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可以肯定地说，婚后头两年，我与妻子的关系很和美。我是想说，那两年之中，我们深厚和融洽的感情带有某种朦胧的色彩。说得直白一点，在那种处境中的人，头脑比较简单，对任何事情都不做分析判断，对所爱的人只是一味地爱，顾不上加以品评。总而言之，当时埃米丽亚在我眼里是十全十美的，我觉得我在她眼里也是这样。
——《鄙视》第一章
莫拉维亚的小说，总是格外容易进入。你被故事带着走，沿路没有艰涩或者坚硬的段落硌到你。《鄙视》的开头也这样。读完几段以后，你会以为在眼前展开的是一幅反映家长里短的风俗画卷，大约要读完几章以后，某种异样的感觉才会在字里行间浮现出来。然后你回过头来再看这第一段，会发现，这三言两语之间，有人物关系，有表象的平衡和内部隐约可见的危机，还有被悬置的欲望——该有的，都有了。
将莫拉维亚定义为意大利的“国民作家”，不仅是因为他获得过包括意大利最高文学奖——斯特雷加奖在内的多种荣誉，也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多次被拍成电影，是大导演贝托鲁奇、戈达尔等人很喜欢合作的对象；更重要的是，莫拉维亚的作品与意大利人的现实生活始终有紧密的联结，他的“国民度”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他的作品在意大利人内心深处唤起的普遍的共鸣。对此，莫拉维亚的粉丝之一、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的概括堪称恰如其分。他说：“莫拉维亚是意大利唯一就某个角度来说我愿意称之为‘风俗派’的作家，他定期交出的作品中有我们这个时代时光流转间对道德所下的不同定义，与风俗、社会变动、大众思想指标息息相关。”
莫拉维亚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风格，与意大利文学注重讲故事的传统有关，与他曾经从事的记者职业有关，也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独特的个人经历有关。1907年，莫拉维亚生于罗马一个富有的犹太中产阶级家庭，从少年到中年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他曾说过，对他的一生影响最深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九岁那年身患骨结核，为此被迫卧床休息了五年之久；另一件就是二战时期在意大利肆虐的法西斯主义。因为这两者都让他深受其苦，让他承受了其他任何事都不可能带来的体验。在莫拉维亚看来，“塑造我们性格的，并不是那些由着我们的性子做成的事，而恰恰是那些我们被迫做的事”。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莫拉维亚的文本中，对于苦难与困境的思考都具有很高的质量，时时闪现着存在主义的锋芒。
莫拉维亚非常看重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观念是相对传统的。在他看来，作家如果致力于反映现实，那么“就必须站在一定的道德立场上，具有能够清晰感知的政治、社会及哲学态度”，但与此同时，作家又应该注意不被各种信仰所控制，文本应该独立于观念之外。稍后我们可以通过小说文本来仔细体会他是如何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的。1959年到1962年间，莫拉维亚担任国际笔会组织的主席。因此，无论是从作品还是从倡导的理念来衡量，他都是那一代世界文坛上极具威望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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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视》出版于1954年，与莫拉维亚一贯擅长的题材和风格一脉相承。主人公里卡尔多·莫尔泰尼是个小有成就的电影编剧，小说从他的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他的表层叙述几乎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定下了基调，如果我们完全相信他的立场，那么他讲的大致是这样一个故事：
莫尔泰尼与妻子埃米丽亚的婚姻堪称郎才女貌，妻子原先是个打字员，文化程度不高，但美丽动人，在莫尔泰尼的叙述中仿佛总是占据中心地位。为了让埃米丽亚住上新房子，过上优渥的生活，莫尔泰尼勤奋写作，甚至不惜搁置他的戏剧理想，替俗不可耐的制片人巴蒂斯塔卖命，根据他的要求写下大量商业价值远高于文学品质的电影剧本。如今他们有了新房新车，有了替他们做饭、保洁的仆人，还有替他打字的秘书，然而，他渐渐发现，埃米丽亚对他的感情却在悄悄变化。显然，制片人巴蒂斯塔对埃米丽亚的美貌很感兴趣，总在有意无意地接近她。莫尔泰尼对埃米丽亚充分信任，同时也不愿意得罪金主，因此每当巴蒂斯塔接近埃米丽亚时，莫尔泰尼并不阻拦——他相信埃米丽亚对他的爱情足以让她保持定力，可以应对得游刃有余。然而，莫尔泰尼渐渐看到，事态正在向失控的方向发展。巴蒂斯塔请莫尔泰尼担任商业电影《奥德赛》的编剧，并以此为理由邀请莫尔泰尼夫妇到这部电影的主要外景地卡普里岛住上四五个月，与大导演赖因戈尔德讨论剧本。巴蒂斯塔提出，在此期间，他们可以住在他本人的别墅里。
在卡普里岛，这一组三角关系变得越来越尖锐。当莫尔泰尼终于亲眼看到妻子与巴蒂斯塔在客厅亲吻时，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装聋作哑。他试图与埃米丽亚沟通，却发现此时的妻子已经冷若冰霜，不仅明确表示已经不爱他，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鄙视他。莫尔泰尼痛定思痛，认为自己之前软弱而暧昧的态度让埃米丽亚对他产生了误会，正是这种误会才会导致“鄙视”的发生。莫尔泰尼试图挽回，提出宁愿撕毁合同，推掉这个剧本的写作，也要与妻子重修旧好。然而，埃米丽亚似乎已经义无返顾，留下纸条以后跟巴蒂斯塔出走。莫尔泰尼因此陷入了极大的困惑和痛苦。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莫尔泰尼在恍惚中与埃米丽亚相见，那个美丽温柔的埃米丽亚仿佛又回到他身边，告诉他误会已经消除，鄙视烟消云散，爱情从未改变。然而，幻觉很快消失，莫尔泰尼从恍惚状态中醒来。真实的现状与他的幻觉同时发生，但情节正好相反：当时，埃米丽亚跟着巴蒂斯塔出走，途中遭遇车祸。小说前文就写到巴蒂斯塔喜欢开快车，这个伏笔在小说结尾果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辆牛车从旁边的一条岔道上冲出来，巴蒂斯塔来了一个急刹车，然后继续驱车疾驶。坐在他旁边的埃米丽亚正在座位上打瞌睡，而与此同时，她的形象却出现在莫尔泰尼的幻觉中。埃米丽亚的脑袋左右摇晃，一声不吭，也不回答巴蒂斯塔的问题。车子一个急转弯，她就歪倒在巴蒂斯塔身上。原来，在刚刚的急刹车中，睡梦中的埃米丽亚扭断了脖子，当场窒息死亡。
小说写到这里戛然而止，莫尔泰尼的叙述在忧伤哀婉的笔调中结束。他试图通过叙述来追问这场悲剧的原因。在他看来，能否在叙述中“重新找到她，能否以平静的方式继续我们的对话，这取决于我，而无须靠一场梦，或是一种幻觉。唯有这样，我才能得以解脱，从感情上解脱，才能感到她似乎永远依偎在我的身旁，宽慰我，并给予我美的享受”。
在这个表层的故事里，莫尔泰尼对自我的设定是一个正直而敏感的人。尽管他为人懦弱，但似乎不乏道德感、正义感以及文学理想。他被“鄙视”的原因主要是巴蒂斯塔的软硬兼施，以及埃米丽亚在巴蒂斯塔的欺骗与诱惑中无法保持初心。他对埃米丽亚之死的哀伤与怀念里也隐含着对她的惋惜与困惑——直到小说最后，莫尔泰尼也认定自己是这场悲剧的无辜受害者。
那么，事情是否果真如此呢？如果你是一个有较多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大约在读到小说四分之一时，可能已经在莫尔泰尼的叙述中捕捉到一丝异样。那么，我们不妨怀着这种警觉，把这本书从头再梳理一遍，看看莫尔泰尼通过叙述的障眼法，有没有隐藏着什么无法言说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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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看了看她，见她镇定自若，而且还以挑衅的方式迎接我的目光。当时，我准是让她看出我的局促不安了，总而言之，我是无言地回答了她的目光，因为，此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总是脉脉对视。说得确切些，是她总死皮赖脸、厚颜无耻地看着我，每次我避开她时，她就追逐着我的目光，当她追寻到我的目光，就轻佻地妩媚作态，当我凝视沉思时，她就在我的视线中搜寻。这种目光开始时不常有，后来就屡见不鲜了；后来，我真不知该怎么回避她的目光了，就只好在她身后踱着步口述剧本。但是，这位卖弄风骚的多情女子却找到了逾越障碍的办法，从挂在对面墙上的一面大镜子里看着我，这样一来，每当我抬起眼睛时，就会在镜子里遇上她凝视我的目光。
——《鄙视》第八章
我们在莫尔泰尼的一次轻描淡写的回忆中，发现早在埃米丽亚对他的情感发生变化之前，莫尔泰尼就有过一次出轨的嫌疑。当时莫尔泰尼还没有买房子，在出租屋的客厅里口述电影剧本，由他雇佣的一位女打字员记录下来。在工作过程中，他们渐渐熟悉，耳鬓厮磨之间，情不自禁地吻在了一起。然后，像很多通俗电视剧表现的那样，门一开，这一幕被正好走进来的埃米丽亚撞见。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莫尔泰尼在描述这一段时的措辞。他细致地刻画女打字员的一颦一笑，说她的眼神“厚颜无耻、死皮赖脸”，将她所有的表情都解读为“卖弄风骚”。甚至，当他自己努力回避时，打字员小姐很快“找到了逾越障碍的办法”，设法从“挂在对面墙上的一面大镜子里看着我”。总而言之，在莫尔泰尼的笔下，这个事件完全是打字员刻意勾引导致的——至于他本人，不仅纯洁无辜，而且事后积极补救，将打字员飞快地解雇，再也没有见过她。埃米丽亚为此事非常生气，甚至表示如果莫尔泰尼真爱那个姑娘，自己可以同意分居，但莫尔泰尼却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在“默默地暗示我反驳她”。也就是说，事情本来明明是莫尔泰尼在苦苦哀求妻子的宽恕，他却用这样的主观揣测，认为妻子并非真正在乎他的背叛。在他看来，妻子对他的依赖是天经地义的，从妻子眼里看到的自己，一定是完美而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