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色”指的不仅仅是服装的颜色，还包括车马、祭牲等颜色。每一个朝代崇尚的颜色都不同，夏朝尚黑，商朝尚白，周朝尚赤。“改服色”说白了就是改变前朝所崇尚的颜色。
之所以要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意，是因为君权神授。皇朝的更迭是天意，非人力所为，这证明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而皇帝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君主滥用权力，苛法暴政，无法无天，违背天意，老天就会发出警告。如果警告没用，老天就会以灾异等形式来鞭策、约束君主的行为，直至剥夺君主手中的权力。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使君主的权威得到了空前提高，他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的基础上，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同时又告诫君主要懂得洁身自爱，做到慎言、慎独、慎行。
第二，大一统，大统一。
董仲舒按照《春秋》所提倡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极力主张实行“大一统”。
“大一统”即天下统一，这正好跟极富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刘彻不谋而合。刘彻当时的形势是，国内刚刚平定七国叛乱，各大诸侯虽然心存敬畏，但人心不稳；国外匈奴日益强盛，常常骚扰大汉边疆，为所欲为。
在内外形势都很严峻的局面下，如何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这正是刚登基的刘彻面对的当务之急。而董仲舒提倡的“大一统”正中刘彻的要穴，自然很得他的赞赏。也正是因为这样，刘彻一生都在追求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并且倾尽人力、物力、财力和匈奴展开了“虽远必诛”的持久战，只为了达到中国“大统一”的目的。
第三，立太学，举贤良。
打天下，靠人才；治天下，更需要人才。正如刘邦所说，“我能在马背上打下天下，总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吧”。治理天下，没有人才，一切都是扯淡。
“立太学”是指建立国家级的中央大学，通过政府扶植来培育人才，通过设立乡学培育人才，以供朝廷社稷所用。
“举贤良”指将“公务员公开招聘”，即举贤制制度化，源源不断地向朝廷输送能人异士，让大汉王朝人才荟萃，国泰民安。
第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说，天下民众，只要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和《论语》就可以了，凡是不在此范围之内的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应该禁止传播，坚决杜绝这些学说与儒家学说同存共议。这样一来，可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思想统一了，法纪制度才能统一；只有法纪制度统一了，民心才能统一；只有民心统一了，国家才能治理好。
当然，这个统一是要讲究方法的，秦始皇也是为了统一天下民众的思想，但采取的方法却不妥，是血淋淋的焚书坑儒。而董仲舒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温柔战术，不杀你也不坑你，只要你一心一意读儒学就行了。
第五，主更化，常善治。
“更化”指改变、革新，“主更化”就是指要变革。董仲舒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就必须进行行之有效的改变。
刘彻不是一个想躺在先皇功绩簿上过日子的皇帝，他想有所为。听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后，他感叹道：“妙，实在是妙！妙不可言，妙语连珠啊！”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面试到此结束。董仲舒的建议他都悉数采纳。考虑到官场用人的规矩，汉武帝并没有直接把董仲舒留在朝廷为官，而是先把他安排到了基层，任江都相，辅佐自己的兄长刘非。
以退为进
汉武帝自从决定展开思想革命后，这个刚刚登基的少年皇帝不再孤独迷惘，相反，他为自己这么快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感到高兴。当然，要想革命，还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本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则，他决定对朝中重臣来一次大洗牌。
刘彻首先来了个投石问路之举，他手中的石头砸向了陪伴自己度过九年光辉岁月的老师卫绾，原因有三。
首先，卫绾不作为。
卫绾这个人忠厚老实，谨言慎行，所以能被汉景帝重新启用，成为太子太傅，成为一国之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然而，事实证明，卫绾虽然是个好人，但并不是一个好官，说得确切些不是一个好丞相。他为人谨慎有余，大方不足，做事低调有余，高调不足。总而言之，就是三个字：不作为。
其次，卫绾不尊儒。
卫绾奉行的是黄老学说。黄老学说起源于战国，是结合了老子思想、道家学说和法家理论形成的。刘邦建立汉朝后，便以黄老学说作为政治理论来学习，后来便成了汉室皇家子弟必读的学说。卫绾的思想和方向自然是和国家方针一致的，因此，奉行黄老学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道不同，不相谋。因为师徒两人的信仰和理念不同，一个南辕一个北辙。因此，在刘彻眼里，卫绾是个值得尊敬的长者，但却不是个好老师。
最后，卫绾不识时务。
尽管卫绾不作为，不尊儒，但刘彻却尊老爱师，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卫绾不主动站出来，公然挑战刘彻的权威，那么，他们两人将会井水不犯河水地相处下去。
然而，一听说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革命，卫绾再也坐不住了，马上上了一道奏折：凡是妖言惑众的人，凡是违背高祖训规的人都是政治敌人，都应该罢官免职，遣送回乡去闭门思过。
刘彻是尊儒的，然而，卫绾非但不尊儒，而且不识时务，打压奉行儒学的人就是打压刘彻啊。
打狗还得看主人，作为掌管天下的主人，刘彻自然容不得卫绾如此打自己的脸。于是，他马上罢了卫绾的官，给出的理由是冤狱之首。
原来，一代酷吏郅都被窦太后强行推上断头台后，接过郅都衣钵的人叫宁成。这个宁成也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他不但继承了郅都的职务，而且继续实施高举高打的严罚酷刑，弄得京城再次风声鹤唳，鸡犬不宁。
面临这样的恐怖时代，长安城的宗室豪杰为了获得自由之身，便开始纷纷喊冤，将案子往上告。刘彻此时顺水推舟，假装对宁成问责，结果这一问便问到了罪魁祸首丞相卫绾身上来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卫绾被罢了官，空出来的丞相职务由谁来接任呢？
刘彻很头疼。他不是头疼没有好的人选，而是人选太多，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经过层层选拔，产生了两大热门人选：窦婴和田蚡。
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为人正直，嗜好儒术。
虽然他的仕途跟裙带关系密不可分，但他并不是个附庸风雅之辈，他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道德，有自己的修养。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在汉景帝许下百年之后传位于弟的承诺时，上前搅局，成功为汉景帝解了围。
刘彻此时把窦婴纳入丞相的主要候选人，一是因为窦婴的思想跟他保持着高度一致，都爱儒术；二是因为窦婴的身份跟他保持着高度一致，都是自家人。
而另一位热门候选人田蚡也同样具备这两大条件。
田蚡是王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弟，他有三个特点。一是长相奇丑。丑到什么地步呢？可以用恶神来形容。二是口才极佳。佳到什么地步呢？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可以颠倒众生。三是出道晚。晚到什么地步呢？他出道比窦婴慢了何止半拍，窦婴当上将军时，田蚡才刚刚踏入仕途，是个小小的郎官。
虽然出道晚，但田蚡的仕途却极为顺利。在汉景帝时，他还是个芝麻大的官，但刘彻一上台，仗着王皇后这个“铁后台”，他很快就青云直上。
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野心勃勃的田蚡开始了韬光养晦之举。
他首先培养自己的亲友团，手下养了大量的门客。这些门客是他的私人保镖兼智囊团，总之，田家的事就是他们的事，他们打拼的事就是田家的事，这些门客就是田蚡的班底，是他的嫡系人马和心腹。
其次，田蚡努力打造自己的势力团。他千方百计地巴结和拉拢朝中权臣和长安的贵族们，通过糖衣炮弹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潜在外围势力，一来为自己在朝中建立了良好的人脉，二来为自己在广大群众中积攒了极高的人气。
付出就会有回报，果然，田蚡很快在朝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名气和威望与日俱增。也正是因为这样，卫绾被免职后，田蚡蠢蠢欲动，磨刀霍霍，对丞相一职志在必得。于是，一场外戚和重臣之间的对战眼看就要爆发了。
关键时刻，田蚡手下的门客站出来有话说了。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田蚡本着广纳贤言的原则，自然让门客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门客果然不是吃素的，一开口就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请主子放弃这场丞相争夺战。”
田蚡一听都傻眼了，忙问何出此言。门客列出了四点理由：第一，论辈分，魏其侯窦婴比田蚡高；第二，论资历，魏其侯窦婴比田蚡老；第三，论人气，魏其侯窦婴比田蚡旺；第四，论功绩，魏其侯窦婴比田蚡多。
田蚡一听，脸色都绿了，对争强好胜的他来说，门客的话让他颜面无存，大为光火，但转念一想，他扪心自问，自己在这几个方面确实不如窦婴。于是，他马上诚恳地向门客求教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
门客认为，窦婴现在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对优势，和他直接真情对对碰，那必然是鸡蛋碰石头。与其去碰得头破血流，两败俱伤，不如主动让贤，把丞相一位让给窦婴，这样一来可以博得一个谦让的美誉，二来还可以积聚力量，给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所谓人在官场混，政治觉悟是第一要素。懂政治，就要懂进退之道，懂取舍之道，懂厚积薄发之道。如果田蚡现在谦让了丞相之位，非但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还会得到丰厚的收获，太尉之职还有谁能与之相争呢？太尉亦属于三公之列，和丞相在官阶上来说都是平等的。这样等日后羽翼更加丰满，再谋丞相之位更为妥当。
田蚡一听，脸上又泛起了笑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于是，他听从了门客们的建议，马上把谦让之举付诸行动，向王皇后表达了此意。
王皇后就是一个传话筒，很快就把话递到了刘彻耳边。刘彻一听，大为震惊，为田蚡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同时感觉很高兴，他终于不用为选谁当丞相而愁了。
于是，刘彻很快下旨，窦婴被任命为丞相，田蚡被任命为太尉，封武安侯。总之一句话，皆大欢喜。
建元新政
刘彻在拿卫绾开涮后，第二个倒霉鬼是御史大夫直不疑。
直不疑，南阳人（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他属于三朝元老级人物，历经了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皇帝。
汉文帝时，直不疑任郎中。一次，他的同房郎官中有人请假回家，但是这个人回乡心切，情急之下错拿了另外一个郎官的黄金。不久，黄金的主人发现丢失了黄金，便胡乱猜疑是直不疑干的，对他指指点点，指桑骂槐。对此，直不疑没做任何辩驳，而是直接交给了失主同样的黄金，还慎重地向他道了歉。
过了几天，请假的郎官回来了，他也是个诚实之人，主动把错拿的黄金交还给了失主。结果，这个丢失黄金的郎官十分惭愧，也十分震惊，明白了直不疑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远近的人都称赞直不疑是位忠厚长者。
到了汉景帝时，直不疑官职升到了太中大夫。因为树大招风，他成了朝中一些野心家的政治公敌。一次上朝时，有位官员笑着对他说：“你很美？”
“哪里美？”直不疑心里一惊。
“不但长得美，而且偷得美？”那位官员笑道，“美不是你的错，是上天的错，但把美用在偷情上却是你的错。天涯何处无芳草，可你为什么偏偏要与自己的嫂子私通！”
直不疑听后，脸色平静得如一潭清水，半晌才弱弱地来了一句：“实在抱歉，我没有兄长。”说完这句话，他的嘴巴像是贴了块膏药，不再发一句为自己辩白之言。
这件事之后，直不疑的忠厚长者之名更是大震了。
七国之乱时，这位“长者”做出了更为“长脸”之举，他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带领军队参加了平叛战争。整个过程，他身先士卒，不畏生死。因为平定七国之乱有功，直不疑升迁到了御史大夫的职位，并被封为塞侯。
如果说直不疑在仕途的升迁之道是靠长者风范，靠大公无私，靠勇于担当，那么他此时被刘彻削去职务则是因为他的“不学无术”。
不学无术，此话怎讲？原来直不疑喜欢读《老子》，崇尚的是黄老之道。他无论到哪里做官，总是采用老一套的办法，唯恐人们知道他做官的事迹。见过做人低调的，但没见过这么低调的，几乎可以低到尘埃里去了。也正是因为他奉行黄老学说，成了刘彻动刀的第二个对象。
“您老历经三朝，年事已高，也该回家享清福啦。”刘彻拍拍直不疑的肩膀，对他说了一句极为温柔的话，但这“温柔一刀”下去，直不疑的官帽掉落于地，从此远离了尔虞我诈的官场，从此告别了风起云涌的仕途，成了闲云野鹤，归隐山林。
赶走了直不疑，刘彻马上重用了“儒之名者”赵绾和王臧。赵绾接替直不疑的御史大夫职务，王臧则被任命为郎中令。
赵绾和王臧也是知恩图报之人，马上向汉武帝推荐了一位重量级的儒学大师——申公。
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申公却恰恰相反，他是隐士，也是人间有事人。他原本在楚王刘戊手下打工，但刘戊天生淫暴，申公尽职尽责地屡屡相劝，最终仍是无效，于是申公选择了飘然离去，后成了“赤脚教授”，四海为家，到处传道授业，门下弟子数不胜数。
申公的大名，弱冠之年的汉武帝也早已如雷贯耳，他自然极为想见这个儒学泰斗。
为了表示对这位儒学泰斗的重视，汉武帝使用了最高礼节——驷马安车去接他。我们通常所见的马车都是用一匹马，但汉武帝这次却使用了四匹马。且不说这样阔气不少，单是四匹马拉一个车的速度就快了很多，所以才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同时，为了防止马车颠簸，让古稀之年的申公吃不消，汉武帝特命人用蒲草包裹好安车的轮子。他怕申公不肯出门，还特令使者带着玉璧和布帛等价值不菲的礼物。如此厚重的糖衣炮弹砸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可谓下足了老本。
汉武帝用最高的礼仪把申公迎进宫后，殷殷切切地望着他道：“请先生不吝赐教治国安邦之道。”
“务实，务求。”申公沉默片刻，才惜字如金地吐出这么四个字。
“如何做到务实、务求呢？还请先生指点迷津啊。”汉武帝高薪聘请申公来，自然不想只换来这几个字。
“治国安邦和为人做事一样，只要做好这个四个字，就行了。”申公说。
“还有呢？”汉武帝打破砂锅问到底。
“没了。”申公淡淡地答道。
四目相对，无语亦无声。良久，汉武帝心里长叹一声：“我请来的不是教授，是石佛啊。”但走到这一步，已没有回头路，于是他给这座“石佛”一个供奉的“神台”——太中大夫。
在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儒家弟子后，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没有再迟疑，没有再观望，他马上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出台了新政策，史称“建元新政”。
“建元新政”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列侯不留京。
列侯每年都有一次进京朝觐的机会，但是在京城停留的时间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一旦到了期限，就必须无条件离开京城，回到封地，镇守一方，造福一方。
之所以出台这个政策，是因为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封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把县作为“嫁衣”封给某人，并且以县名来对应称侯。有了封地，有了爵位，按理说受封的人肯定会独守一方，享太平之乐，拥富贵之荣。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汉朝经过文景之治，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封侯之人都不愿留在封地，而是想方设法留在京城。一是京城比封地繁华得多，二是大多数诸侯要么是皇亲国戚的出身，要么是娶了公主为妻的。这些人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惯了奢靡豪华的生活，哪里肯到穷乡僻壤去体验生活呢？三是为了仕途的需要，京城是权力的中心，不到京城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京城不知道自己权小。汉朝有这样的“潜规则”，丞相人选必须从列侯中选择。为了得到皇帝的器重，为了能攀上丞相这权力至上的宝座，谁都想长期留在京城，伺机而动。
列侯不准滞留京城，这项新政可以说是汉武帝为加强列侯作风实行的新举措。
第二，关中不设防。
早在秦朝时期，为了确保首都咸阳的绝对安全，出台了这样一条硬性措施：凡是出入函谷关的人，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刘邦建国后，沿袭了秦朝的做法，依然实施执证入关。这样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京城的稳定，但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给交流带来了极大不便。不说普通百姓只能望关兴叹，经济交流也因此受阻，极大地影响了政通人和。
汉武帝下令废除通过函谷关的关禁，一来可以更好地显示太平盛世，二来可以真正让百姓享受平等出行的机会。这条新政可以说代表了汉武帝“开放”的治国理念。
第三，宗亲无特权。
汉武帝时，宗亲仗着势力大、后台硬，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经常做出一些违法，甚至是草菅人命的事，一来给皇室宗亲抹了黑，二来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汉武帝下令坚决打击宗亲违法乱纪行为，宗亲犯法，与庶民同罪，严惩不贷。
总而言之，这三条新政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惠民。
窦太后的“三板斧”
汉武帝的新政虽然符合国计民生，但为他喝彩的人却很少，原因是树敌太多。
树了哪些敌人呢？不是外人，都是自己人——皇亲国戚。他们本来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但新政让他们在仕途上断了走捷径的最后奢望，在行为上受到了极大的约束。一转眼间，他们拥有的特权都被剥夺了，他们自然会反对和抵抗。
如何抵抗呢？他们当然不能直接和汉武帝动手，而是曲线救国，找窦太后告状。
一个人这么说，窦太后不置可否。两个人这么说，窦太后得过且过。三个人这么说，窦太后就不可不信了。
当然，窦太后毕竟是太后，尽管她怒了，却没有表露出来，而是采取了以静制动的方针，想看看汉武帝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举动。
哪知，汉武帝接下来的举动让窦太后再也静不下来了。
点燃窦太后心中怒火的人是御史大夫赵绾。他给汉武帝提了一条重磅建议：朝中大事理应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以后不必再请示东宫了。
东宫就是指窦太后，不请示东宫，就是不请示窦太后。
应该说赵绾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是为汉武帝揽权，摆脱窦太后的操控。然而，他太小看窦太后了。赵绾急于求成的这个小报告竟成了窦太后手中的把柄。
窦太后听说此事后，愤怒异常。从表面上看，她愤怒的是赵绾的大不敬，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是因为她骨子里坚决信奉黄老之学，坚决反对儒家学说。也正是因为这样，她要求自己的儿子汉景帝、孙子汉武帝都要“独尊黄学”。
其实儒家学说和黄老学说之间的对战由来已久。汉景帝也是个思想叛逆之人，他当时就为了学术信仰和窦太后进行了一次针尖对麦芒的争斗。
汉武帝开始思想革命以来，窦太后开始只是观望，想看看年轻的汉武帝究竟会把汉朝折腾成什么样。但是，这场好戏只看了一部分，就被不识抬举的赵绾给搅黄了。凡事不向东宫请示，那就等于剥夺了窦太后的政治权力。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想放下，窦太后自然也不例外。
怒不可遏的窦太后开始发威了。她干脆果断地使出了窦氏三板斧。
窦太后的第一板斧：取而证之。
枪打出头鸟。窦太后毕竟经历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是老江湖了，她既然举起了手中的“屠龙刀”，但却没有马上挥出来，就是要继续等待挥刀的最佳时机。当然，这个等，不是白等、干等，而是主动出击地等。
她派出了一个由自己的亲信组成的“调查团”，暗中调查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二人的罪证。
先搜集罪证，再挥出“屠龙刀”对其进行最后一击，这是窦太后的看家本领，也是制胜法宝。远的不说，先前对付逼死自己宝贝孙子刘荣的郅都就使的这一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可惜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被汉武帝强大的光环所笼罩，被革命的强大力量所感染，被自己超强的自信所迷惑，认为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所以轻视了窦太后的绝地反击。
窦太后是啥人物，轻视了窦太后，后果很严重。果然，很快，窦太后的“调查团”就不负厚望，搜集到了赵绾和王臧的罪证。窦太后为他们二人各精心挑选了五条罪状，组成了“罪十条”，然后打包一起交给了汉武帝。
窦太后的第二板斧：分而惩之。
汉武帝接到窦太后送来的大礼包时就知道事情坏了，他当然是想为赵王两人开脱罪名，但人证、物证俱在，而且还有窦太后的监督，他只好听命立案，把赵王两人的事移交给司法部门去调查处理。
赵绾和王臧就这样入狱了。司法部门的人忙碌开来，正准备大刀阔斧进行审讯时，窦太后没有犹豫，不再迟疑，终于挥出了手中的“屠龙刀”，给司法部门的最高长官下达了死命令：把赵王两人给我往死里整。
接下来，赵王两人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面对的是生不如死的严刑逼供。
痛不欲生的结果是死路一条，忍辱负重的结果可能还是死路一条。与其这样将痛苦坚持到底，不如一了百了。想通了这一点，赵绾和王臧选择了自杀。
然而，赵绾和王臧不会料到，他们虽然以死明志，但并没有达到舍生取义的效果。他们死了，窦太后的气焰更嚣张了，她给他们盖棺论定：畏罪自杀。
汉武帝此时爱莫能助，只能唏嘘长叹。
窦太后此时怒气未消，还要继续屠龙。
接下来，轮到窦婴和田蚡遭殃了。考虑到窦田两人毕竟是“外戚”的内部人员，窦太后放下了手中的“屠龙刀”，使用了“温柔一剑”。这一剑挥出，硬生生地削掉了窦田两人的官帽。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能保全窦田两人一命，窦太后已是格外开恩了。
一手打造的“四大天王”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汉武帝除了感到寒意侵骨、痛心疾首，更多是无奈和无助。当然，窦太后的屠龙刀和温柔剑也让汉武帝清醒了过来，他知道此时自己羽翼未丰，现在和窦太后直接斗力，不但胜算不足一成，弄不好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对此，他做出了亡羊补牢之举，把用“驷马安车”请来的申公送回去了。申公也是个聪明人，眼见风头不对，留在朝中多半是死路一条，要谋生眼下只有“走”这一条路。于是，他及时打了辞职报告，汉武帝顺水推舟，准奏，申公一刻也不敢停留，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窦太后原本是想再拿他开涮的，此时见他归隐了，鞭长莫及，也就不再追究了。
窦太后的第三板斧：取而代之。
窦太后成功拿掉了汉武帝精心打造的“四大天王”后，马上启用自己的人担任朝中最重要的丞相、御史大夫等重职，把汉武帝好不容易洗好的牌又洗了一遍。
新上任的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是朝中元老级人物。两人虽然在朝中属于无功绩、无德、无能的“三无”人员，但因为他们都信奉黄老学说，且是拥后派的重量级人物，所以被委以重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新上任的郎中令石建和内史石庆还是弱冠之年，属于后起之秀，他们又是何许人物？为什么能从默默无闻一下子位列朝中四甲之列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石建和石庆都有一个好爸爸——万石君石奋。
万石君石奋是河内郡人。他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人物，十五岁时就跟随汉高祖刘邦，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楚汉争霸。他做得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其秀色可餐的姐姐推荐给了刘邦，同时自己也走上了仕途，被封为“中涓”。他的家人都被接到长安享受贵族待遇。到汉文帝时，他先是被封为太中大夫，随后又被封为太子太傅。汉景帝刘启继位后，他被提为九卿之位，后来又被升为诸侯国的相国。
石奋之所以能在仕途中青云直上，除了依靠裙带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处世得宜。石奋虽不善言谈，但却敏于行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十二个字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
在石奋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家人，甚至仆人待人接物都非常恭敬，特别谨慎。如此一来，万石君一家因孝顺谨慎闻名于各郡县和各诸侯国，即使齐鲁二地品行朴实的儒生们，也都认为自己不如他们。
也正是因为这样，石奋的长子石建、二子石甲、三子石乙、四子石庆，都因为品行善良，孝敬父母，办事严谨，做官做到了二千石。对此，汉景帝有话要说了，他发出感叹：“石君和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官员，加起来等于一万石了，作为臣子的尊贵荣宠竟然集中在他一家啊！”为了表达对石奋的崇高敬意，他尊称石奋为万石君，从此，万石君这个称号便传播开来。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窦太后之所以向石家投去橄榄枝，就是看中了石家的“名人效应”。石家谦卑，礼让有加，门风极好，重用石家，对稳定政局显然有好处。
但是，考虑到万石君石奋此时年事已高，窦太后便从他的四个儿子中选了石建和石庆两人分别担任郎中令和内史，从而打造了自己的一副新牌。
姜还是老的辣，窦太后用实际行动给年轻的汉武帝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