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古是个地方，它位于宇宙的中心。
倘若步子迈得快，从北至南走过太古，大概需要一个钟头的时间，从东至西需要的时间也一样。但是，倘若有人迈着徐缓的步子，仔细观察沿途所有的事物，并且动脑筋思考，以这样的速度绕着太古走一圈，此人就得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从清晨一直走到傍晚。
上帝在太古的中央堆了一座山，每年夏天都有大群大群的金龟子飞到山上来。于是人们把这山丘称为金龟子山。须知创造是上帝的事，而命名则是凡人的事。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太古的时间”
这是小说《太古和其他的时间》的开篇。
在这里，托卡尔丘克虚构了一个名叫“太古”的地方。我们从这个名词本身，就能体会到作者在其中寄寓的“回归原初和本真”的含义。太古位于宇宙中心，四面都有守护天使庇佑，远离城市，边缘有森林，呈现典型的波兰村庄风貌。太古的规模并不大。需要注意的是，从第一句开始，作者就在这个方寸之地上叠加时间概念，整个空间因此陡然增大——并不是指面积，而是指维度。
整部小说分成八十多个小节，每个小节的标题都统一格式：由一个名词加上“时间”，比如“太古的时间”、“米霞的时间”和“恶人的时间”。也就是说，“太古”这个地方的故事由八十多段“时间”构成，每段“时间”的主人都不相同，大部分是生活在太古里的人，也有植物、自然现象、日用物品或者人们想象中的鬼魂、神灵、天使。还有一些是非常抽象的概念，比如“游戏的时间”其实是一套虚构的支配天地万物的游戏规则。甚至，小说中还几次出现了“上帝的时间”。“上帝”在这些段落中，既“创造了一切可能的事物”，但他本身又同时是那些“根本就不可能发生，或者很少发生的事物的上帝”。与《圣经》里的“上帝”相比，这部小说里的上帝虽然着墨不多，却要具体得多，也生动得多。我们知道，在小说叙事中，“上帝视角”是个很常用的术语，专指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视角，但在小说中，上帝本人一般是不会出场的。而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上帝常常会忍不住打破沉默，在小说中的人物行动或者思考的时候跳出来评点一番，似乎总在提醒你，这部小说始终存在着一个近乎平行的上帝视角。
“时间”在这部小说里，几乎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存在，一种神奇的能装下一切的容器。在这八十多段“时间”里，作者既描述事件，也阐释概念、捕捉情绪，精神层面和客观实在都容纳于其中。段落的排列顺序基本按照时间先后，并没有把时间线打乱。不过文本中常常故意模糊时间，很少出现清晰的时间标志，比如在全书进行到大约四分之三的位置，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他走到栅栏的小门旁，又对帕韦乌说，在黑市可以弄到抗生素。这个词听起来带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意味，就像童话中的活命水，于是帕韦乌骑上了摩托车。在塔舒夫他听人说，斯大林死了。”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标志推断，当时正是1953年，而书中描述的这段时间，正是苏联主导的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
把书中的所有时间标志连起来，我们大体上能理出一条时间线，可以看到小说里的故事基本上对应了波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进程。但是，在大部分时间里，历史的风云变幻只是作为一个遥远的背景，透过含蓄的描述，你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占领波兰，以及二战之后的苏联统治的影子。那些在历史书上浓墨重彩的重大事件，那些烙在民族记忆里的深深的伤痛，在这部小说的文本中，总是用异常简洁而恬淡的口吻娓娓道来，就像是不经意间随口提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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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打算驻扎在农民家里。他们征用了海鲁宾的果园，自己动手搭建简易木头房屋。其中的一栋要用作厨房，由库尔特管理。格罗皮乌斯上校用地方上的小汽车载着他去耶什科特莱，去地主府邸，去科图舒夫和附近的村庄。他们买木材、奶牛和鸡蛋，以他们自己定的非常低的价钱付款，或者根本就不给钱。那时库尔特便从近处看到这个敌对的、被征服的国家，跟这个国家的人民面对面站在一起。他看到从储藏室里拿出来的一篮篮鸡蛋，奶油色的蛋壳上还带着鸡粪的痕迹。他看到农妇们不怀好意的凶狠的眼神。他看到那些笨拙、瘦骨嶙峋、孱弱的奶牛，他惊诧人们竟以如此的温情照料它们。他看到在粪堆上觅食的母鸡，在阁楼上风干的苹果，一个月烤一次的大圆面包，赤脚、碧眼的孩子，他们尖细的叫喊声使他想起自己的爱女。然而这一切对他都是陌生的。或许是由于人们所操的纯朴、刺耳的语言，或许是由于面部线条的陌生。有时格罗皮乌斯上校叹着气，说该把这个国家夷为平地，再在这个地方建设新秩序。库尔特觉得上校言之有理。若是果真如此，这里或许就会更干净，更漂亮。有时，他脑子里也会产生一种令人难堪的想法，以为他该回家，不要去打扰这片沙质的土地、这些人、这些奶牛和这一篮篮的鸡蛋，让他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夜里他常梦见妻子白皙、光滑的胴体，梦中的一切都散发着习惯、自如、亲切、安全的气息，与在这里感受到的大不相同。
——《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库尔特的时间”
小说里讲到一个叫库尔特的军官来到太古，我们从他在对话里直接使用的德语判定这是个纳粹军官，进而判断此时已经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库尔特出生于德国的大城市，起初来到这个波兰的乡村，他心里牵挂着故乡和亲人，眼前的日常生活让他不无亲切之感，惊诧当地的人们“竟以如此的温情照料奶牛”。他听到上级叹息，说应该把这个地方夷为平地，然后再建立新秩序。他有时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有时又觉得自己应该回家，不要去打扰这片宁静的土地。他多次帮助党卫军镇压犹太人，将抓获的犹太人装上汽车，为此而闷闷不乐，却又说服自己相信那些人“去的是对他们更好的地方”。
小说文本循着舒缓的节奏向前延伸，突然间，布尔什维克的炮弹落了下来，库尔特的士兵开始射击。节奏骤然加快，在一系列轰炸和射击之后，库尔特的精神状态走向疯狂。他觉得自己身为指挥官，理应结束这种愚蠢的射击，但有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困扰了他。“他想，这是可怕的，但必须如此。他想，已经没有退路了，这个世界注定要灭亡。”于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便是库尔特枪杀了一个老妇人，而且，他还清晰地记得以前“那老太太见到他时总是咧开没有牙齿的嘴巴，默默无言地冲他微笑”。
寥寥数笔，一个有血有肉的正常人如何被搅进战争机器、在瞬间变成魔鬼的过程，便令人信服地跃然纸上。紧接着，那个平行世界的上帝视角插入文本，上帝之眼见证了库尔特的突然死亡。因为肩负着监视太古的任务的库尔特每天都要观察这里的一草一木，他怀着愉快的心情做这件事，甚至开始憧憬有朝一日能带着家人到这里定居。于是，“上帝像看地图一样看到了库尔特的思想，而且也允许他永远留在太古。上帝从那些一颗又一颗的偶然巧合的子弹中给他选定了一颗。人们常说，这种子弹是上帝送来的”。这是这部小说典型的写法。在别人可能会反复渲染的地方点到即止，不纠缠在具体的现实细节中，以简洁、漂亮的而且往往带有强烈的反讽意味的笔触转过历史的旋涡，跳出平常的视角，选择新的切入角度重新审视历史。读托卡尔丘克，会不断感叹：为什么她可以把复杂的事情写得那么简单，同时并不损失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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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卡尔丘克生于1962年，除了是个小说家之外，还是在波兰很有影响力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女权主义者、素食主义者。在攻击者眼里，她的这些政见等同于不够爱国，反基督教，以及倡导生态恐怖主义。托卡尔丘克对此当然坚决否认，并且宣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总体上看，托卡尔丘克的小说创作之路稳定而自信，一步一个台阶。数量上，她二十多年写了十几本小说，算得上比较高产；质量上，国内国外都有很拿得出手的得奖记录，并且逐渐确立了稳固的市场地位——她并不是那种彻底走曲高和寡路线的作家。不过，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很确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的作家。从第一部作品开始，她的个人风格就异常鲜明。诺奖的授奖词里特别提到了她在叙事上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表现为“怀着百科全书般的激情，穿越种种边界”，甚至说，她把“穿越边界”变成了一种生命的形式。
怎么理解这句话？我们只要稍稍翻翻托卡尔丘克的作品，就能发现她的小说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各种神秘主义元素。她在现代心理分析与古老的神话之间，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在碎片化叙事与理智的思辨之间，在现实与梦境之间，总是能做到穿梭自如。也就是说，从这个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出，诺奖仍然追求高超技术与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主题的统一。对于托卡尔丘克小说主题的解读，通常指向这些宏大的词语：时间，世界的理智和秩序，生命，对抗父权，等等。虽然她一直是波兰本土叙事的代表人物，下笔却常能轻盈地升腾起来，超越地域与民族的界限——不得不说，这正是诺贝尔文学奖一向重视的特点。
比如出版于2006年的《世界陵墓中的安娜·尹》借用了苏美尔人的神话，却把时空放置在未来世界，形成了既具有叙事难度又极具审美新鲜感的张力。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里出现了很多新鲜而陌生的意象：触摸世界边界的少女、沉溺于解谜游戏的地主、寂寞的家庭主妇、咒骂月亮的老太婆，等等。但是，很多波兰读者却从中读出了熟悉的历史和生活。所有的隐喻都具有独立的生命力，你可以把它们仅仅看成是美丽的梦话，也可以思索梦话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暗码。
在整个20世纪，波兰这个国家的经历之跌宕、苦难之深重、历史原因之复杂，一向都是作家笔下经久不息的话题。我们略微翻翻波兰的历史，就能得到一些粗线条的印象，看到各种一以贯之的尖锐矛盾。比如，波兰境内主要生活着斯拉夫人，世界上大部分斯拉夫人信仰东正教，但波兰有90%以上都信仰天主教，所以“上帝”这个角色在《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中显得那么特殊，那么微妙。再比如，在波兰历史上曾影响深远的“贵族民主制”，导致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关系非常纠结，长期处在谁也不服谁的矛盾中，由于重大议题委决不下而错过了不少国家发展的机遇。此外，更为直观的是，由于地理位置正好夹在德俄两大强国之间，一度自己也曾称霸一方的波兰逐渐沦为四战之地，近代一直在悲剧性地重复着从被占领到独立到再度被占领的命运。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战火蔓延带来的生灵涂炭，意识形态的长期混乱和割裂，都成为波兰人苦难的根源。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波兰的现实主义文学往往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受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很深。无论是代表官方意志的作品，还是反对派的文学，作者所持的政治立场往往过分鲜明地体现在文本中，非黑即白，难免削弱其文学性。而以托卡尔丘克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希望另辟蹊径，力图淡化刻板的、符号化的历史，不再纠缠于清算波兰历史的功过，转而从神话和民间传说中汲取养料，进而创造出自己的一套亦真亦幻的语言体系，并通过这种新的方式来书写波兰人历史。
在这样的文本意图下，《太古和其他的时间》仿佛始终笼罩在一层神秘而暧昧的薄雾中。种种原本熟悉的凡俗事物，都被优美地陌生化。在这部小说里，一栋房子有其灵魂，衣服有其记忆，动物有其梦境，蘑菇被描述成在地下有一个壁垒森严的王国。这不仅仅是将生物或者非生物拟人化的手法，也不是在纯粹模仿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某种程度上，托卡尔丘克打通几乎所有事物界限的努力，是要在她的文本中营造出一个仿佛“众生平等”的幻象。在这样的世界里，上帝也会有烦恼，而凡夫俗子倒不时焕发某种神性，人类和动物植物甚至很多没有生命的物体，共同分享着太古的空间和时间。作者试图通过这样的平等的叙述方式，恢复人类对这些司空见惯的事物的感受力，强调“体验”本身的重要性——无论那是对物质的，还是对精神的。怀着这样的态度，这部小说对于历史的叙述就获得了某种格外平静而超然的口吻，那些在战场上、官场上轰轰烈烈展开的历史，似乎既残酷地控制着太古众生的命运，又始终被隔离在太古之外。历史成了倒影，成了梦境，成了虽然强大却始终发生在别处的背景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