏和关注、对自我的压抑是否就是伍德对小说家的期许。那时的史密斯刚满二十五岁，就像早慧的高材生突然被老师抓住小辫子，只好半真半假地表决心：“也许我永远都成不了那种真正的作家，那种我喜欢读的作家——不过，还是那句话，也许我会试试。我拿不准这一点有多重要。不过，我们走着瞧吧。”
二
文学样式不是集中营，并不是把符合条件或曰“具备嫌疑”的作家圈进去，就算完成了历史使命。回过头来看，伍德发明的标签之所以值得再探讨，就是因为在时过境迁、消解了褒贬之后，它仍然提供了有趣的阅读和诠释的思路。正是在此意义上，追溯被划进“歇斯底里圈”的作家群在这个文学事件发生后的轨迹，才有其必要。
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1996年出版被伍德判定为“歇斯底里”代表作《无尽的玩笑》之后，几乎在文坛销声匿迹。直到他在2008年自杀身亡之后，又过了几年，未完成遗作《苍白的国王》才出版，得到普利策小说奖提名，但没有得奖。总的来说，《苍白的国王》具备“歇斯底里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篇幅长，滔滔不绝的对话，对国税局雇员的繁琐事务的描述仿佛永无穷尽，还有大段大段华莱士标志性的让普通读者难以忍受的注解。
千禧年之后的鲁西迪，仍然保持着稳定的产量，一共出版了五部中等规模的长篇小说。题材没有革命性的拓展，篇幅略有收敛。他的“故事永动机”依然运转得乐此不疲——如果比较一下前期的《摩尔人的最后叹息》和后期的《佛罗伦萨的神女》，你会发现叙事的难度有所下降，阅读亲和力则相应地上升，但《午夜之子》那样的现象级作品似乎很难再出现。同样地，德里罗在近作《大都会》《坠落的人》和《欧米伽点》，品钦在近作《性本恶》和《放血尖端》（2020年11月中文版出版时名为《致命尖端》）里都显示了相似的迹象：“百科全书”的框架还在，但不再有一千多页的厚度；反讽的惯性还在，但隐秘的怀旧情愫也绵延于字里行间。自然规律难以抗衡——“歇斯底里”尤其需要的旺盛体力，正在几位老作家身上日渐衰减。
但品钦毕竟是品钦——他的文本规模虽然缩小，但对于现实仍然保持着高度敏感性。在《放血尖端》中，他直面“九一一”（那几乎是这段时间里美国作家的同题作文），却坚决避开抒情，不把伍德提倡的“关乎人类”大写加粗地置顶于文本表层，而是立足于互联网视角，研究在恐怖主义语境中“世界是如何运转的”——没错，这一点又是伍德坚决反对的。但汉松在《恐怖之“网”》一文中对这部迄今尚无中译本的小说的论述，抓到了文本的实质：“品钦显然是熟悉《地下世界》的。某种程度上说，他在‘深网’和纽约‘垃圾场’之间建立的换喻关系，是对德里罗的‘双子塔’和‘互联网’这套隐喻体系的进一步拓展与批判，让读者看见在互联网中同样存在着‘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的断裂。”
总之，德里罗也好，品钦也好，处理现实的手段确实对习惯于悲天悯人的19世纪叙事和不断向内测量人类心理深度的20世纪叙事的读者构成挑战，甚至是冒犯。问题在于，世界早已不再是19世纪的模样，离20世纪也渐行渐远。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互相嵌套、互为表里时，我们的叙事方式和节奏，我们遵循的叙事伦理，我们在文本中把握的“头脑与心灵”之间的平衡，是不是理应有全新的面貌？对于这个问题，“歇斯底里现实主义”作家的答案，只是比其他作家更为坚决而已。
然而，伍德的态度同样坚决。继《白牙》之后，扎迪·史密斯的第二部长篇《签名收藏家》在情节的复杂性、人物的数量上明显做了减法，却还是收到了伍德的“打卡式”差评。伍德这篇题为《归根结底的非犹（太）性》的书评，与之前的论调一脉相承，没有展开赘述的必要。在他看来，史密斯的这部看上去围着犹太人和犹太性打转的作品，徒劳使用了一堆刻板的“卡通式”形象，到头来仍然像她的处女作一样，捕捉不到犹太人的灵魂。
伍德与史密斯之间的恩怨似乎在这本书以后告一段落。我们当然无法确定，这场辩论在史密斯此后的写作生涯中是转化为动力或者投下了阴影，但她的近作《西北》和《摇摆时光》都不以压倒式的信息量取胜，而且显然缩短了句子的平均长度，把人物的情感表达变得更为直接，略显刻意地减少学院气。甚至，在仅仅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使馆楼》中，并不常写短篇小说的史密斯向我们示范了典型的《纽约客》式写作，简洁有力，留白宽阔，视角拉低，文本中隐约闪现着倔强的高材生仿佛在不经意间流露的骄傲——要心灵有心灵，要人性有人性，甚至还特别节制——伍德的高级配方，史密斯也是可以信手拈来的。
但我始终最喜欢史密斯2005年的长篇小说《美》。这部在气质上最接近《白牙》的小说，是那种你一边读一边可以想象作者在敲打键盘时如何大笑、冷笑或者含着眼泪微笑的作品。《美》赖以建立的核心，恰恰就是伍德最为反感的——“一切人和事都以某种方式与偏执和主题搭上关系……这些小说都迷恋人物之间的关系，就像互联网中的信息”。
《美》中的两个学术家庭的结构，几乎是完全对称的：新自由主义者贝尔西是个来自英国的白人，娶了一位在婚后迅速发胖的黑人太太，并且依靠她富庶的家庭在美国扎根；而新保守主义者基普斯一家子都是高大的黑人，先是住在伦敦，隔着大西洋与贝尔西在打笔仗，再是搬到新英格兰地区的某所不是藤校、但努力与藤校攀比的高等学府，与其共事。贝尔西和基普斯的研究领域高度重合，学术及政治观点针锋相对——可想而知，这样刻意的设定，人物甚至不用开口，就已经有天然的反讽效果了。
不过史密斯当然要让她的人物开口说话，而且个个妙语如珠，随便翻开一页都能找到足够编进情景喜剧的台词，比如形容一首诗，会说它“似乎将性高潮的所有不同要素都拆卸开来，就像机械师拆卸一台机器一样”。从伍德的眼光看，这样随时抖机灵的写法虽然“非常漂亮”，却也“让人沮丧”，因为她“甘心让作品中的段落堕落成卡通形式和一种贪婪而动荡的极端主义”。
被伍德有意无意忽视的至少有三点：首先，“贪婪而动荡的极端主义”，恰恰在某种程度上精准地反映了时代特征。对于当代社会人际交往的速度之快、活动范围之大、蝴蝶效应之微妙复杂，史密斯以一种夸张的卡通化的形式密集呈现，常常反倒是恰如其分的。其次，当代读者，至少是一部分读者，对于叙事速度和文本信息量的要求，超过伍德的想象，他们是“歇斯底里”的潜在受众。最后，史密斯的喜剧以悲剧衬底，只是被喧嚣的前景遮蔽，识别它需要某种更暧昧、更现代的审美力。在小说的后半部，随着闹剧如陀螺般越转越快，小说主人公的“卡通性”减弱，他感觉到自己不仅在渐渐失控，而且孤立无援，但他不知道能用什么方式挽回。于是我们看到，他“想象着他的家人像是希腊戏剧中的合唱团，为他颓丧，为他愤怒，却在他登台的瞬间从舞台上迅速撤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