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这位法律顾问所处的环境是个罪恶的渊薮，他所看到的孩子，无非是大批大批生下地来，日后一个个难逃毁灭的下场；假设他经常看见孩子们被带到刑事法庭上来受到严词厉色的审问；假设他成天只听到孩子们坐牢的坐牢，挨鞭子的挨鞭子，流放的流放，无人过问的无人过问，流落街头的流落街头，纷纷准备好上绞架的条件，到长大了就给绞死。假设他有理由把每天执行律师业务中所看到的孩子，几乎一律都看作是鱼卵，到孵化成鱼以后，迟早都要落入他的渔网之中——迟早要被告到官里，要请人辩护，要弄到父母不认，成为孤儿，总之就堕入了魔道。”
“我懂您的意思，先生。”
“匹普，假设在一大堆可以搭救的孩子当中，有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爸爸满以为她已经死了，而且不敢闹嚷，那妈妈呢，这法律顾问也自有降伏她的办法，他对她说：‘我知道你干的好事，知道你是怎样干的。你去过什么什么地方，你为了摆脱嫌疑，作了如此这般的安排。我把你的行踪调查得一清二楚，所以一件件都说得上来。我劝你还是舍下这个小女孩，如果为了要辨明你无罪，非得她出头露面不可，那又另当别论，否则，我劝你还是舍了这孩子。你把孩子交给我，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力量来搭救你。如果你得救了，你的孩子自然也就得救了；万一你不能得救，你的孩子还是可以得救。’假设那个女人就照此办理，后来无罪开释了。”
“我完全明白您的意思。”
——《远大前程》第五十一章
21世纪的鲁尼有理由羡慕19世纪的狄更斯。无论她的小说里藏着多少19世纪的灵魂，她都不可能这样自信地塑造人物，不可能让她的人物表演得如此酣畅尽兴。我们仍然可以欣赏19世纪的书写方式，却不再具有同样的语境。
律师贾格斯是《远大前程》——甚至是所有狄更斯小说里写得最好的次要人物。狄更斯写律师特别出色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有两条：其一，狄更斯之父曾因无力还债而坐牢，甚至导致全家陪绑，时年十二岁的狄更斯亦因此得到在监狱里“实习”的机会，从此便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在司法界底层讨生活。狄更斯先后担任过律师助理（其实形同杂役）、庭审速记员和跑议会条线的报纸通讯员，在专事写作之后亦广交律师朋友，还当过一次陪审员。显然，从这些经历里，狄更斯积攒了大量不吐不快的写作素材。其二，狄翁本人因为《圣诞颂歌》屡屡被盗版，曾经投入大量金钱（诉讼费高达700英镑）和精力打版权官司，非但得不到期望的结果，而且给牵扯进了更为棘手的法律程序，以至于两年后再次遭遇盗版时，狄更斯干脆听之任之，因为“法律的傲慢与粗暴，已经让人恼怒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了”。
但狄更斯并没有因为对法律忍无可忍，就把贾格斯往粗糙里写。事实上，虽然是个配角，但就情节的建构而言，贾格斯是《远大前程》第二部的中心人物。因为律师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小说中的所有人物之间的关联往往需要通过贾格斯来穿针引线，因此所有的情节线最后都汇合到贾格斯身边。巧合的设置、情节的推进，都需要这个居于枢纽位置的人物来合理实现。可贵的是，狄更斯并没有仅仅把他写成一个功能性人物，而是花了不少笔墨铺陈他复杂的性格。贾格斯时而显得忠于职守、唯利是图，时而又流露出其深谙人性的那一面——我们渐渐发觉，在不对其个人利益造成损害的前提下，他对于底层生活的困苦是能够共情的。因此，这部小说最精彩、最值得回味的台词，有一半以上来自贾格斯。
狄更斯的所有人物，哪怕只有一点过场戏，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职业。对于三教九流、各行各业的特点，以及人们如何安身立命的观察和探究，构成了狄更斯的一大爱好。这些人物总是说着一听就让人身临其境的行话，用符合其职业特点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这种对准确性的努力追求，是英国文学经验主义传统的一脉相承，在狄更斯身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时候看某些现代派小说，我真想按着作者（或许也包括我自己）的脑袋，去看看“过时”的狄更斯怎样写贾格斯，看看这个人物的律师身份如何与其言行高度吻合，看看他的台词里布下多少陷阱，包含着多少盘问。当他必须把真相和盘托出时，也一定要反复用“假设”来规避自己的风险。
甚至，在某一刻，我们在贾格斯滔滔不绝的时候，透过他狡黠地咬着手指闪烁着目光的表情，依稀看到了一点狄更斯的影子。“我提供的只是假设，完全不能作准。”没有比这句更像小说家欲擒故纵的宣言了。
***
这些形形色色的玩意儿，我并不是一下子就尽收眼底的，不过我头一眼看到的东西还是多得你意想不到。我看出了，眼前的这些理应是白色的玩意儿，当年固然都是白的，可是如今早已失去光彩，褪色泛黄了。我还看出，这位穿着新娘礼服的新娘，岂止身上穿的服装、戴的花朵都干瘪了，连她本人也干瘪了；除了凹陷的眼窝里还剩下几分神采，便什么神采都没有了。我还看出，穿这件礼服的原先是一位丰腴的少妇，如今枯槁得只剩皮包骨头，衣服罩在身上显得空落落的。
——《远大前程》第八章
《远大前程》里最有冲击力的画面，当然是匹普走进郝薇香的庄园，被这个古怪的老小姐一身行头震慑住的那一幕。这是个类似于蜡像、骷髅、干尸的活死人，仿佛置身于古墓，她身边所有的钟表都停在八点四十分。此郝薇香小姐过生日时，所有对她的财产有非分之想的亲戚都赶来假惺惺地庆贺，客厅里的情境更为荒诞：仿佛盛宴刚要开始，忽然举宅上下陷入停顿。长桌中央有一个物件上结满蛛网，老鼠在护壁板后面爬来爬去，郝薇香小姐告诉匹普，这个奇怪的物件就是她多年前的婚礼蛋糕。
偌大的庄园，孤独的鬼屋，一个让时间停止、婚纱终年不换的贵族新娘，一只存放了几十年的蛋糕。只差一点点，这些超现实的视觉元素就要失去控制，坠入哥特的黑洞。但狄更斯止步于此。郝薇香不是女巫或者幽魂，她只是在婚礼当天的早上八点四十分，被一个骗子卷走了资产和灵魂。这种极端的场景描写稍稍游离于常识之外，却又符合小说人物的行为逻辑，恰到好处地糅合了一点哥特元素，与小说里反复出现的来自监狱、刑场、囚车的各种传闻和声响遥相呼应，交织成如梦似幻的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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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什么也没说，这让她感觉更糟了。他漫无目的地踢向一只压扁了的荷兰金啤罐，那易拉罐一路滑向落地玻璃门。
这差不多是我家面积的三倍吧，他说，你觉得呢？
她觉得自己很蠢，居然没意识到他在想这个。大概吧，她说，不过我还没看过楼上是什么样。
四间卧室。
老天。
就这么空着，没人住，他说，要是卖不出去他们干吗不把这些房子分出去？我不是在跟你犯傻，我是真诚地在问。
她耸耸肩。她也不太明白为什么。
跟资本主义有关吧，她说。
对。什么事都和资本主义有关，这才是问题所在，是不是？
她点点头。他看向她，如梦初醒。
你冷吗？他问，你看起来冻得不行。
她微微一笑，揉了揉鼻子。他脱下黑外套，披在她肩上。他们站得非常近。只要他想，她可以躺在地上，让他从她身上跨过去。他知道的。
——《正常人》
康奈尔和玛丽安最初的约会，也在一栋来历不明的空置“鬼屋”里。没有前情往事，没有渲染与铺陈，但即将去都柏林攻读文学专业的康奈尔，思绪里有没有一秒钟闪过奥斯丁，或者狄更斯？这一代已经有太丰富的文本经验，被太多的历史和观念裹挟，他们觉得历史早已翻篇，但当下的生活甚至没有提供足够的新词语来定义眼前的世界。
资本主义，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这些久违的词语高频率地出现在《正常人》里，常常是猝不及防而又语焉不详。模糊的概念总是包裹在一团潮湿的雾气中。如果我们拿鲁尼跟曾经同样以文坛天才少女的姿势出道的扎迪·史密斯（史密斯本人对鲁尼盛赞有加）相比，会发现后者带有明显的“全球化一代”的特征。史密斯的文本信息量庞大芜杂，思维跳跃俏皮，注意给人物平均分配地域和肤色；她虽然乐于自嘲和反讽，但大体上愿意张开双臂，拥抱这个看起来正在努力抹平差异、弥合创伤的世界。反观从一出生就在享受全球化成果的鲁尼，她的笔触那么敏感、犀利，略带青涩却毫不含糊地撕开表象，捡回了前辈们大多认为已经过时的话题，严肃地提出：在当下的社会体系中，当一个在任何语境中都“正常”的人，究竟有多难？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在一百年前就解决的问题，是否从未消失？
好在还有真正的青春、成长的伤口、货真价实的荷尔蒙以及破茧重生的爱情（“他们像两株围绕着彼此生长的植物”）填满文本的空隙，让这部小说不至于失去平衡感，没有被严肃的命题抽干一个好故事应有的湿度。当根据小说改编的剧集用耐心而稳定的近景、慢镜头张扬美好的身体时，你会觉得这画面本身的说服力胜过了大多数台词，你会相信唯有坦诚相见的肉身，才能与这个时常冷漠的世界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