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吉有可以航行的海域，却没有用来航行的船只。从阿曼来的船只在辛吉登陆，其他前往印度尼西亚的船只也在辛吉靠岸……印度尼西亚的居民乘着大船、小船在辛吉上岸，他们用自己的商品和对方进行交易，因为他们理解彼此的语言。
——伊德里西（1100—1165年）《云游者的娱乐》（citeabookofentertainmentforonedesiroustogoroundtheworld/cite）
与移民到马达加斯加就忘掉故土的印度尼西亚人不同，在东非海岸定居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总是回想中东的伟大城市。他们确实是在回望那些城市，在清真寺里朝着麦加的方向膜拜，倾听诵读《古兰经》的伊玛目的布道，维持他们的信仰。借着冬季季风，单桅帆船向南航行到非洲，带来维系他们与伊斯兰世界文化联系的货物。
公元750年或者更早一些，最早的一批定居者基本上是按照非洲人的方式居住的：住在用木栅栏围成的区域里。这些地方太遥远，以致都请不到能按照阿拉伯方式用石头建造房屋的工匠。第一批清真寺遗址的地上有木制插杆孔洞的痕迹，并且它们呈现出一个奇怪的错误：这些排列整齐的孔洞并没有像先知规定的那样直指麦加方向。这个现象表明，这群新来者只是商人，他们无法正确“阅读”天象，而他们寻找精确方位的唯一方法就来源于星空。
这些新来的阿拉伯人采取的合理的第一步，仅仅是将他们自己安置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非洲渔村里。这个渔村靠近海湾，船只能够在涨潮时安全爬升，以方便装货和卸货。在这种不受统治的无名之地，生活是残酷无情的。这种地方总是存在海上入侵者发动突然袭击的危险，而且这种情况下根本无处求援，当然也有来自营地内部的威胁。在遥远南方科摩罗群岛上的一个定居点建在悬崖峭壁上，这是出于对附近马达加斯加岛上佤克佤克人的恐惧。
不仅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免受想在这些岛上定居的其他竞争者的侵扰，也是为了与大陆的非洲人保持安全距离。早期的几个群体选择在距离大陆超出一天航程的岛屿定居，例如桑给巴尔岛、奔巴岛和马菲亚岛，它们都足够大，能够在战争时期使他们自给自足。用来在珊瑚礁之间钓鱼的非洲独木舟无法到达这样的岛屿以找回俘虏，这些岛屿也不存在新获得的奴隶试图游回海岸的可能。
在这些岛上很安全，阿拉伯人从未想过去非洲大陆冒险。他们只是等待来自非洲大陆的商品运过来。他们背后的非洲大陆仿佛是一位徘徊不去的富有敌意的“巨人”，没有人愿意去挑战他。被纳作妻妾的当地妇女和在花园里工作的奴隶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阿拉伯人并没有在非洲大陆传播信仰的意图，那里的人还是卡菲尔（kafir，意为异教徒）。
几代人之后，定居点变得更加繁荣安定。他们修建了更大的清真寺，尽管还是用木质材料，但是这时它们都真正朝向麦加的方向了。每当波斯湾和红海方向有船只驶入视野，就意味着定居者可以用物物交换的方式换取许多奢侈品。到公元9世纪，他们就能用中国花卉图案的盘子、东方粗陶器以及不透明的白瓷盛装食物。这些前哨站可以利用延伸至各地的贸易路线，穿过像尸罗夫这样的城市，到达中国唐朝的大海港。
定居者也拥有来自波斯的陶器和高脚玻璃杯、装着玫瑰油的小玻璃瓶、许多家用装饰品，以及黄铜油灯。他们用玳瑁壳做成梳子，将化妆品盛放在精雕细刻的铜碗里。他们将水存在高高的瓦罐里，这些瓦罐最初是用来盛装油和葡萄酒的，以便从波斯湾将它们运送过来。
用来交换这些远道而来的奢侈品的不仅有黄金、象牙和奴隶，还有用在马鞍上的豹皮、制药用的犀牛角，以及具有浮力的浅蓝色龙涎香——它们贵重的程度可与黄金相提并论——它们是由风和洋流推送到沙滩上的。龙涎香被用来“调制”香水，也可以融入灯油散发香气，10世纪的一位诗人写道：“加了龙涎香的镀金灯盏，像珍珠一样闪耀光彩。”
中国人尤其把这种神秘的物质视若珍宝，除了其他功效之外，中国人还夸大了它作为春药的功效，他们将它命名为“龙的唾液”，但是不确切了解龙涎香从何而来。（辛吉人称它为“海洋之宝”。）事实上，它是固化的液体排泄物，有时像鸵鸟蛋一般大，是当时在印度洋数量繁多的抹香鲸从胃里排出体外的物质。
当穆斯林的这些拓殖先锋变得更加富有时，他们开始用从波斯带过来作为压舱物的珊瑚石和砖块建造房屋。他们在房屋周边种植了柑橘、柠檬和蔬菜，饲养了绵羊、山羊，甚至骆驼。
海洋本身就是现成的食物供应者，然而沿着东非海岸一些物种逐渐被捕杀殆尽。早期受害者之一是儒艮，它们是一种大型的无害哺乳动物，以海生植物为食。人们经常能看到它们躺在珊瑚礁上晒太阳，从远处看，就像人一样，所以它成为阿拉伯许多有关美人鱼的传说的来源。到公元1000年，儒艮在印度洋西侧海域永远地销声匿迹了。
遭到这些新来者毒手的其他海洋生物有巨型陆龟和海龟，它们因为拥有珍贵的龟甲而被人捕杀。根据穆斯林的法律，吃乌龟是被禁止的，而且这不仅是被穆斯林遵守的教条，为他们工作的黑人奴隶同样也有不吃乌龟的说法。但是从古代废弃物堆里找到的证据表明，在一些早期定居点，人们还是很喜欢吃乌龟的。在更南边的科摩罗群岛，人们乐于品尝狐猴，而对于虔诚的穆斯林，吃狐猴是被严令禁止的，因为这些生活在树上的动物有像猴子一样的身体。
这可能表明东非海岸的一些早期定居者是阿拉伯世界的逃亡者或者放逐者。遥远的非洲海岸超出了他们敌人的控制范围，他们与世隔绝，也许因此可以无视一些不方便的宗教规定。但是这还是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关于这些移居到辛吉的阿拉伯人的身份的传说彼此矛盾。
有一个故事家喻户晓，讲的是早期有一位哈里发，名叫阿卜杜勒·麦利克（abdal-malik），他下令阿曼所有的独立酋长都应该被废黜。这种命令很严苛，因为早在公元630年，穆罕默德还活着的时候，阿曼就接受了伊斯兰教。正因为如此，苏莱曼和赛义德两兄弟组织了阿曼人的抵抗运动，以4万人击退了一次陆上进攻和一次海上进攻。但是最后，敌人派出了5000名骑兵，兄弟俩再也无法率军抵抗下去了。他们决定带着家人和追随者逃往非洲。据说逃亡的时间就是在公元700年前后。
伊斯兰教扩张的其他事件可能也激发了向东非的移民，其中最重要的，要数发生在公元750年被称作“屠夫”的哈里发阿布·阿拔斯推翻了倭马亚王朝的事件。阿拔斯击败并且处决了倭马亚王朝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然后组织了一场抚慰宴会，以款待之前政权的显要人物。客人们到来后，坐下来准备开始用餐，但是在正式用餐前被杀死了。阿拔斯和他的追随者扔了一条地毯，盖在尸体上，然后坐在上面享用丰盛的食物。因此，后倭马亚王朝（在西班牙重新建立国家）的支持者渴望远离阿拔斯，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宽广的印度洋可能就是比较合适的距离。
一些新来者冒险进入更南边的未知海域。奇布恩（thechibuenesettlement）是从索法拉朝好望角方向，经过几日航行可以到达的一个定居点。那里的商人沿着林波波河和萨比河，到非洲内陆进行贸易。在奇布恩，人们发现了一座公元8世纪的伊斯兰墓葬遗址，而这个遗址所在的城镇甚至可能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就已存在。
当后来的群体到达辛吉的时候，他们的领导者很快就主张相互独立。每个领袖都骄傲地自称苏丹，有些领袖还称自己是他们各自社群的祖先，不管是真实还是象征意义上的。例如一位在公元930年离开巴士拉前往阿拉伯半岛的著名商人，他叫艾哈迈德·本·伊萨。更重要的是，这些新统治者都是圣族后裔，这意味着他们自称是先知的后人。11世纪末，他们到达东非，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拥有用珊瑚石建造的清真寺和宫殿的新城镇，在近海岛屿或者大陆要地建立起来。很快，这些城镇开始就清真寺和宫殿的规模，以及建筑的优雅程度相互竞争起来。