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思想的侏儒，说的是毫无意义的废话。“三头悉烂，不可分别”，是宿命地落在我们面前的困局。我们只能在能指与所指分离的条件下谈论事物，不能像中世纪某个语言学会曾经严格规定的，凡谈论某事物必须携带着那事物；也不能去绘制一比一的帝国地图。
在那场王后与妃子、大臣与太监辨识王的头的闹剧里，我们看到了追求真理的努力陷入的窘境。任何确定性的信念都不断受到挑战，单一的理性标准最终被证明是一种幻觉：
大家只得平心静气，去细看那头骨，但是黑白大小，都差不多，连那孩子的头，也无从分辨。王后说王的右额上有一个疤，是做太子时候跌伤的，怕骨上也有痕迹。果然，侏儒在一个头骨上发见了；大家正在欢喜的时候，另外的一个侏儒却又在较黄的头骨的右额上看出相仿的瘢痕来。
“我有法子。”第三个王妃得意地说，“咱们大王的龙准是很高的。”
太监们即刻动手研究鼻准骨，有一个确也似乎比较地高，但究竟相差无几；最可惜的是右额上却并无跌伤的瘢痕。
“况且，”老臣们向太监说，“大王的后枕骨是这么尖的么？”
“奴才们向来就没有留心看过大王的后枕骨……。”
王后和妃子们也各自回想起来，有的说是尖的，有的说是平的。叫梳头太监来问的时候，却一句话也不说。
瘢痕的有无，鼻准骨的高低，后枕骨的尖平，这些检验真理的标准不断地产生出来，它们彼此龃龉，相互否定，却老是被事实宣判为无效，从而暴露出普遍的一般性标准之不存在。我们自诩的知识的客观性，被典型地表述为“确也似乎比较地×”这么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公式。而所有煞有介事的“分辨”“研究”和“讨论”，最后被证明为只不过是建立在不可证明的事物之上。
传统的形而上学真理观，错以为是在同唯一的实在与本原打交道，却悲惨地发现，其实打交道的不过是它们的替代物、补充物，甚至仿造物。另外两个头是以替代、补充或仿制的形式出现的，却僭越了大王的头，用非正统、反中心、不确定性颠覆了正统、中心、确定性，引入了另外的可以兼容的解释，从本质上认定了真理是自由的。三头疑案，到头来成了一桩无头公案。结案的方式是苦涩而又可笑的：
一个最慎重妥善的办法，是：只能将三个头骨都和王的身体放在金棺里落葬。
这是一场后现代主义的葬礼。戴着王冠而被独尊的绝对真理，屈辱地与假冒伪劣品合葬在一起了。“假作真时真亦假”，求真者最后只得一视同仁，调和冲突，统一差异，而凭借着“对立面的混合物”重建了次一级的合法性。
几个义民很忠愤，咽着泪，怕那两个大逆不道的逆贼的魂灵，此时也和王一同享受祭礼，然而也无法可施。
这种“和稀泥”的解决办法，使得对于绝对真理的一腔孤忠成为笑柄。忠愤的“义民”所“怕”的，是一种合法性的元叙事被消解之后，导致真与假、对与错全然无区别的状态。可现状就是这样了，因为说到底，“然而也无法可施”。这是鲁迅最喜欢说的话，在《出关》中他又说了一遍：
总而言之：他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
三、“堂哉皇哉兮嗳嗳唷”
《故事新编》里面有两类英雄：一类是利奥塔所说的“解放英雄”（hero of liberty），他们是后羿、大禹、伯夷和叔齐，以及墨子，以道德与事功为天下表率；一类是“知识英雄”（hero of knowledge），有老子、孔子和庄子，用言说深深影响了后世人的思想和行为。可是现在，前一类英雄中，后羿是严重惧内的，伯夷和叔齐的气节是被逼出来的，伤风鼻塞的墨子是很窝囊的，连大禹也都是有腐化的苗头的。后一类英雄则更可笑，徒有“大而无当”“不中用”的思想而已。总之，在《故事新编》里，英雄大多成了“反英雄”（anti-hero）。
鲁迅用种种琐碎、无聊、滑稽，拆解了一种权威化与合法化了的、由伟人和大事构成的宏大叙事；用征逐食色与名利的凡人的世俗生活，将神话的、政治的历史打回原形。他最典型的近乎促狭的做法，是在《铸剑》里唱出一句“堂哉皇哉兮嗳嗳唷”，用猥亵的小调吊销了雄伟的颂歌；是在《补天》的创世神话里安插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于是小说里就有一个小人物跑到女娲的两腿之间来，不但不必有，且将结构的宏大毁坏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对宏大结构的破坏、对宏大叙事的颠覆，当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种既定的写作策略。也就是说，他是“认真”地“油滑”了。而这一“油滑”的写作，其突出的后现代特征有三，即“反讽”（irony）、“戏拟”（parody）和“狂欢”（carnival）。
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将反讽视作历史学家编排故事的四种模式之一。它挫败了读者对浪漫地、悲剧地和喜剧地解释历史这三种方式的正常期待，从骨子里对它们的“幼稚”阐述抱有深刻的敌意。它理解到人类状况的本质的愚蠢和荒诞，讽刺地看待人类生存的可能、希望和真理，而拒绝接受关于世界的形式论、机械论和有机论等任何先进的理论。sup/sup《故事新编》正是这样一类的“历史讽刺故事”（historical-satirical stories），总是用皮里阳秋的笔法，在对特定历史事件重叙与再现的同时，不动声色地暗含了自己的批判。我们只要看《采薇》里面，用了多少个“只好”和“只得”，就可以发现所谓伟大人物的高尚事迹，在特定情境下往往不是出自主观的意念，实乃迫于客观情势而不得不然：
这是沿路讨来的残饭，因为两人曾经议定，“不食周粟”，只好进了首阳山之后开始实行，所以当晚把它吃完，从明天起，就要坚守主义，绝不通融了。
又不料现在的周王竟“以臣弑君”起来，所以只好不食周粟，逃上首阳山，吃野菜活命……
您瞧，他们还不只好饿死吗？那里是为了我的话，倒是为了自己的贪心，贪嘴呵！……
您要是早一点，跟先前过去的那队马跑就好了。现在可只得先走这条路。前面岔路还多，再问罢。
伯夷说腰痛腿酸，简直站不起；叔齐只得独自去走走，看可有可吃的东西。
《故事新编》一系列“油滑”的文本，不止于偶尔地“戏拟”，事实上已经是后现代主义的“混合拟仿”（pas-tiche），里面充满了各种话语的碎片，具有强烈的狂欢色彩。庄子杂凑《千字文》《百家姓》的无厘头咒语，是一个小小的样板。有时候作者甚至不需要杂凑，只是将古代经籍作白话对译，哪怕语意完全忠实，也会造成油滑的效果。比如，《出关》里老子和孔子的对话，是从《庄子·天运》直译了来的，听起来却像是黑话与切口：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
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庄子·天运》）
“那里那里，”孔子谦虚的说。“没有出门，在想着。想通了一点：鸦鹊亲嘴；鱼儿涂口水；细腰蜂儿化别个；怀了弟弟，做哥哥的就哭。我自己久不投在变化里了，这怎么能够变化别人呢！……”
“对对！”老子道。“您想通了！”（《出关》）
刘知几《史通·言语》里，引不同时代的历史记录中骂人的话，说较古的听起来“不失清雅”，较近的就“殊为鲁朴”了。他于是说，“已古者即谓其文，犹今者乃惊其质”，所以史家都“怯书今语，勇效昔言”。用《故事新编》里文白不同而雅俗各异的事实，可证明此言不虚。
《故事新编》是俗到骨子里去的。首阳山上的伯夷对叔齐说：“三弟，有什么捞儿没有？”实在是粗鄙不堪。但这正是被宏大叙事抹杀了的私人叙事，是给“立德”“立功”“立言”等等遮蔽了的“食色性也”。在鲁迅看来，但凡是人，不论尊卑雅俗，都首先存在一个“吃饭”问题。《故事新编》里，食物成为无处不在的符号，具有核心的意义。《理水》里边，文化山上的学者们因为有奇肱国定期空投的粮食才能够研究学问，乡下人于是说：“可恨的是愚人的肚子却和聪明人的一样：也要饿。”但《故事新编》绝大多数篇章都旨在说明相同的道理：英雄和平常人一样也会饿肚子。《非攻》中，墨子在归途上走得慢，“干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而《出关》里的老子说是上流沙去，关尹喜却冷冷地说，关外没有吃和喝，“肚子饿起来，我看是后来还要回到我们这里来的”。《奔月》与《采薇》更是通篇围绕着觅食来写：
他于是回想当年的食物，熊是只吃四个掌，驼留峰，其余的就都赏给使女和家将们。后来大动物射完了，就吃野猪兔山鸡；射法又高强，要多少有多少。“唉，”他不觉叹息，“我的箭法真太巧妙了，竟射得遍地精光。那时谁料到只剩下乌鸦做菜……。”（《奔月》）
他们从此天天采薇菜。先前是叔齐一个人去采，伯夷煮；后来伯夷觉得身体健壮了一些，也出去采了。做法也多起来：薇汤，薇羹，薇酱，清炖薇，原汤焖薇芽，生晒嫩薇叶……（《采薇》）
在《故事新编》里，食物成了时间单位：“约有烙三百五十二张大饼的工夫”（《采薇》）；“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铸剑》）。食物又成了货币单位：《奔月》里老婆子要后羿赔十五个炊饼，后羿只愿出五个，最后好容易砍价砍到十个。《出关》里因为优待老作家，老子的稿酬有十五个饽饽，否则只有十个了。《非攻》里说定给阿廉一千盆粟米的，却只给五百盆。因为少了，所以走了。《故事新编》里讨价还价的情形还真不少，而且都用吃的来定价。
《狂人日记》将中国五千年历史归结为“吃人”二字，而《故事新编》里给置换成“吃饭”，鲁迅对历史的看法从早期的“峻急”转变为晚年的“通脱”。曾经多次说自己“想玩玩”的鲁迅，终于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集中地以一系列“大话”文本，将世界/历史把玩于股掌之上，像史上的大哲一样，尝大欢喜，得大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