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其中的一些鬼魂甚至还悄悄怀藏着爱意，譬如，他对目连戏里的鬼魂人物就带着一种宠溺的偏爱。极少有作家能这样热忱地描写这种恐怖的题材，而鲁迅作为社会改革家，竟然对民间流传的迷信思想怀有同情，更是出人意料，也正因为如此，《无常》《女吊》两篇作品才显得愈发珍贵。
鲁迅对于鬼神世界的好奇，就在于这“同情”二字。同样是写神仙狐鬼精魅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曾经得到鲁迅这样的评语：“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异类”有“人情”，“幻域”即“人间”。鲁迅笔下的鬼神不也是这样吗？《无常》里说他“在故乡时候，和‘下等人’一同，常常这样高兴地正视过这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的无常；而且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
无常是“鬼而人，理而情，可怖而可爱”，虽然是以鬼的面目出现，但有着人的七情六欲，而且合人世间的情，也合人世间的理。为什么过去的社会上有那么多迷信的人们？因为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申，所以才把希望寄托在阴间的鬼神身上。
他们——敝同乡“下等人”——的许多，活着，苦着，被流言，被反噬，因了积久的经验，知道阳间维持“公理”的只有一个会，而且这会的本身就是“遥遥茫茫”，于是乎势不得不发生对于阴间的神往。人是大抵自以为衔些冤抑的；活的“正人君子”们只能骗鸟，若问愚民，他就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你：公正的裁判是在阴间！
裁判是严厉的，但又是通情达理的。鲁迅写无常很爽直，有人情，可以做朋友，所以才“可怖而可爱”。鲁迅在写无常、城隍，甚至美女蛇等时，都是一面很紧张，一面又很快活。他真懂得儿童的心理，要刺激，又害怕。大人有“对于阴间的神往”，小孩则只是好奇和迷恋。那种紧张的期待，那种刺激和害怕交织的辰光，鲁迅再也回不去了，所以他在《朝花夕拾》里，给了很大篇幅加以“悲哀的吊唁”。
四、成人的世界
告别了蟋蟀们，告别了覆盆子们，告别了迎神赛会和社戏，《朝花夕拾》告别了美好的童年，写到了少年和青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事实上已经从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离开了，他一步一步地往前走，世界也就越来越成人化，而成人的世界是离奇的、芜杂的、难受得多的。《二十四孝图》里说，“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但是，鲁迅的批评并不是那么激烈，他觉得这个世界可笑的成分大于可恶。如果归纳一下，成人的问题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做事情马马虎虎，经常处于一个“不甚了然”的状态；二是到头来也没有一个解决办法，什么都没法改变；三是一种劣根性，喜欢背后发议论，那就是流言的“切切察察”。
1.“不甚了然”
《琐记》里面提到了一个青龙山的煤矿，把以前的技师辞退了，换了一个“不甚了然”的人，理由是原来的技师薪水贵了，而开煤矿并不难。“于是不到一年，就连煤在哪里也不甚了然起来……”“不甚了然”几个字很轻描淡写，但是却很关键。比如《琐记》接下来写到日本留学，大家都没有经验，就去请教一个早一年毕业的“前辈同学”——这是个生造词，自带讽刺意味。那个人就说，第一，日本的袜子不能穿；第二，要多换些他们的现银。结果到了日本，中国袜完全没有用，而且一块钱的银元日本早已经都废了。可见那位仁兄也是“不甚了然”。
《朝花夕拾》里，鲁迅对中国社会，对中国近代种种落后情况的批评，没有《呐喊》《热风》那么尖锐，主要是揶揄和不动声色的冷嘲。中国人的主要问题是不专业，不认真，凡事马马虎虎，总之是“不甚了然”。我们可以集中来看一看《父亲的病》。
中医在鲁迅的眼里，是中国人“不甚了然”的重灾区。《父亲的病》对中医的批评，就是在于他们没有科学的态度，说什么“医者，意也”，其实就是靠猜，靠碰运气。有一个病人，百药无效，一个叫叶天士的先生，只在旧方上加了一味药引，也就是梧桐叶子，只一服，就豁然痊愈。说什么梧桐先知秋期，故以秋气动之，就ok了。“我虽然并不了然，但也十分佩服。”
《无常》里写郎中，开了药方：附子、肉桂，外加牛膝。“第一煎吃下去，冷汗发出；第二煎吃下去，两脚笔直。”鲁迅在笑谑之间，就把一个中医的昏庸误人写出来了。《无常》引出的苗头，到了《父亲的病》就大写特写。《父亲的病》出现过两位名医，“凡国手，都能够起死回生的”，开了许多稀奇古怪的药方，但最后父亲还是去世了。
《父亲的病》里写到的两位老中医，其相同点与不同点，都很有趣。相同点是：第一个，出诊费都高，高到一元四角一次，当年是一笔巨款。第二个，态度都好。前一位讲话“极其诚恳”，后一位也“恳切详细”。
不同点是，第二个，用药怪。前一位已经很怪了，要经霜三年的甘蔗。后一位更怪，要一对原配的蟋蟀。为什么要原配呢？离了婚再结婚也不行吗？鲁迅在写的时候，已经是很冷静表达了，他只陈述事实，并不戳穿他们事实上无能的真相。
第一个不同点，就更有意思了：“前回的名医的脸是圆而胖的，他却长而胖了：这一点颇不同。”——没有比这个更辛辣的讽刺了，表面上却一点看不出来。鲁迅的意思是，除了高矮肥瘦不同，中医的水平是一样的，都是“不甚了然”的巫术，“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鲁迅用了皮里阳秋的语言，把中医损得不轻。
2.“无法可想”
“无法可想”简直是鲁迅的口头禅，在《朝花夕拾》里也出现得很频繁。略数一数，便有以下几例：“我想，这实在是无法可想了”（《阿长与〈山海经〉》）；“简直是无法可想”，“又有什么法子可想呢”（《二十四孝图》）；“但是，有什么法子呢？”“便也无法可想”（《五猖会》）；“呜呼，无法可想！”（《藤野先生》）；“一点法子都没有”（《范爱农》）。
鲁迅这么说，在儿童时代，是对成人世界的无奈，因为造成的压迫多于呵护。而在青年时代，他是看到了成人世界的一塌糊涂，不可救药，便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无力感。也可以叫作绝望。比如《范爱农》这一篇，开头写徐锡麟被捕，“杀的杀掉了，死的死掉了”，没有别的法子了，除了发个电报。范爱农在故乡被人排挤，走投无路，却期望着哪一天鲁迅来电报，叫他上北京，可鲁迅却没办法在北京给他找到事情做。整本《朝花夕拾》以这个结局作为收束，是很令人气闷的。这是一个“坏的故事”。
鲁迅在水师学堂看到的是一片乌烟瘴气；在东京的留学生中看到的是到处乱七八糟；在与范爱农一起时，看到的是虽经辛亥革命，但社会上其实一点都没有改进，内骨子依旧，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孔教会长后来也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鲁迅不像胡适。胡适单纯而乐观，认为凡是旧中国的弊病，只要认真起来，就都有解决的办法。鲁迅看到的是国人的“不甚了然”，凡事敷衍，忽悠，自欺欺人，所以不容易找到解决办法，何况也懒得找。
在《父亲的病》中，第一个名医说，“我所有的学问，都用尽了”，第二个名医说，“我这样用药还会不大见效”，结果只剩下：“父亲的喘气颇长久，连我也听得很吃力，然而谁也不能帮助他。”一切都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但是，《父亲的病》里，与中医形成隐性的对立的，是西医。鲁迅在仙台学了解剖学、霉菌学，他知道西医有解决办法。所以你看鲁迅1925年生病，看的都是山本医院。后来1926年，又看德国医院、法国医院。因为他不相信“败鼓皮丸”和“原配的蟋蟀”能有任何疗效，他是正宗学过西医的。但是，面对父亲的病无计可施的第二位名医，却坐在飞快的轿子里，行医之外，“正在和只长于外科的西医奋斗哩”。于是，鲁迅肯定又在摇头：这真是无法可想。
3.“切切察察”
我们能看得出来，《朝花夕拾》里，没有哪一个人是十恶不赦的。他们如果有什么阴暗面，能够给作者造成困扰的，就是他们喜欢背地里说人坏话。这就是流言，从第一篇的开头就出现了，而且一直贯穿到最后一篇《范爱农》。《阿长与〈山海经〉》里写得很形象：
最讨厌的是常喜欢切切察察，向人们低声絮说些什么事。还竖起第二个手指，在空中上下摇动，或者点着对手或自己的鼻尖。我的家里一有些小风波，不知怎的我总疑心和这“切切察察”有些关系。
《狗·猫·鼠》为什么花那么多的笔墨，游离于主题之外，谈一些名人学者，谈一些流言家？因为在1925年那些混乱的笔仗中，鲁迅吃了陈西滢等人许多流言的亏。所以，鲁迅为他们造出一个名词：“流言家”。
鲁迅对“流言家”深恶痛绝。但是，在《朝花夕拾》这样一系列书写很放松的回忆文章里，鲁迅的批判也温和得多了。他现在发现，大人的世界总是充满了流言。衍太太喜欢搬弄是非，说“我”已经偷了家里的东西去变卖了。最恶劣的是《藤野先生》里的那些日本同学，只要超过了60分，就不是你中国人的本事了，一定是老师事先透露了题目，等等。鲁迅受到极大的伤害，幻灯片事件之外，就数这种背地里的抹黑。
五、温厚与幽默
在我们的印象里，鲁迅是一个斗士，笔下毫不留情，对黑暗与邪恶，对人对事，都在不屈不挠、不依不饶地攻击，而且一个都不宽恕。但是，《朝花夕拾》是一本回忆之书。回忆中有温热，因为写到了自己的儿童时代，和少年与青年岁月，里面有许多悲伤和烦闷，但更多的是“快活”和“欢喜”，这些都是鲁迅爱用的词。哪怕写到后来的成人的世界，鲁迅也是“欣赏他脸上的哭或笑，口头的硬语与谐谈”。我们喜欢读这本回忆之书，就因为作者的心地是温厚的，而且笔调是幽默的。
1.幽默的笔调
鲁迅是严肃的，也是幽默的。他的幽默感无处不在，在《朝花夕拾》中表现得也尤其丰富，因为我们说过了，这是鲁迅最放松的写作。比如《狗·猫·鼠》里写小老鼠：
几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灯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飘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态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还轩昂。
又比如《无常》里写迎神赛会上的鬼王：
据传说，鬼王是只用一只脚走路的；但他究竟是乡下人，虽然脸上已经画上些鱼鳞或者别的什么鳞，却仍然只得用了两只脚走路。
他接下来说，“所以看客对于他们不很敬畏，也不大留心”。鲁迅对乡间的人们的势利眼经常要讽刺那么一下。后面又说到无常家的少爷，大家却叫他阿领，“对于他似乎都不很表敬意”，因为不是无常亲生的。无常为什么要“节育”呢？因为他怕儿女一多，爱说闲话的会在背后“切切察察”来陷害他。鲁迅行文中是随时要开点玩笑的。
我们现在经常会说一个人“有钱任性”，其实这话鲁迅早已说过，而且说得比这有趣得多。《父亲的病》一开头就写到名医，他出诊原来是一元四角，特急十元，深夜加倍，出城又加倍。有一天夜里，一家城外人家的闺女生病来请他——
因为他其时已经阔得不耐烦，便非一百元不去。
“阔得不耐烦”就是“有钱任性”。后面还有加倍再加倍，开了方子后，主人多了一句话，说病很重，药怕还得重一点。名医说好，又写了一张条子，两百元。但主人“笑面承迎”，又“很客气地送他出来”。怎样叫作“阔”，又怎样一个“任性”“不耐烦”？文中轻描淡写，却写绝了。近似于现在人常说的“凡尔赛文学”，也是这种低调的炫耀。
《范爱农》里，作者说：
我被摆在师范学校校长的饭碗旁边，王都督给了我校款二百元。
换句话说，就是王都督给了我二百元办校经费，让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但鲁迅的表述既幽默又形象，意思也要多得多。突出一个“饭碗”，无非是说王都督赏口饭给我吃，而我好像也只是要混口饭吃。这样的调侃，说不上是对王金发还是对自己，真令人忍俊不禁。而且，“饭碗旁边”跟“校款二百元”还信手拈来地押了个韵，造成顺口溜一样的浮滑效果。
我们读《阿长与〈山海经〉》，有一个印象永远忘不了：
睡觉时她又伸开两脚两手，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挤得我没有余地翻身……但到夜里，我热得醒来的时候，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一条臂膊还搁在我的颈子上。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鲁迅的用字。前一句是阿长在床中间“摆成”一个“大”字，第二句再一次发现，却仍然看见满床“摆着”一个“大”字。前面是“摆成”，后面是“摆着”。用词真是一丝不苟，因为前面是初次介绍，不能用“摆着”，后面已不需要说明，不能用“摆成”。
就像一个“大”字，鲁迅最善于使用一个直观的形象，对人做一下子就到位的刻画。《琐记》里，写到了南京的水师学堂，遇见高年级学生将肘弯撑开着走路，名之为“螃蟹式的名公巨卿”，真是“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藤野先生》的开头说樱花树下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
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
要知道，这里用黄山、泰山都形容不当，因为富士山是一座圆锥一样孤立的山，也不特别高，而且关键是在日本。这叫就近取譬，远了就不相干。
鲁迅深恶痛绝那种违反天性、悖逆人情的人和事。《二十四孝图》里，他说，我小时候也未曾蓄意忤逆，对父母极愿意孝顺的。哪里想到古人把孝顺的门槛提得太高了，让人够不着。二十四孝的劝善文里，总是要把好人好事表现得那么出格，那么不寻常，简直是鼓励人使诈作伪，起到的是反作用。但是他的批评，并不是“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他经常开玩笑。比如他说，如果有阔人请我吃饭，我就学“陆绩怀橘”，偷偷地把主人家的橘子塞到怀里面，跪着答话：我母亲喜欢吃橘子，我带回去给她。“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
他最讨厌二十四孝里面的“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但鲁迅写着写着，开起玩笑来了。他说你看因为父亲病了，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后来这一份担心一直等到祖母去世，我才放下心来。”说得像煞有介事，但我们知道他是调侃。
2.给人品打分
在《朝花夕拾》的十篇文章里面，鲁迅写到这些人物，往往是饱含深情，连讽刺挖苦也经常是出于善意的，人物身上可笑的成分也大于可恶。所以我们说作者的心地是温厚的。对于其中写到的一系列人物，我们可以试着给他们打分，看看是不是非黑即白，非善即恶。
藤野先生人品最高，无懈可击。三味书屋里的寿镜吾先生，“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虽然看起来对学生很严厉，但其实是和善的。他有戒尺，却是不常用。也罚跪，但也不经常罚，哪怕我们在院子里面稍微玩得久一些，也就叫我们回来读书而已。而且他老人家读书那么忘情：“‘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 ’……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鲁迅对他的两位老师，是充满感情的。
长妈妈当然好，除了夏天睡觉占地方，除了迷信。还有一些缺点，比如不说实话。迅哥养的隐鼠事实上是她弄死的，她却说是猫吃去了。再就是喜欢“切切察察”，在背地里说人长短。但作者两次说到对长妈妈“发生过空前的敬意”“发生新的敬意”，前一次是调侃，后一次就是真的了，因为她给买来了心爱的《山海经》。“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做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所以文章最后，鲁迅用了全书最浓烈的感情写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父亲没法打分。鲁迅很爱自己的父亲，为了给久病的父亲买药，他有整整四年每天出入于当铺和药店，从高他一倍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跟他一样高的柜台边递上钱，接过药。但是父亲对他又是严厉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五猖会》中。“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个时候叫我来背书。”我们也都很诧异吧？为什么要在孩子的兴头上泼冷水？难道不是朱熹《童蒙须知》那些教训的遗风？这篇文章写法很有意思，本来以为前一半竭力渲染的五猖会将是全文的高潮，“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但作者偏要来个反高潮，后一半偏写被父亲截留了去背书。这个写法，本身就反映了父亲的做法，生怕孩子过分开心，而忘掉了所有的快乐都要付出代价。
衍太太分数比较低一些。开头还是好的，鼓励小朋友游戏，跌破了回去要给家长骂，但衍太太决不埋怨，会用烧酒调了水粉给你搽在疙瘩上，非常贴心。也愿意跟作者谈闲天。但问题是表里不一，搬弄是非很厉害，让人非常被动。但要说作者对她有多么痛恨，却说不上来。她是一个优点和缺点都很鲜明的邻人，代表了我们日常所见的大多数。
两位名医，鲁迅当然是有怨言的，但语调还是冷嘲占上风。他并没有直接指责中医是骗人的，只是两位名医是处在一个可疑的传统里却不自知，结果估计是把自己也给骗了，而且骗得死死的。鲁迅对他们用药的荒唐，极尽嘲讽之能事，但更多的是悲悯。从“不甚了然”，到“无法可想”，顶多算是庸医，而不算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
连对《范爱农》里的王金发大都督，鲁迅也是用了半调侃的语气来写。进了城，掌了权，身边人也都换上了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王金发也算知人识人懂得用人，任命鲁迅为师范学校校长，还给了二百元办学经费，而且骂过他也还能继续讨到经费。拿了他的校款还去骂他，他也并不是马上派人来捣毁报馆。虽然是绿林学校出身的革命党，王金发却绝对算不上坏人。
六、“大概很杂乱”
拉拉杂杂地讲到这里，现在我们要问，这十篇文章，都是散文或者说随笔，鲁迅只是顺着时间的先后依次写下来的吗？在《朝花夕拾》的小引里，他说过：
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文体大概很杂乱，因为是或作或辍，经了九个月之多。环境也不一：前两篇写于北京寓所的东壁下；中三篇是流离中所作，地方是医院和木匠房；后五篇却在厦门大学的图书馆的楼上，已经是被学者们挤出集团之后了。
“文体”在这里是指文章的形式。鲁迅是一个文体大师，写东西还会“杂乱”吗？但是，“杂乱”的确是给读者的初始印象。但是，如果一篇接一篇看下来，我们会发现各篇之间很有一些记忆的勾连，文笔的穿插与呼应。这说明，鲁迅在写作成文和编辑成书的时候，有一个整体的规划。
比如，《阿长与〈山海经〉》里面写的长妈妈，在《狗·猫·鼠》里已露过面。《无常》里面大写特写的迎神赛会，也出现在《五猖会》里。《父亲的病》写的医生或者说郎中，《无常》里同样有过。《琐记》开头的衍太太，在《父亲的病》的最后也掺和进来了。所以说，《朝花夕拾》里面的文章看似独立，其实经过巧妙的布置，文笔往往相互勾连，彼此映照。
这种勾连和映照，一篇篇地读《朝花夕拾》，感觉就会很分明。在《藤野先生》里，先生批评作者把血管移了一点位置，说解剖图不是美术，不能因为美观而牺牲了真实。作者嘀嘀咕咕说：“图还是我画的不错。”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再回去看，《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最后一段，写他“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后来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还有《二十四孝图》，那是自己收得的最先的图画本子。《阿长与〈山海经〉》也写了自己搜集许多绘图的书。这些都是有意无意的穿插与对照。
我们对《朝花夕拾》做一个整体的回顾。在心力交瘁的1926年，鲁迅在某些时段，沉浸到对往昔的回忆中去了。无忧无虑的百草园，忧喜参半的三味书屋，横躺成一个“大”字的阿长，孩子们的“教唆犯”衍太太，还有五猖会的盛事。鲁迅用他极为生动的语言加以再现，“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悲哀不只是现在来看，就连在当年，儿童的快乐里面也还有很多的凄凉。《五猖会》第二段写赛会后的纪念品，一文钱买的一个哨子，用一点烂泥，几只小羽毛做的，“吡吡地吹它两三天”。在《二十四孝图》里，他说：“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然而，当年虽然可怜兮兮，但逝去的时间毕竟是美好的，可惜永远不会再回来。
在故乡度过了童年，与“人生识字忧患始”的少年，然后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从少年到青年，鲁迅所经历的一系列乐事、趣事、伤心事以及糗事，鲁迅都一一做了回顾。但是情绪越来越低沉，心情越来越芜杂。到了最后一篇《范爱农》，简直是灰暗的人生，让人想起鲁迅的《在酒楼上》和《孤独者》。因为大环境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像《在酒楼上》里写的蜂子或蝇子，飞了一个小圈子，又回来停在原地点；像《孤独者》写的一匹受伤的狼，在旷野中嗥叫，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我们读《朝花夕拾》，一篇有一篇的读法，整本有整本的读法。而且，《朝花夕拾》与鲁迅其他的小说、散文和杂文，也形成了许许多多的勾连与呼应。我们读鲁迅，可以把这本《朝花夕拾》看成他情感经验的根据地。这是他出发的地方，是他“人穷则反本”的那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