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话语困境
在鲁迅一生的言说中，有一个自相缠绕的悖论，这就是《野草》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曾经说自己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写在〈坟〉后面》），至少在言说的问题上，鲁迅确实继承了庄子和韩非子对于语言的不信任。就言说者而论，庄子一直认为“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庄子·秋水》），所以他一针见血地点破：“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庄子·寓言》）。当这个世界不足与言的时候，他欣赏那种干脆“销”“沉”下去的人：“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是陆沉者也”（《庄子·则阳》）。就言说的对象而论，五四时代所要启蒙的众庶，未尝不等同于韩非子打算劝谕的独夫：“度量虽正，未必听也；义理虽全，未必用也”，“以智说愚，必不听”，“至言忤于耳而倒于心”（《韩非子·难言》）。怎么说都不对头，可真是难说得很呢！
然而鲁迅的使命是言说。不得不说，不能不说。用陆兴华最简赅的说法那就是：“他是通过语言来对付别的通过语言而存在的东西的”。在《鲁迅总是我的鲁迅，我的鲁迅是这样的鲁迅》一文中，他写道：
苦难是说不出的，无法与人交流的，说得出来的，已不是苦难了，列维纳说。尤其是无法用现成习语（les idioms existants）来说出它的，利奥塔说。奥斯维辛之后，所有的西方思想语汇都不够来说出这种比死亡更可怕的苦难了，它存在于现有的语汇和语义之外，阿多诺说。鲁迅一定是与阿多诺有着同感，坚认他当时手里的语言是决计说不出这种苦难的，他必须努力去锻造一种新的语言，用一种“清白”的语言来说出我们这个民族的新旧苦难。
列维纳说，利奥塔说，阿多诺说，三说恰好构成鲁迅的言说之难。
一、不可说与非常道
在《我要骗人》一文里，鲁迅认为“永无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因为真实是不能够说的，是会致爱我者于死的。《伤逝》典型地表现了这一披沥真心的危害：
我不应该将真实说给子君，我们相爱过，我应该永久奉献她我的说谎。如果真实可以宝贵，这在子君就不该是一个沉重的空虚。谎语当然也是一个空虚，然而临末，至多也不过这样地沉重。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
在《祝福》里，祥林嫂问“我”死后有没有灵魂，“我”支吾以对；而在《我要骗人》里，鲁迅却说：“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的有罢。”此即《立论》之难：
“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
“我愿意既不谎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阿唷！哈哈！hehe！he，hehehehe！’”
最后这种无意义的声音，便是聒噪。《求乞者》的乞讨声让他烦腻，也因为聒噪。《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里奴才莲花落式的诉苦，聒噪之至。但鲁迅对于话语的滥用，不是冷嘲，而是热讽，如《故事新编》里的《起死》，庄子的喋喋不休，有着《大话西游》里罗家英的烦死人和周星驰的无厘头。聒噪是语言的垃圾的任意堆集，这垃圾漫天漂浮着，形成了对言说的本质的彻底消解。所以他才会在《狗·猫·鼠》里赞扬动物不像人，对就对，错就错，不喜欢噜苏，做作，说空话。
对言说一直满腹狐疑的鲁迅，敏感于、警惕于自己的言说混入一切“现成习语”。他怕就怕自己所说的其实并非自己真实的心声，而是别人说过了的话，甚至说油了的话。《呐喊·自序》集中表达了他对“言不由衷”的过敏，甚至从根本上否定了言说的意义。他说自己“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至于“大嚷起来”，将铁屋子里的沉睡者“惊起”，也未必对得起他们。关键的问题是，开口未必是发自内心的愿望，而是屈就他人所说的套话：
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
但人云亦云在鲁迅看来，是一种严重的不道德。从某种意义上讲，鲁迅未必不算儒家的信徒。他一开始就主张人要有“执”与“信”（《破恶声论》），讲话要“披沥真实的心”，这同儒家的某些信条很一致，比如“正心诚意”，比如“修辞立其诚”。“呐喊”“当然须听将令”，这就有违于鲁迅一贯坚持的原则，即《文化偏至论》一再提到的，“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于客观之习惯，无所言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而已。以是之故，则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无论这异己的声音是来自封建话语，还是启蒙话语，抑或革命话语，皆应“无所言从，或不置重”。一旦顺应了异己的话语，则有“做戏的虚无党”之嫌，就成了作者“给与烦腻，疑心，憎恶”的《求乞者》：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而拦着磕头，追着哀呼。
一个孩子向我求乞，也穿着夹衣，也不见得悲戚，但是哑的，摊开手，装着手势。
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里说，自己的呐喊只不过是“想给人们添些热闹”，是“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暂时给人借用的。而在《答有恒先生》中，鲁迅觉得当年“救救孩子”之类四平八稳的议论现在听上去“空空洞洞”，所以他试图撇清自己与既得利益了的五四主流启蒙者的关系。其《自选集·自序》有云：“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1925年11月所进行的《热风》的编辑工作，正透露了他此时的意向：他将写于1919年的“随感录”第三十九至第六十六，全都“误编”入1918年。以鲁迅的精细，这错误不可能发生。他显然是故意的。
可是世界上的一切，非得用“现成习语”来说不可。鲁迅对自己的声音里听出他人“现成”的声音具有神经质的敏感。《伤逝》里提到，强不说以为说的言说，不可信而且难堪：
我知道我近来的超过她的冷漠，已经引起她的忧疑来，只得也勉力谈笑，想给她一点慰藉。然而我的笑貌一上脸，我的话一出口，却即刻变为空虚，这空虚又即刻发生反响，回向我的耳目里，给我一个难堪的恶毒的冷嘲。
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提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的文人，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人》。称扬诺拉的果决……。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
穆旦《诗八首》里同样写道：“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求乞也好，求爱也好，你简直无法躲开他人“现成习语”天然设置的陷阱。
所以，要说的总是“存在于现有的语汇和语义之外”，这正是薛毅在《无词的言语——论〈野草〉》一文里提到的鲁迅的话语困境：既然“话语与写作主体呈鲜明的异己性对立”，那么“表达的似乎永远在表达之外”。“鲁迅明示着，那种统一在‘呐喊’之内的所有表达与他自有的‘确信’是不一样的，前者异于己而后者不能表达，只能‘沉默’。”sup/sup鲁迅在《怎么写（夜记之一）》（1927）里，也讲到过这种用言语之手总是够不着的那种焦虑和窘迫：
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