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并不是对其他事情就完全不管了，我那为数不多的一群羊是我颇为关切的；它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已能为我提供现成的食物，而这种供应已开始能满足我的需要，何况既不必花费弹药，也不必像猎杀野羊那样费劲；养它们的好处很多，我自然不愿失去它们，也不愿以后再重新驯养起来。
为了能保住它们，我考虑了很久，但只想出了两个办法：一是另找个比较方便的地方，挖个大洞，每天晚上把羊群赶进去；二是再圈出两三块彼此间相隔很远的地方，要尽可能地隐蔽些，每个地方养上五六只小羊；这样的话，即使我的羊群遭到很大的意外，我也可以凭一些小羊轻而易举地繁殖成一群羊，而且花的时间也少。当然，要照这办法做，也需要花很多时间和劳力，但我觉得，还是这办法合理。
——《鲁滨孙历险记》
在此之前他从来没有清洗过什么动物。除了那把小刀，他手里也没什么可以用的工具。他划开羊肚子，把一只胳膊伸进切口；他本来以为会摸到热血的温度，但遭遇到的还是类似于沼泽淤泥的阴冷黏湿。他用力拧，羊的内脏滚出来，落在他脚边，蓝色的，紫色的，粉色的；他只能拖着死羊走几步，直到他有地方继续干下去。他尽量剥掉羊皮，但是没法把羊蹄和羊头砍下来，于是他又在棚屋里搜寻了一番，总算找到一把弓锯。最后，他把这具剥掉皮的尸体挂在配餐室天花板上，其余的内脏之类的杂碎弄成一堆卷进袋子，埋在假山顶上。与那堆东西相比，尸体显得很小。他的双手和衣袖里满是淤血，附近也没有什么水；他用沙子把自己洗刷了一遍，可是走进那栋房子的时候，身后还跟着一群苍蝇。
他把炉子刷干净，生起一堆火。没有什么可以用来做饭的工具。他砍下一块腰腿部的肉，悬在明火上烤，直到表面焦黄，油汁滴落。他吃得毫无快意，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等羊吃完了我该怎么办？
——《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第一部
事实上，库切对于鲁滨孙有持久而强烈的兴趣。在该书出版之后，他紧接着又写了一部名叫《福》的小说，将《鲁滨孙历险记》的作者笛福（笛福原来的姓氏是“福”）和他笔下的鲁滨孙、礼拜五以及新增的女性人物苏珊·巴顿写进同一个故事，颠覆性地改写了这部名著。这部作品完全可以看成是对迈克尔·k的延伸与补充，一次意犹未尽的尝试的回声。《福》和《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在某些层面上是可以互为注解的。比如说，《福》中的鲁滨孙并不像笛福笔下的鲁滨孙那样，具有荒岛殖民者的积极、乐观和自信，反而不时出现消极而荒诞的情绪——迈克尔·k也同样如此，甚至，大步走向了反面。
于是，在小说的很多段落里，我们实际上看到的是一个“逆向”的鲁滨孙。在《鲁滨孙历险记》里，鲁滨孙捕猎野羊并加以驯化，从而成为其主要食物来源，整个过程秉承着理性和科学的精神，一步一个台阶向上攀升。而在《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里，k与羊之间的缠斗是重场戏，但k在追杀、肢解、烧烤并食用（实际上只吃掉了一半）的过程，并不是高歌猛进的凯旋，心理曲线反而是大幅度下降的。在k的视角中，这件事艰辛而肮脏，充满血淋淋的真实，耗尽了他对弱肉强食的最后一点兴趣。他不仅“吃得毫无快意”，而且很快发起了高烧。恢复元气之后，k再没有碰过一头羊，而且越来越远离荤腥。他的胃口似乎被杀戮永久性地败坏了——我们甚至将在小说的第二部分里，看到厌食症如何一点点侵蚀他的躯体。
在这部充满苦难的小说里，k仅有的高光时刻都与他开掘的水源、种植的南瓜有关。唯有在那时，他才会觉得“他的生活依循日升日落的节奏，仿佛住在时代之外的一个口袋里。开普敦也好，战争也好，他如何一步步来到这农场的记忆也好，都越飘越远，归于遗忘”。k不是鲁滨孙，他在他的“荒岛”上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物质生活，既无意在这里复制小型人类社会，也拒绝获得身外世界的拯救。
但是，k的幸福总是维持不了多久，身外的世界不断向他伸来侵略或者“拯救”的手。先是农场主维萨吉的孙子当了逃兵，偷偷回到农场，撞见了k。维萨吉的孙子企图让k为其所用，雇佣他干活供养自己在农场苟且偷生——在这个无人区里，k似乎是最适合充当“礼拜五”这样的奴隶角色的。但k连鲁滨孙都不愿意当，又怎么会甘愿当俯首帖耳的“礼拜五”？他毅然放弃正在破土而出的南瓜，又踏上了逃亡之旅。
此后的情节，就是k在逃亡路上反复被人纳入某个群体，又反复挣脱的故事。无论是劳工营地、慈善救济，还是为对抗种族隔离而斗争的“自由军”游击队，都无法用任何形式羁押、收容或者施舍k，哪怕以“博爱”的名义也不能。在这部小说里，k懦弱而卑微的形象里包裹着无比固执而坚硬的内核。唯一能让k舒适的状态是：
现在我一定是到了人迹罕至的地方；一定没人会疯狂到穿过这些平原，爬上这些山，再翻遍一块块石头来找我的；现在整个世界肯定只有我才知道我在哪里，我可以认定我已经失踪了。
***
这种绝对化的拒绝被怜悯被救济被解放的姿态，带有超现实的隐喻性，使得整部小说更像一则遁世寓言，也构成了这部小说最让人争议的地方。南非文学代表人物、另一位诺奖得主纳丁·戈迪默对此就坦率地表达了惋惜之情，认为作品“反感于所有政治与革命的解决方案”，这种态度是不足取的。对于作家隐藏自己的态度、人物放弃任何解决方案的作品，现实主义文学的爱好者通常很难接受。而库切一如既往地对这些非议不置一词——就像迈克尔·k那样，能用无声的行动来代替言论的时候，他一定选择前者。
而在库切的支持者看来，恰恰是这样的态度，构成了库切本人最大的魅力，也让他的作品始终闪烁着“冰冷的美感”。在库切获得诺奖以后，英国有一篇评论恰如其分地回应了当年库切受到的责难：
“自1969年塞缪尔·贝克特得奖之后，诺贝尔奖第一次授予这样一位作者：与任何事业都毫无联系，对救赎的可能性如此悲观，对人类的进步和道德行为的能力如此怀疑。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似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压迫者和解放者之间的可怕战争中，库切拒绝让他的主角迈克尔·k加入到自由军中。不同于纳丁·戈迪默笔下的人物：无论遭受过何种失败，他们通常选择加入解放部队（虽然都会经历内心深处的斗争），迈克尔·k选择照看他的蔬菜。《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这样的小说仿佛发生在戈迪默作品中怀疑的裂缝里，她选择弥补这一裂缝，而库切的作品里裂缝仍然存在，甚至扩大，就这一点他饱受抨击……
库切无情解构我们的自我妄想，包括我们对拥有知识和技能的伪饰，通过换位思考重新发现了我们人类的基础。”
什么是“人类的基础”？库切本人并没有正面回答过。不过，我们在《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的第二部分里，或许可以找到一点线索。小说的叙述视角在那里陡然转换，叙述者从跟着k视角的第三人称换成了军医的第一人称。k因为身体极度虚弱被收入那家医院康复治疗，他既不肯说话也几乎不愿意进食，挣扎在饿死的边缘。作为他的医生，“我”渐渐发现他“并不想死。他只是不喜欢这里的食物。彻彻底底地不喜欢。他连婴儿食品也不肯吃。也许他只吃自由的面包”。
有趣的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我”渐渐被卷入了k的人生，“我”的态度从好奇、怜悯，慢慢变成了不由自主的关切、羡慕和迷恋。“我”对k的暗中救助实际上也成了维持“我”自己心灵平衡的一种手段——“我”和“我”的病人一样被关在墙内，意识却跟着k孱弱的身躯在墙外狂奔，“我”渴望的也许正是那种需要被“重新发现”的“人类的基础”：
让我告诉你，那个神圣而诱人的、在沙漠中心枝繁叶茂、为生命创造食物的菜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你正在奔赴的菜园既无处可寻，又无处不在（唯有营地除外）。那是你唯一归属的地方的别称，迈克尔斯，在那里你不会感到无家可归。它不在任何一张地图上，没有一条简单纯粹的路能通向它，只有你才知道怎么走。
——《迈克尔·k的人生与时代》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