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大胆的旅行途中，他们还需停留其他地方以获取食物，因为印度洋上的珊瑚环礁星罗棋布，像是深紫红色海洋中点缀着簇簇绿草。大多数岛屿从未有人居住，只有动物在其间活动。乌龟拖着笨重的龟壳爬到岸上繁殖，巨龟也缓慢地爬过大树底下的灌木丛。从未遭受猎杀、色彩明艳的鸟类也被人们捕食。
因为具备丰富的跨洋冒险经验，佤克佤克人拥有独特的优势。他们从孩童时期起就是岛民、海员，在海上航行时的需求也不多。类似的前往未知海域的长途航行，使得许多太平洋岛屿开始有人居住。船只装载着成筐的大米、用香蕉叶包裹的干果、盛装饮用水的动物皮、钓鱼用的矛和鱼线，以及预备在途中宰杀的活鸡。在这样的航行过程中，大米是重要的生存物资，因为它们不会腐烂。如果食物被吃完了，人们会咀嚼芬芳的叶子来抵挡饥饿的折磨。有多少移民死于途中则难以估计。
第一批印度尼西亚人在出发进行跨越印度洋的航行时，缺少书面语言，因此没有关于他们为什么，以及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开始他们伟大航行的记录。他们似乎讲一种现今在印度尼西亚已被遗忘许久的古爪哇语，这种语言与苏门答腊岛北部的巴塔克人的语言相似。马达加斯加岛的一些宗教仪式还保有印度教的痕迹，这就说明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仍有一些从印度尼西亚敌对国家间的战争中逃亡出来的群落，迁徙到马达加斯加岛。
大概在公元1000年之后，一些印度尼西亚人（后来在马达加斯加岛定居），可能是因为发现和他们有相同起源的人在一个新的岛屿生存下来并且过着安宁的生活，而产生了前往那里的想法。这些信息可能来自有“知识大宝库”之称的中国。他们可能参考了唐代（公元618—907年）对印度洋西侧很多地方的相关记录：公元863年，学者段成式就能够描述索马里人。他说，他们是长期争斗的牧民，以血液和牛奶为食，“从牛的血管里抽取新鲜血液”。这是对那时候定居在索马里内陆的盖拉人（galla，或称奥罗莫人﹝oromo﹞）习性的准确描述。段成式接着说道，“那儿的女性气色明亮、举止得体”；非洲人毫不犹豫地“将他们自己国家的乡下人抓起来，以高过他们家乡很多倍的价格卖给外国人”。出生于西班牙的历史学家伊本·赛义德知道马达加斯加岛，他在13世纪曾效力于蒙古王公旭烈兀汗。他曾被人告知，被中国人驱逐出柬埔寨的一部分高棉人，成功找到了前往马达加斯加岛的航路。
但是远方的中国人所了解的信息，可能只是几个世纪以来印度尼西亚人航行去过的那些国家可知信息的一小部分。在印度，人们一定知道马达加斯加岛的存在（它被阿拉伯人称作“al-qumr”）。印度商人直接与非洲内陆进行贸易，在津巴布韦村庄的遗址中还能找到他们用来交易的玻璃珠，有些村庄残迹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公元500年。大象可以被驯化，用于劳动和战争，只为取得象牙而杀死私人饲养的大象的代价太大。因而，大概就是在那个时期，象牙成批流入印度。非洲象牙更大、更柔和，更适于雕刻，因此就这一点而言，非洲象牙比印度象牙更令人满意。象群如此庞大，以至于实际上它们在海岸边就可以被捕获。
马达加斯加岛的佤克佤克人在非洲内陆的象牙和黄金贸易做得很好，可与阿拉伯贸易商一争高下。人们通过深挖的壕沟和通道可以抵达金脉。通过在下面点火，地表岩石被加热，之后再往岩石上浇冷水，岩石表面就裂开了。由于孩子们在矿井的狭窄空间中更容易穿行，成筐的矿石就由他们带到地表。到达地面的岩石被清洗，便于提炼。
然而，非洲人自己对黄金不那么在意。细致的金粉被倒进豪猪毛的空心管中，以确保它们在到达海岸之前被妥善保管。随着与外部世界的接触越来越多，非洲的统治者们控制了与印度的贸易，他们把金粉和象牙交给等候的商人们，并将换来的回报——印度布料和玻璃珠——分发给他们的臣民。
东非地区的其他商人不喜欢佤克佤克人。阿拉伯人虽然憎恨他们的海盗行径，但是尊重他们的航海技术。这些来自印度尼西亚的竞争对手则因为有成员“长得像突厥人”而声誉良好。他们可能是从中国周边的国家雇佣来的，或者是被驱逐出柬埔寨的高棉人。
公元945年，一支佤克佤克人的船队出现在东非海岸，围攻了奔巴岛上的甘巴鲁城（thetownofqanbalu）。在新来者的战争目的明确之前，甘巴鲁城的居民们就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的回答很坦白：他们是来索取“象牙、龟甲、豹皮和龙涎香”的，这些是他们的家乡和中国所需的贸易物。除此之外，他们还想抓捕辛吉人，“因为辛吉人强壮，可以充当奴隶”。为了达成目标，他们对非洲海岸边的城镇和村庄大肆劫掠。但是甘巴鲁城被重重加固，所以他们的征服不那么成功，最终他们被击退，乘船离开了。
从本质上讲，印度尼西亚人和阿拉伯人对待非洲内陆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掠夺。佤克佤克人购买奴隶，并将他们带回马达加斯加岛，以便照看他们驯养的动物和在他们的梯田（与远在东方的菲律宾的梯田模式类似）中充当劳力。
然而，一段时间之后，佤克佤克人的影响被证明在很多方面是有益的。他们从亚洲带来的农作物包括大米、香蕉、甘薯、甘蔗、面包果、杧果、小扁豆和香料。当这些农作物从马达加斯加岛西侧佤克佤克人早期定居点的对岸赞比西河河口三角洲开始，从一个社群向另一个社群传播，直到深入非洲内陆，它们丰富了非洲人的生活。这些新的农作物可能通过一些重建的路线进入非洲：从靠近赞比西河河口的地方一路向北，抵达赤道的巨大带状线路，被戏称为“香蕉走廊”。香蕉最终成为乌干达的日常主食，那里的人们对印度洋或者这种新食物的起源一无所知。
佤克佤克人的影响在诸如木琴等非洲乐器，以及钓鱼和耕作方法等方面都可以找到踪迹。一种在马达加斯加岛用来打开椰子的锉刀和一种双阀风箱都毫无疑问是源于印度尼西亚的。
尽管佤克佤克人带到非洲的大部分东西是新奇的，但是他们对于自身的过去则显得有点漠然。几代人过去了，关于他们来源的真相渐渐融合到神话里，而且他们越来越远离印度尼西亚的文化，只剩下语言和对于死亡与丧葬风俗的执着。其中一项风俗是在人死后7年，将尸体挖出来，由队伍抬着穿过社区，这种仪式被称作“死者归来”。随着马达加斯加岛海岸地带的人口中非洲人越来越多，佤克佤克人遂向这个大岛的山区内陆迁移。与其他地方的移民一样，他们放弃了一项他们已不再需要的技术，那便是穿越外海的能力。尽管他们仍保留将统治者安葬于银制独木舟的习俗，但是他们再也不能回到家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