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胧的夜晚，是什么在树上鸣叫？
是孔雀的歌喉，还是冬天的幽灵？
这是我最满意的部分。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女孩名叫黛尔，是个高中生，正是会对生活中出现的所有男人都产生好奇和恐惧的年纪，正是会跟闺蜜半真半假地谈论性的年纪。那个跟他半生不熟的成年男子叫张伯伦，是家里女房客的男朋友，他有一双白皙的手，和一堆从战场上带来的故事。此刻，他就站在楼下的客厅。女孩和这个男人之间，横着她的母亲，她跟张伯伦随口闲聊着那些热带的早熟的女孩，却又警觉地打发女孩上楼。在这个名叫“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故事里，“女孩”总是自觉地与“女人们”拉开距离——她认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要从她们的模板中突围，她相信她的生活会跟她们截然不同。在黛尔眼里，哪怕是母亲，也只是那些“女人们”中的一个而已。
在听到张伯伦和母亲的对话之后，黛尔脱掉自己的衣服，换上了这一件母亲的晨衣。这是下意识的行为。在感受到危险和渴望时，女孩黛尔觉得只有把自己的肉体，装进“女人们”程式化的外壳才是安全的，哪怕它是人造的、廉价的、哪怕它只是提供某些假象。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写于上世纪60年代末。那时，年轻的门罗就已经能娴熟地在细节里使用这样尖锐的意象。这一篇同样可以拿来跟《温洛岭》放在一起对读，因为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里，黛尔也一直以为张伯伦会对她“做点什么”。黛尔期待的那种性接触是矛盾而混乱的，似乎既有浪漫化的男权意志，也有那么一点抽象的女性自我意识。用她自己的话说，那应该摒弃“父亲或同志式的友好”，必须“像闪电一样野蛮，疯狂的闪念，对体面的表象世界的一次梦幻般的、无情的傲慢入侵”。入侵的究竟是她自己，还是这个虚假的世界，她也说不清楚。而书外读者的疑虑，被作者的叙述一次次悬置。我们都知道有事要发生。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读者，我们担心年轻女孩的叛逆被无耻的男人利用。当张伯伦开着车来、对着黛尔按喇叭、让她双腿发软的时候，我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然而，我们担忧的性侵，以及更可怕的恶性事件，都没有来。门罗善于让读者的预计落空，然后猝不及防地给你另一种震惊。我们渐渐发现，张伯伦要黛尔做的是两件事：首先，把他女朋友弗恩的信偷出来，因为他曾经在信上许诺过娶她，而现在想违背诺言，远走高飞；其次，到僻静的小河边，以一个重度露阴癖的姿态，来了一场匪夷所思的个人表演。这一段门罗写得极其耐心，从黛尔的视角审视这个男人是何等的自大，又是何等的虚弱，写他“在静静的花枝的环绕中，整个表演似乎是被迫的，怪异而意料之中地夸张，像印度舞蹈”。如是，门罗把讽刺力度推到了最高级，这根弦一直不松劲，直到最后张伯伦用一句台词把一切都变成了一个寒冷彻骨的笑话：
“‘你真走运，呵？’他对我笑着，虽然他还没有完全喘过气来。”
“你真走运”——《温洛岭》里的富翁虽然一言不发，但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的定义里，这种肆意宣泄性别优越感的姿态，对女性并没有造成什么肉眼可见的伤害——这简直是他们道德节制的体现，女人有什么理由要求更多呢？在门罗冷峻的笔下，这两个世界之间的鸿沟委实令人气馁。小说里有一处与主要情节关系不大的闲笔，写黛尔在路边看见一只躲在树上的白色孔雀，从它的叫声里听出“疯狂、责骂和杂乱”。但是转述这件事给张伯伦时，对方的反应却是马上唱起歌来：“去看孔雀，去看美丽的孔雀。”黛尔的闺蜜很快就跟着赞叹孔雀的“漂亮”，却引来黛尔的反感。于是，上楼睡觉时，黛尔才写下了那句关于孔雀的诗。
***
短篇小说发展到门罗的年代，作者和读者都已经习惯于不在文本中追索标准答案。孔雀代表什么，“美丽”代表什么，黛尔的反感又代表什么，我们不必落到实处。我们需要感知的是，当女性和孔雀都只能负责“美丽”时，女孩和女人们的世界，会变得多么荒芜。同样的，在这样的世界里，男人们最终也沦为一个粗糙的符号，所以黛尔无法清晰地想象张伯伦先生，她说：“他的在场很重要，但总是模糊不清；在我白日梦的角落，他没有特征，但很强大，然后像蓝色日光灯般嘶嘶作响着消失。”
在《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的末尾，张伯伦果然嘶嘶作响着消失了。他的女朋友弗恩叹息着当初为什么要扔掉那些谈婚论嫁的信。黛尔的母亲当着她的面说，幸好她逃掉了一场糟糕的婚姻，背着她却说，“我为弗恩的生活感到难过”。我们甚至在字里行间隐约看到了对弗恩怀孕的指涉，但并不那么确定。确定无疑的是，经过这些故事的洗礼，黛尔长大了，而且，对于那些并不确定的东西，她已经“决定反抗它”。这也是《温洛岭》中的女大学生最终的选择。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同时也是门罗的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标题。除了这个同名的短篇以外，其他所有的篇目也都以黛尔作为女一号叙述者。其他人物的名字、身份，以及他们所处的环境（加拿大一个叫诸伯利的小镇），都保持一致，故事的情节虽然各自独立，彼此间却也有一定的连续性，因此这本书曾一度被认为是门罗唯一的长篇小说。不过，如今学院里一般把这一类作品称为“系列短篇”(storysequence)，或者更形象的“短篇故事环”(shortstorycycle)。
整本书也确实像一个看不见的环。通过黛尔的视角，小镇上各色女性的故事被串在一起，占据舞台的前景；稍远处，仿佛是舞台的后方，则是属于男人的那个环。在诸伯利，男人与女人当然常有交集。但在黛尔的观察中，这两个世界各行其是，各有一套难以打破的规则，从未平等而和谐地交融在一起。
考虑到六七十年代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语境，这样的叙事倒也不能算特别异类。不过，时隔多年以后，中国的读者拿起来重读，却会时不时地被某些细节震撼，体会到某种年代错乱的荒诞感。比如下面这句：“我读了或跳读了人口增长的统计数据，各个国家通过的支持或反对人口控制的法律，因宣传计划生育被抓进监狱的妇女。”世界太大，样本太多，我们以为早就洞悉秋毫的一面，翻过来就是另一面。
书里的黛尔所经受的，就是被当时各种来自报纸上、书本上、生活中的样本重重包围的过程——当然，这同时也是她从中寻求突围的过程。她信仰知识，喜欢阅读，热爱观察，不希望被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彻底说服。无论是遵守传统观念的姑妈，还是她那个从小就梦想着出嫁的闺蜜，或者离经叛道、热爱艺术却最终把自己变成祭品的女教师，都不是她的理想模板。哪怕是她自己的母亲，这个被小镇妇女当成疯子来嘲笑的女人，虽然对黛尔的成长影响最大，最终也成了她需要抵抗的对象。因为她敏锐地感到，母亲的女权言论常常是空洞的，教条的，缺少策略的。当她对着黛尔热情地宣告“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开始改变了……我们需要自己的努力实现这种改变”时，黛尔却在想：“她对我的了解就仅限于此。”
在门罗的作品序列里，《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之所以被认为特别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评论家在其中看到了太多门罗自己的影子。黛尔的成长轨迹、家庭背景，与门罗本人精确重叠。在作为这本书尾声的短篇《摄影师》里，黛尔像门罗一样当上了小说家，因为市政厅图书馆里所有的书都不能满足她，她说：“我要有自己的书，我想我唯一能把生命派上用场的就是写小说。”
不过，仅仅以自传体的性质来解释这本小说的出色，是不够公平的——即便大部分取材于真实的生活，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还是能把熟稔的事物写出陌生感，写出某种刹那间浮出日常生活表面的质地。见证小镇风物的女孩和女人们有很多，门罗却只有一个——在她的笔下，人造丝或者白孔雀，都会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