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呐喊·自序》片论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写的幻灯片事件，堪称其一生中的一个戏剧性转折，“既是一次具体动人的经历，同时也是一个充满意义的隐喻”sup/sup。虽然有人质疑它是否出于虚构，其震撼力和感染力已经使此事件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心理真实。于是我们完全认可了鲁迅由此得出的如下结论，而不觉有任何不妥：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sup/sup
在这段文字里，作者将强壮健全的“体格”与麻木愚弱的“精神”对举，而凸显了一个“意义”之有无的问题。其中的逻辑非常清晰：如果一个国民徒有一副健全的体格，而缺乏一种健全的精神，“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于是，意义只存在于精神的层面，它的有无，直接关系到个体生命的存在价值。一旦没有了这个意义，则死不足惜矣。
一、意义从哪里来？
现在的问题，首先是：意义究竟从哪里来？个体生命的意义将如何获得，或者说，该如何赋予？
显然，一个人存在的意义并不能自足、自明，一定要在某种文化体系中，由某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规范——宗教的、社会的、民族的、家庭的，等等——予以认定。要给你的“活法”一个“说法”，首先就要解释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以及此一目的与别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够在一个价值的序列与等级的体系中寻找到你的位置及去向，你就是不可理解的。总之，意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一个可以进行定位和估价的文明体系为你建构出来的。比如，在古代中国的儒家社会，个人可以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中获得其存在的意义，体现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一系列价值。正如在中世纪基督教盛行的欧洲，个人可以在与上帝的关系中体现出自己的意义来。
但是，意义不能够交换。不同的文化体系之间，很难理解对方存在的意义。这里既有古今之异，也有中西之别。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诗人瓦雷里（paul valéry）有一番话，典型地表明了这种意义的隔膜：
由于我们对中国人的认识困惑不解，所以不知道应将他们列在我们的文明体系的什么位置上，虽则我们可以明确界定埃及的、犹太的、希腊的和罗马的文化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我们既不能像他们看待我们一样将他们视为野蛮人，又不能把他们抬到与我们同样骄傲的地位，于是只好把他们列入另一领域，编入另一个历史顺序之中，即将他们划归到实际存在但不可理解却又与我们永远共同生存的一个类别中了。sup/sup
一旦划归异类，则越发不可理解。以“霜露所均，不育异类”的成见，异类简直就是“非人的人”，而其历史，也就是黑格尔所谓的“非历史的历史”。比如，在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里，作者这样描写一群白人在刚果河之所见所感：
汽船吃力地沿着黑暗的、不可理解的狂暴的边缘缓慢行驶。史前的人在向我们诅咒，祈祷，或表示欢迎——谁说得清是什么？我们被阻断了对周身环境的理解；我们可疑地、偷偷地、形同魅影般滑过，就像正常人面对疯人院里的一场热情的爆发。我们理解不了，因为我们走得太远，我们记不得，因为我们正旅行在洪荒时代的一个夜晚，那已消失了的洪荒时代，消失得不留痕迹，没有记忆。
“史前的人”（prehistoric man），也就是还没有进入意义的建构的人。康拉德几乎在不经意间，就对非洲的历史进行了“非历史化”，同时对非洲人进行了“非人化”（de-humanization）。sup/sup
二、被加入“历史”的“国民”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鲁迅是依据什么而认定人的意义之有无，并展开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的呢？
由于自甲午战争以来空前的内忧外患不断出现，中国旧文化的基础发生了剧烈动摇，传统的世界观与价值规范濒临崩溃，已经无法赋予中国人的生存以积极的意义。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思想的转型，借鉴西方文明的标准来反观自身已成必然的趋势。因此，鲁迅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批判，无疑是建基在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体系上的。用不着因此而为鲁迅辩护，因为在他那里，与西方视野相重叠的看法，比比皆是。举例来说，在《随感录四十二》中，鲁迅针对外国人称中国人为“土人”——野蛮人的代名词——而发表意见说：“我们现在，却除承受这个名号以外，实是别无方法。因为这类是非，都凭事实，并非单用口舌可以争得的。”但是，如果从传教士那里去寻找鲁迅对中国看法的根源，则是舍本逐末。sup/sup要找就得从西方近代思想的主流里去找。众所周知，鲁迅早期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进化论；并且他对“黑该尔”的“神思宗”也不陌生。正是黑格尔的历史观与达尔文的进化论，形成了瓦雷里所谓“我们的文明体系”的轴心观念。
今天的我们已经不大能想象，在那个超稳定的、不断循环的古代中国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意义何在，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历史有目的、在进步。我们已经认定，只有进化的观念才能够赋予生存以意义。杰姆逊（fredric jameson）认为：
尽管达尔文的理论说明生命并不是充满意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却赋予人类历史以一定的意义，历史被认为是在朝着一定的目标前进。而社会生活中所有的非正义、不平等和痛苦便都因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计划而消失或减轻了。这样，社会达尔文主义便和宗教有了相同之处。宗教建立一个神性的目的，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被利用来建立了一个新的目的，不再是宗教，却和宗教有相同的作用，因为它也为个体的生命提供了意义。sup/sup
意义存在于历史的进步中，不能体现出进步及其目标的历史产生不出意义。这就是黑格尔为什么把中国以及印度的历史称之为“非历史的历史”的根本原因。（在鲁迅的心目中，也有一个“中国历史的整数”，而“这历史没有年代”）在黑格尔看来，东方的精神不能自省，缺乏普遍性，无法上升。“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sup/sup杰姆逊打趣地问道，这种文化与世界历史还能有什么关系呢？
很显然，生活在巴比伦文化中的人不会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繁育一些人，然后消灭，让位给新的文化，巴比伦人也是生活在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中的，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是重要的。而从黑格尔的历史观来看，他们只有一个世界历史作用，那就是繁育，并且发明天文学和数学，然后从地球上消失。sup/s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