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深信他（乔）本来还要尽量拖长这个词儿的音调，好像唱歌唱到煞尾一样，偏巧这时他的帽子又快掉下来了，他不免分了心。说真的，这顶帽子非得他时时刻刻留神不可，非得眼快手快，拿出板球场上守门员的身手来对付不可。他表演得极其出色，技巧高明到极点；或则一落下来就冲过去干净利落地接住；或则来个中途拦截，一把托起，连捧带送地在屋子里兜上一大圈，把墙壁上的花纸都撞遍了，这才放心扑上去；最后一次他把帽子掉进了倒茶脚的水盆里，水花四溅，我只好顾不得唐突，在水盆里一把抓住。
——《远大前程》第二十七章
他（马格韦契）说他想睡了，要我把我的“上等人的衬衣”拿一件给他，明天早上好换。我拿出一件替他放在床前，于是他又握住我的双手，和我道晚安，弄得我全身的血液又都冰凉了。
——《远大前程》第三十九章
虽然从现在的眼光看，狄更斯常常像19世纪那些具有照相式记忆的文学巨人那样，下笔极尽铺张，有时难免失去分寸，但你也不得不承认，他的镜头对焦技术总是那么稳定，那么精准。他的人物形象确实有点失控的漫画感，但他们随手一抓，就是一件最合适的道具。
《远大前程》，我最爱的狄更斯小说。儿时读，眼前全是庄园大火中被烧着的婚纱和艾丝黛拉扬起美丽的面孔等待一个少年的吻；中年再读，目光就落在掉进水盆的帽子，以及放在床头的“上等人的衬衫”。
帽子属于男主人公匹普的姐夫，铁匠乔。乔把孤儿匹普养大，善良而又辛酸地看着他突然交了好运，被匿名的有钱人资助去伦敦当一个“上等人”。匹普在伦敦学会大手大脚地花钱，学会心安理得地欠债，与家乡的铁匠铺子的距离越来越远。乔上门探望，尽管匹普以礼相待，但是乔的装束、举止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他进屋以后，先是把帽子放在壁炉架上，但是“帽子却从壁炉架上掉了下来，他连忙离开座位，走过去拾起来分毫不差地放在原处，好像有意要让它马上又落下来，否则就不合乎良好教养的最高准则似的”。就这样，人与帽子的别扭上演了好几个回合。在这里，狄更斯娴熟地向我们示范，环境如何构成无形的压力，附身于一顶帽子，最终逼迫着人物落荒而逃。乔匆匆离开伦敦。而匹普尽管心里非常不安，也只能暗自承认：要成为“上等人”，就意味着与过去的自己，与他出身的家庭渐行渐远。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上等人”，在原文中就是我们通常译成“绅士”的gentlemen。“上等人”的译法（王科一），准确地表现出这个词在这部小说中蕴含的多重意义——它既是高人一等的阶层，是财富、风度和道德标准的象征，也是平民成长的终极目标。这个故事的行进路线，也正是一步步解构这个词的过程。
一个好故事不会不舍得折磨它的人物。匹普被抛向空中的一刹那，就注定他会沿着一道同样漂亮的弧线落下来。到小说的第二部末尾，谜底揭晓，匹普发现，他一心崇尚、追求、为自己虚构的“上等人”，不是心上人艾丝黛拉的教母郝薇香，不是被阴湿的哥特气息包装的没落贵族，而是他儿时搭救过的马格韦契——位于社会食物链最底层的死囚犯；他得到的资助也不是血统高贵的“老钱”，而是浸透了血汗同时又来历可疑的“脏钱”。
然而，三观已然崩塌的匹普暂时还不能垮掉。对于冒着生命危险来观摩他成为“上等人”的马格韦契，他负有最后的、无可推卸的责任。马格韦契的世故与天真神奇地凝聚在这件“上等人”的衬衫上。直到亲眼看见衬衫放在床头，仿佛向他承诺毕生的梦想决不会在明天破灭，马格韦契才安然睡去。这一刻，狄更斯写得克制而冷冽，冰凉的寒意渗入匹普的血液，也足以让书外的我们打个悠长的冷战。
***
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她说了什么，他没听清。我没听见，他说。
我不知道我哪里有问题，玛丽安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她的声音听起来莫名地冷静和遥远，仿佛这是一段她去世或离开后播放的录音。
怎么不一样？他问。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不能让别人爱我。我觉得我天生就有问题。
很多人爱你，玛丽安。你知道吗？你的家人和朋友都爱你。
她沉默了几秒，然后说：你不知道我的家人是什么样子。
——《正常人》
对话的双方，一个是当代小镇青年康奈尔，一出场就是高中的全优生；另一个也是全优生，聪明孤傲的玛丽安。康奈尔的母亲在玛丽安富裕的家庭里帮佣，家境悬殊的少男少女在悄悄约会。看起来，虽然发生在当下，这却是一个老套的故事。
当母亲觉察到两人的隐秘关系并且提出与阶层相关的疑虑时，康奈尔压制住心里隐隐的愤怒，反问道：“她（玛丽安的母亲）不介意你给她家做卫生，却不喜欢你儿子和她女儿一起玩？太搞笑了。这简直像十九世纪的观念。”
康奈尔对于“十九世纪观念”的不屑可以理解。我们打开19世纪狄更斯的名著《远大前程》，几乎每一页的关键词都是“上等人”——无论是对穷小子、富家女，还是对律师、囚犯而言，“上等人”都是一个简洁直观、与阶层鲜明对应的标杆。千禧一代与此自动划清界限，但是他们同时掉进了新的、更为微妙的陷阱。在小镇的环境中，玛丽安这样的出身背景和思维方式是绝对的少数派，同学们都能隐隐感觉到她的未来将不会局限在小镇里——他们天然地不是一路人。因此，对玛丽安的排斥和孤立，是出于集体无意识的行为。她在富裕的原生家庭中遭遇的冷暴力或者热暴力，也不可能得到任何形式的理解和援助。在无形的压力之下，康奈尔甚至不敢邀请玛丽安一起参加毕业舞会。他可以轻易摒弃“十九世纪的观念”，却无法拒绝周遭环境的共识；她不屑当个“上等人”，却必须假装做个跟伙伴们打成一片的“正常人”——如此尖锐的二元对立，实际上比19世纪更19世纪。
一旦走出小镇的环境，成为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的同学，康奈尔与玛丽安的权力关系立刻倒置。玛丽安所有与小镇格格不入的劣势都转化成了社交优势，她优渥的家庭条件也使她具备迅速赶上大都市时髦的资本（尽管她并不张扬这一点，甚至未必自知）。这一次陷入交往障碍、渴望“正常化”的人成了康奈尔。当然，我们从小说里也很清晰地知道，玛丽安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太多的快乐，难以言说的创伤和孤独感并没有放过她——正如当年，带了别人去参加舞会的康奈尔，一点儿都不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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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全世界的中年人都把“年事渐长就读不进小说”作为老于世故的标志，那些以青春和成长为主题的虚构文学便成了永恒的刚需。这种从未过时的类型在每个年代都需要寻找它的世界代言人。站在如今这个时间点上，没有人会质问为什么这个代言人曾经是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者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但是，处于“现在进行时”的萨莉·鲁尼，只出版了两部长篇小说（《聊天记录》和《正常人》）就成为一种“现象”的萨莉·鲁尼，实在是太年轻了。对于围绕在她身边的这些问号，她无法逃避，也无须逃避。
当然，学生时代就成为“欧陆第一辩手”的鲁尼，一定也能从人们的追问中看穿整个文坛的微妙的焦虑。2015年，鲁尼的小说处女作《聊天记录》就收到七家报价。对于一部并非类型小说的严肃文学处女作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寻常事。全世界都在寻找年轻而独特的声音——既符合互联网时代的典型特征，又与文学传统产生某种意义上的承继关系。
第一次翻开《聊天记录》，我在轻微的不适应中，首先惊讶于鲁尼的直接。她把发生在社交网络上的对话、交锋、迷醉、背叛如此原生态地嵌入小说中，丝毫没有我们这一代可能会有的心理负担：这样写是不是太满了，太形式化了，会不会失去节制？回车键是不是敲得太多了？小说里的女人和男人，“旅行第一天总是心情不佳，试图寻找免费的wifi”。他们约会的时候，女人先“把一条腿举向空中，再把它慢慢地放到另一条腿上”，然后随口说：“我会想念在（网上）聊天的时候碾压你的。”一个回车键之后，男人在她身旁躺下，自然而然地回答：“我猜你也会想念这一点。”
在《纽约客》的那篇关于鲁尼的特写中，作者对于《聊天记录》中出现的“读互联网”（而不是在网上“随便看看”）的说法颇为震动，觉得那才是“一个在数字语言里土生土长的人”。鲁尼语言中的那份清澈、锐利、准确，与互联网时代具有某种生理性的贴合，她的小说里不再有上一代刻意揣摩的“网感”——她的“网感”自然生发，渗透进对话的肌理和人物所有的行为逻辑。
在我看来，那篇特写的灵魂是这样一句话：“我们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书信体时代，尽管没有人全心认可这个判断，我们的电话凭着对电话功能的消解，又重新让文本变得无处不在。”饶有意味的是，在现代小说的早期历史上，书信体小说曾经大行其道，其中最重要的文本——英国的《克拉丽莎》和法国的《危险的关系》奠定了现代小说的复杂性的基础。一旦联想到这一点，那么《纽约客》的这个判断就是非常有趣而重要的。小说史会在这个“新的书信体时代”里开始某种轮回吗？鲁尼会不会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现在下这样的结论或许为时过早，但至少，我们因此获得了一个有趣的细读《聊天记录》的理由和角度。
值得安慰的是，如此直率而锐利的语言并不是空心的——至少，鲁尼避免让它空心化的努力清晰可见。《聊天记录》中的人物总是在自嘲与反诘中试图挑开（限于人物的身份，他们常常还没有“戳破”的勇气和必要）消费社会的真相。文本中对于阶层冲突的敏感甚至是相当老派的，以至于几乎所有对于鲁尼的评论都注意到她摩登的文本包裹的是19世纪的实质——毕竟，对于阶层、对于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结构怀有如此强烈的兴趣，并且试图在文本中对它加以挑衅，这正是19世纪小说最重要的母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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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片刻，贾格斯先生说：“匹普，现在假设有这样一种情况：假设有这么一个女人，她的处境正如你刚才所说的那样，起初她把自己的亲生孩子藏了起来，不让人知道，可是，一经她的法律顾问向她说明白，为了便于他考虑如何替她辩护，他必须了解那孩子究竟是死是活，于是她不得不把事实真相告诉了她的法律顾问。假设这法律顾问同时还受了一位脾气古怪的阔妇人的委托，要替她找个孩子，让她来抚养成人。”
“我懂您的意思，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