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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哼!”嫦娥将柳眉一扬,忽然站起来,风似的往外走,嘴里咕噜着,“又是乌鸦的炸酱面,又是乌鸦的炸酱面!你去问问去,谁家是一年到头只吃乌鸦肉的炸酱面的?我真不知道是走了什么运,竟嫁到这里来,整年的就吃乌鸦的炸酱面!”(《奔月》)

禹太太呆了一会,就把双眉一扬,一面回转身,一面嚷叫道:

“这杀千刀的!奔什么丧!走过自家的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就奔你的丧!做官做官,做官有什么好处,仔细像你的老子,做到充军,还掉在池子里变大忘八!这没良心的杀千刀!……”(《理水》)

“这活死尸的囚徒”,“这没良心的杀千刀”,中国历史上,随时都听得到这样的河东狮吼。而“拄杖落地心茫然”也是丈夫们的正常反应。“七斤自己知道是出场人物,被女人当大众这样辱骂,很不雅观,便只得抬头,慢慢地说道……”,这算难得地敢于回嘴了。《肥皂》里的四铭,见太太“陷下的两颊已经鼓起,而且很变了颜色,三角形的眼里也发着可怕的光”,便赶紧改口说,“我也没有闹什么脾气……”。《幸福的家庭》里的主妇,“也是腰骨笔直,然而两手插腰,怒气冲冲的似乎豫备开始练体操”。男主人惹不起,只好抱着孩子躲起来。《奔月》里伟大的后羿,更是彻头彻尾地惧内,对太太嫦娥,是“硬着头皮”才敢回家见,“跟在后面”才敢低声说,赔尽了小心,终究也挽不回那颗奔逸的心。

这些女中“泼辣货”,来自鲁迅对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切体认,和对古代历史的广泛了解。虽然,总体上两千年来中国的确是夫权制社会,但是,诚如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中所谓“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而且在特定的范围内,比如说家庭中,使盛衰易位。古代笑话中,怕老婆总是占一大宗,说明民间的男女关系,本不是“妇者服也”这么教条。帝族、贵族与士大夫惧内之事,也屡见于正史与稗官野史中,以至于胡适尝笑叹,中国怕老婆的故事特多,将来必能民主。谢肇淛《五杂俎》卷八云:“愚不肖之畏妇,怵于秉也。贤智之畏妇,溺于爱也。贫贱之畏妇,仰余沫以自给也。富贵之畏妇,惮勃谿而苟安也。丑妇之见畏,操家秉也。少妇之见畏,惑床笫也。有子而畏,势之所挟也。无子而畏,威之所劫也。”社会生活的具体情形如此复杂,哪里是单一的视角、硬性的理论所能框定的呢?

不错,从1918年的《我之节烈观》,到1925年的《坚壁清野主义》和《寡妇主义》,鲁迅在大量的历史文化批判中,同情中国妇女的苦难命运,抨击禁锢女性思想的封建礼教,呼唤她们的觉醒和解放。鲁迅深刻的理性思考,成为五四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最具力量的启蒙话语。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鲁迅仍然有一些平情之论,表明了对婚姻与家庭问题与启蒙话语不无抵触的常识判断:“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娜拉走后怎样》)“即使是贤母良妻,即使是东方式,对于夫和子女,也不能说可以没有爱情。”(《寡妇主义》)在男权统治下,男人也常被女人役使,女人也常有对丈夫的爱情,这种陈述,庶几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在《〈呐喊·自序〉片论》的最后,我说要真正理解鲁迅,就应该辨别出他的启蒙话语与宏大叙事之间的距离,了解他如何从人的意义的追寻与建构出发而最终回到了个体存在本身。事实上,在鲜活的现实与僵固的理论之间,他总是愿意接受现实的指引。1935年岁末,鲁迅有一篇《阿金》,写“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呼朋引伴,打架骂街,兼轧姘头,亦“简直闹得六畜不安”。这一下,轮到鲁迅“拄杖落地心茫然”了。他于是感叹说:“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念和主张。”这“信念”和“主张”就是:“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鲁迅颇有些郁闷地说:

昔者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我却为了区区一个阿金,连对于人事也从新疑惑起来了,虽然圣人和凡人不能相比,但也可见阿金的伟力,和我的满不行。我不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但是,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仿佛她塞住了我的一条路,却是的确的。

其实,爱姑、七斤嫂、嫦娥、禹太太等小说人物,早已堵在了笔直的理论通道上,使鲁迅以一贯的信念和主张而发表的启蒙论述布满了可疑的裂缝。我们熟悉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指出巴尔扎克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因为“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sup/sup。卢卡契认为:“使巴尔扎克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的,是他描写现实时的至诚,即使这种现实正好违反他个人的见解、希望和心愿,他也是诚实不欺的……”sup/sup鲁迅亦然。爱姑这一形象系列,本来构成了对鲁迅“我还记得中国的女人是怎样被压制,有时简直并羊而不如”(《忽然想到·七》)这一固定想象的消解,但是他至诚的艺术精神并不妨碍自己对现实的尊重与描写。鲁迅说:“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本。”潜藏的意思是不是说,曾经,他是将祥林嫂算作中国女性的标本的;现在,祥林嫂或许不能算,阿金也不能算?说到底,标本只存在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中,它不能够化约无比丰富的历史与现实,也不能够抵达真正的艺术。

三、泼辣货内在的奴性

近年来,随着政治与意识形态逐步淡化,论者对于《离婚》的解读开始不为以往的两类结论所拘囿,而呈现出更广阔的视野,尤其能着重对乡土社会习俗与历史文化生态的考察。谭德晶在《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一书中认为:“在《离婚》中,主要是通过‘离婚’这样的乡土纠葛,来透视了乡土社会的或一方面:这就是,乡村‘公正’的实现,以及在这种‘公正’实现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点。”sup/sup这的确是重启思路的重要观点。冯鸽也说:“文本的主旨不应该简单地仅解释为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反抗,而应注意到隐含作者通过文本对于整个中国社会传统礼俗制度和文化心理的深刻反省和批判。”sup/sup

《离婚》与鲁迅很多乡土题材的小说一样,深植于地方民俗的厚实土壤中。周作人《五十自寿诗》其二有云:“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吃讲茶”即为旧时绍兴民间广泛流行的习俗。因为婚姻失和、财产分割、名誉或权益受损等产生的种种民间纠纷,双方为讨公道而又不愿打官司,会请地方有地位和声望的乡绅出面“说和”。两造对证,各申其理,听凭调解和裁决。在这样的场合,虽然有所谓“公道自在人心”,但息事宁人往往成为最大的考量。在利益权衡和舆论压力下,期望事情能得到圆满解决。《离婚》就是一场典型的“吃讲茶”的民事纠纷调解。所要求调解人的,是“公道”;所要求当事人的,是“明白”:

“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

“七大人是最爱讲公道话的,你们也知道。”

“七大人是知书识理,顶明白的;”她勇敢起来了。

“这也逃不出七大人的明鉴;知书识理的人什么都知道。”

“你看你的爹多少明白;”

“对呀!七大人也真公平;爱姑也真明白!”

调解人一旦体现了“公道”,当事人一旦“明白”了事理,“和”“解”于焉达成:

“一个人总要和气些:‘和气生财’。对不对?”

“冤仇是宜解不宜结的。”

一桩拖了整三年的离婚,到底被摆平,小说的结局是皆大欢喜的“圆功”:

好容易,庄木三点清了洋钱;两方面各将红绿帖子收起,大家的腰骨都似乎直得多,原先收紧着的脸相也宽懈下来,全客厅顿然见得一团和气了。

当然,《离婚》这篇小说并非以忠实地记录一出乡间的民事纠纷为目的,用李长之扼要的点评就是,《离婚》和《风波》一样,都是“写农民的愚騃和奴性”sup/sup。爱姑身上,这奴性在泼辣的外表之下,表现得尤为隐蔽,却也更令人信服。七大人的气场大,把她整蒙了,而她那平时让人怕三分的父亲,在这里也竟说不出话。她终于撑不住,用微细如丝的声音说:

“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

这真是一败涂地。照林兴宅早在《〈离婚〉与〈小公务员之死〉的比较分析》中的归纳,这奴性具体展示为对权力与地位的恐惧、崇拜与屈从。“奴性心理已经渗入到社会成员的骨髓,成为一种潜意识。”sup/sup谭德晶认为,鲁迅在小说中,“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一事件,表现乡土社会对于‘官’的慑服、幻想和畏惧。这样的主题,是他在《阿q正传》、《风波》中就已经涉及了的,只不过没有像在《离婚》中那样通过一个完整的过程来加以细致的表现罢了”sup/sup。

在这篇《离婚》中,七大人是个关键人物,属于鲁迅偏好讥讽的地方上“高门大户”的乡绅统治者,具有半官方的背景(因为秀才的骂话“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阿q“所以格外怕,印象也格外深”),在乡土社会垄断了知识与道理(爱姑所谓“知书识理的人什么都知道”。“赵太爷钱太爷大受居民的尊敬,除有钱之外,就因为都是文童的爹爹”),具有群氓不可比拟的经验上的“广阔”、见识上的“高明”,但事实上他们无一不是虚骄之徒,知识空疏却又虚张声势(《祝福》里的四叔是“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风波》里的赵七爷则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均属于“茂才先生”的“博雅”),语言贫乏却又故作深沉(四叔:“可恶!然而……”),又特别喜欢卖弄很可笑可怜的一点点知识,甚至公然捏造事实,来吓唬人(赵七爷编造了话来恐吓七斤嫂:“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七大人尤有进境,他像假洋鬼子一样具有神秘的威严,拥有比四叔和赵七爷更新的话语,与鼻烟壶、洋学堂等等优势装备,能用所谓的“天外道理”,对爱姑所依仗的“三茶六礼”形成降维打击:

七大人这才慢慢地说了。“年纪青青。一个人总要和气些:‘和气生财’。对不对?我一添就是十块,那简直已经是‘天外道理’了。要不然,公婆说‘走!’就得走。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你要不信,他就是刚从北京洋学堂里回来的,自己问他去。”于是转脸向着一个尖下巴的少爷道,“对不对?”

欺侮,歪曲,装腔作势,却说得那么气定神闲。倒是这样一个极富表演性的权势者身上,有了赵太爷、赵七爷和四叔们不曾具有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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