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胡适的语文观
历史总是充满了诡谲。1949年以后，鲁迅与胡适在中国的政治命运真可用坠茵落溷一词来形容，但是在语文领域，两人的影响却完全颠倒了过来。鲁迅那种以一当十的表达方式一直没有什么市场，因为我们全都变成了胡适的信徒，说一不二。结果，如我曾经感叹过的，我们的文字一点儿都不复杂，也一点儿都不困难；我们的文学则充斥着只有史料价值而没有艺术价值的语言硬面饽饽，抒发空洞政治热情的情感膨化食品，以及表达肤浅生活哲理的思想方便面。追根溯源，在白话文运动的两位最重要的作者身上，已经预设了现代汉语未来的走向。就像鲁迅与胡适儿时都背得烂熟的《幼学琼林》开篇的几句话：“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在那个现代汉语鸿蒙初辟的时分，轻清上浮的胡适，重浊下凝的鲁迅，用各自不同的写作为此后的中国语文示范了两条路数。
罗兰·巴尔特在《写作的零度》中，比较了两种不同的语文形态。他说：
古典艺术不可能被理解作一种语言，它就是语言，即透明性、无沉积的流通性，以及一种普遍精神和一种无厚质、无职责的装饰性记号在观念上的汇聚。这种语言的界域是社会性的，而非天然的。我们知道，大约在十八世纪末，这种语言的透明性遇到了麻烦。文学形式发展了一种独立于其机制和其和谐性的第二性能，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种“重量”。人们不再把文学看成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性的流通方式，而是看作一种自身一致、深刻和充满隐秘的语言；它既被看作梦一样的东西，又被看作威胁性的表现。sup/sup
这一段话，用来说明胡适与鲁迅的语文观之异是非常恰切的。
一、“妙有分二气”
胡适的文字清通之至，是一环扣一环的语意链，意念先后有序，字句由显在的因果关系所制约，连因为中文语法天然的灵活性而常有的成分的省略也付之阙如，属于一种典型的关系性的语言机制，一种连续体。比如他1921年的诗《希望》：
我从山中来，带着兰花草，种在小园中，希望开花好。一日望三回，望到花时过；急坏看花人，苞也无一个。眼见秋天到，移花供在家；明年春风回，祝汝满盆花！
鲁迅的语言却极为简劲，充满了断裂、褶皱和浓缩的阴影，充满了内在的紧张。他重视每个字的力量甚于一个个字连起来所传达的意义。他打碎了语言的意义的链条，把声音和色彩填入字词，让意义沉淀在字词的底部，使它们简直负荷过重。时间的线性中断了，字词在同一的空间里并置且陡立，脱离了逻辑关系的束缚：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
正常的表达，显然是“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张闳将这一假定的常态句设为句子b，设《秋夜》里的反常表达为句子a，而加以评析道：
句子b为简单陈述句，它直接通知事实，并且简洁明了，清晰流畅。句子a却不是对事实的简单通知，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通知的直捷性，句子a的后半部分所出现的语义链的延宕和扭曲，成为“通知”的一个障碍，并且，遏止和破坏了读者对语义发展的期待。语义阻滞的句法功能，无疑会有一种诗学上的效果，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诗就是受阻的、扭曲的语言”（什克洛夫斯基）。
通过这种“延宕”和“扭曲”，“遏止”和“破坏”，鲁迅给我们一个诡异的世界，设下圈套，藏着危机，“令人迷惑，出人意料，并且，因带有一种强制的重复性而令人不适”sup/sup。
我们经常领教鲁迅文句的反复，超长的反复，固执地越过了读者的生理心理底线的反复。而这也许正是《野草》独语气质的最好证明：
她赤身露体地，石像似的站在荒野的中央，于一刹那间照见过往的一切：饥饿，苦痛，惊异，羞辱，欢欣，于是发抖；害苦，委屈，带累，于是痉挛；杀，于是平静。……又于一刹那间将一切并合：眷念与决绝，爱抚与复仇，养育与歼除，祝福与咒诅……。（《颓败线的颤动》）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复仇》其二）
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为度，递给人间，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淡淡的血痕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